清末政坛满人三才子中的翘楚端方为何会命丧巴蜀之地？

要不是朝廷的—纸任令，赋闲在家的端方绝不至于在龙荒蛮甸的巴蜀之地送了命。在清末的政坛，有所谓旗人三才子：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端方无疑是三人中的翘楚，才华和政绩都远高于前两位。慈禧太后在位的时候，端方很受赏识。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本应由两江总督魏光焘处理。因为苏报馆在上海，章炳麟、邹容等“主犯”也都在上海活动。当时的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慈禧却舍近求远，全权授予端方处理该案件，而端方当时是湖广总督，身在湖北。慈禧太后对他的信赖可见一斑。

清末郑孝胥臧否时人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对端方的评价也很高。

慈禧去世后，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总办，负责慈禧葬礼的一切事宜。这位喜爱新事物的开明官员，安排了多名摄影师在出殡的路上拍照。慈禧一生，荣辱难断，留待后人评说。她走后，留下的是积贫积弱的清帝国，她的葬礼却极尽奢华，仅仅抬棺材的杠夫就多达千人，送葬队伍更是浩荡。端方安排的摄影师在人群中穿梭，正忙于拍摄，却莫名其妙地被官兵抓了起来。

弹劾端方的奏折很快就递到了摄政王载沣面前。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率先发难，紧随其后的参劾者络绎不绝。他们纷纷说，端方在陵寝内架设电线，破坏了风水，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拍照更是摄走了皇室的魂魄。

当时的端方是清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任不过数月，这—职位曾是陆军部尚书铁良梦寐以求的肥缺。对于纷至杳来的弹劾，他并没有放在心上。1909年，他48岁，可谓年富力强，正意气风发地打算在帝国内部推行酝酿已久的政治变革计划，他怎么也想不到，摄政王真的听信了哪些无稽之谈。只凭—道冷冷的上谕，他就被革职，新政鼎革之梦也瞬时化为乌有。

此时的摄政王载沣比端方更年轻，年仅26岁。载沣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惩办汉臣袁世凯。后者是北洋新军的缔造者，这支新建陆军诞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后的天津小站。至1905年，北洋六镇新军已经编练完成，每镇12500余人。这是一支军纪严明、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是捍卫帝国安全的绝对主力。自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帝国海军在黄海悲壮沉没之后，北洋新军的崛起再次让帝国的统治者们感到了一丝宽慰。

北洋新军给袁世凯奠定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也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慈禧死后，袁世凯失去了最牢靠的保护伞，执掌帝国政权的满族新贵们无不对袁世凯虎视耽耽。敏感的袁世凯自觉交出了四镇的兵权，由兵部大臣管辖。即便如此，他还是逃不脱被开缺回籍的政治命运。端方去职的真正原因，与当政的少年亲贵剪除袁世凯势力、巩固皇权不无关系。端方素与袁世凯交好，两人的政见多有合拍之处，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他们俩还是儿女亲家，端方的女儿陶雍就嫁给了袁世凯的爱子袁克权。

端方与袁世凯均为立宪的积极推动者。1905年9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前往西方各国考察宪政。在京城正阳门火车站，激进的革命党人吴樾制造了爆炸攻击。侥幸逃命的端方不但没有因此心生畏惧，反而给上海的报界发去—封电函，声称：革命党人反对宪政，也从反面证明，朝廷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朝廷一旦立宪，支持朝廷的人就多了，支持革命的入自然就少了，这正是革命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同年12月，端方率领40余人的宪政考察团，低调地在正阳门火车站上车，火车行至秦皇岛，转乘“海沂”号轮船抵达上海，然后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巨轮前往日本。考察团于翌年1月5日登上了美国的海岸，之后奔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等。每到一国，考察宪政制度，参观议院、政府机关、学校、警局、监狱、银行、邮局、工厂等，博物馆、戏剧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也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所到之处，必垂问周详，记录在案，尽可能多地收集宪政资料、法律制度等。7月，考察团回国，带回了数百种书籍资料。

端方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三次召见，详细询问考察情况。随后，端方向清廷呈递八份奏折，就宪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他写道：“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身为清廷命官，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还与另一位考察大臣戴鸿慈合辑《列国政要》《欧美政治要义》近三百卷，奠定了预备立宪的基础。两宫在端方及其他考察人员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转变，意识到富强中国，唯有立宪，别无他途，宪政之路终于延伸到了清廷的政治高层中。

辛亥年，闲居在家的端方倒也过得滋润，在北京西山的归来庵中，他与知交故友诗酒唱和，收集金石字画，自娱自乐。他还撰写了数十卷(册)关于金石书画的著作，闲情逸致可见一斑，似乎再无心于政坛了。

然而，时代风云变幻，粗暴地裹挟着个人的命运。辛亥年五月，南方的铁路风潮愈演愈烈，情势危急之际，摄政王想到了被他开缺回籍的端方。少年亲贵们平日里想着把权力集中到皇室，真遇到了危机，还是不得不起用能成事的能臣。端方是这样，袁世凯也是这样。后者在武昌起义后被清廷寄予挽大厦之将倾的厚望。

此时的端方，被朝廷授予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南下平息越演越烈的保路风潮。接到任令的端方岂敢违抗帝国的意志？遂于七月带着胞弟端锦离开京城，去了武昌。

1911年1月，官办商人盛宣怀当上了邮传部尚书，重掌铁路大政。5月初，他还以邮传大臣的身份进入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皇族内阁”，成为仅有的四位汉臣中的一位。盛宣怀一向主张铁路宫办，上任不久，他就向载沣奏请铁路收归国有。他的理由是：中国的民间资本薄弱，而铁路建设耗资过巨，如果不举外债，就难以筹足资金，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主干线由官府借外资修筑，零星的支线可以交由商办，这样才能最快捷地达成筑路的目的。他还强调，只要官府在举外债的时候，严格限定外资的权力，让外国入得到投资的利益，而得不到筑路、用人的权力，就不用担心路权会有所损害。

盛宣怀的分析不无道理，而且，在商办铁路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确实弊端百出。首先，资金的筹措如龟速一般，筑路效率极其低下；其次，各省各自为政，铁路线没有全盘规划，自筑门前路，断路难以衔接为通途。

出于上述原因，载沣采纳了盛宣怀的建议，一纸上谕，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全部收归国有。上谕传来，民间就炸开了锅，舆论大哗。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反弹最为强烈，多地爆发了集会、请愿活动。端方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载沣搬了出来，他的命运自此改变。

端方到了武昌，还没歇过气来，四川的保路运动就闹得不可开交了。以会党为基础的保路同志会遍布四川各地，奔走串联，零星的暴动已经开始发生，处处风声鹤唳。清廷急命端方入川查办，端方知道此去凶险，所以向朝廷奏请，准许他带兵入川。获得准奏后，他率领湖北新军第十六协第三十一、二十二两标，乘坐“楚豫”号江轮溯流而上。就在端方入川的前四天，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聚集在总督署门前的请愿民众开枪，激起了多地烽火。端方一行在宜昌上岸时，遭遇炸弹袭击，随从护卫七人被炸死，端方性命无虞，却受了惊吓，心生退意，无奈朝廷催逼，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已是一片烽烟的巴蜀大地前行。

11月18日，端方一行抵达资州(今四川资中)。一个多月前，武昌起义爆发，端方所带的两标新军，正是武昌城内的兄弟部队，潜伏其中的革命党人也不少。虽然端方严守武昌方面的消息，但毕竟纸包不住火。起义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就捏不住手里的新军了。他想过逃跑，但人生地不熟，而且遍地狼烟，他这个朝廷命官，走到哪里都有动静，好像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之中，他就被新军抓了起来，与端方一起被抓的还有他的胞弟端锦。抓他们的是军官刘恰风。端方看到新军们都剪了辫子，心里“咯瞪”一下，知道性命难保了。他和胞弟被摁在四脚板凳上。端方对士兵说，他的先辈本是汉人，姓陶。他还说，他从自流井盐商那里借的银子马上就会运到，银子可以由士兵全部拿走，但请放了他。士兵们不说话，闷声挥刀，砍了好几下，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