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壇滿人三才子中的翹楚端方爲何會命喪巴蜀之地？

要不是朝廷的—紙任令，賦閒在家的端方絕不至於在龍荒蠻甸的巴蜀之地送了命。在清末的政壇，有所謂旗人三才子：大榮(榮慶)、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端方無疑是三人中的翹楚，才華和政績都遠高於前兩位。慈禧太后在位的時候，端方很受賞識。1903年發生的“蘇報案”，本應由兩江總督魏光燾處理。因爲蘇報館在上海，章炳麟、鄒容等“主犯”也都在上海活動。當時的上海屬於兩江總督管轄，慈禧卻捨近求遠，全權授予端方處理該案件，而端方當時是湖廣總督，身在湖北。慈禧太后對他的信賴可見一斑。

清末鄭孝胥臧否時人說：“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對端方的評價也很高。

慈禧去世後，端方被任命爲“山陵大差”總辦，負責慈禧葬禮的一切事宜。這位喜愛新事物的開明官員，安排了多名攝影師在出殯的路上拍照。慈禧一生，榮辱難斷，留待後人評說。她走後，留下的是積貧積弱的清帝國，她的葬禮卻極盡奢華，僅僅抬棺材的槓夫就多達千人，送葬隊伍更是浩蕩。端方安排的攝影師在人羣中穿梭，正忙於拍攝，卻莫名其妙地被官兵抓了起來。

彈劾端方的奏摺很快就遞到了攝政王載灃面前。李鴻章之孫李國傑率先發難，緊隨其後的參劾者絡繹不絕。他們紛紛說，端方在陵寢內架設電線，破壞了風水，在慈禧太后的葬禮上拍照更是攝走了皇室的魂魄。

當時的端方是清帝國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上任不過數月，這—職位曾是陸軍部尚書鐵良夢寐以求的肥缺。對於紛至杳來的彈劾，他並沒有放在心上。1909年，他48歲，可謂年富力強，正意氣風發地打算在帝國內部推行醞釀已久的政治變革計劃，他怎麼也想不到，攝政王真的聽信了哪些無稽之談。只憑—道冷冷的上諭，他就被革職，新政鼎革之夢也瞬時化爲烏有。

此時的攝政王載灃比端方更年輕，年僅26歲。載灃掌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懲辦漢臣袁世凱。後者是北洋新軍的締造者，這支新建陸軍誕生於中日甲午之戰後的天津小站。至1905年，北洋六鎮新軍已經編練完成，每鎮12500餘人。這是一支軍紀嚴明、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是捍衛帝國安全的絕對主力。自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帝國海軍在黃海悲壯沉沒之後，北洋新軍的崛起再次讓帝國的統治者們感到了一絲寬慰。

北洋新軍給袁世凱奠定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也可能給他帶來殺身之禍。慈禧死後，袁世凱失去了最牢靠的保護傘，執掌帝國政權的滿族新貴們無不對袁世凱虎視耽耽。敏感的袁世凱自覺交出了四鎮的兵權，由兵部大臣管轄。即便如此，他還是逃不脫被開缺回籍的政治命運。端方去職的真正原因，與當政的少年親貴剪除袁世凱勢力、鞏固皇權不無關係。端方素與袁世凱交好，兩人的政見多有合拍之處，都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他們倆還是兒女親家，端方的女兒陶雍就嫁給了袁世凱的愛子袁克權。

端方與袁世凱均爲立憲的積極推動者。1905年9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前往西方各國考察憲政。在京城正陽門火車站，激進的革命黨人吳樾製造了爆炸攻擊。僥倖逃命的端方不但沒有因此心生畏懼，反而給上海的報界發去—封電函，聲稱：革命黨人反對憲政，也從反面證明，朝廷實行憲政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這話說得不無道理，朝廷一旦立憲，支持朝廷的人就多了，支持革命的入自然就少了，這正是革命黨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同年12月，端方率領40餘人的憲政考察團，低調地在正陽門火車站上車，火車行至秦皇島，轉乘“海沂”號輪船抵達上海，然後搭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西伯利亞”號巨輪前往日本。考察團於翌年1月5日登上了美國的海岸，之後奔赴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俄國、意大利、丹麥、瑞典、挪威、荷蘭等。每到一國，考察憲政制度，參觀議院、政府機關、學校、警局、監獄、銀行、郵局、工廠等，博物館、戲劇院、浴池、教會、動植物園等也在他們的考察範圍之內。所到之處，必垂問周詳，記錄在案，儘可能多地收集憲政資料、法律制度等。7月，考察團回國，帶回了數百種書籍資料。

端方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三次召見，詳細詢問考察情況。隨後，端方向清廷呈遞八份奏摺，就憲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在《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中，他寫道：“專制政體不改，立憲政體不成，則富強之效將永無所望。”身爲清廷命官，說出這樣的話是很不容易的。他還與另一位考察大臣戴鴻慈合輯《列國政要》《歐美政治要義》近三百卷，奠定了預備立憲的基礎。兩宮在端方及其他考察人員的影響下，思想發生了轉變，意識到富強中國，唯有立憲，別無他途，憲政之路終於延伸到了清廷的政治高層中。

辛亥年，閒居在家的端方倒也過得滋潤，在北京西山的歸來庵中，他與知交故友詩酒唱和，收集金石字畫，自娛自樂。他還撰寫了數十卷(冊)關於金石書畫的著作，閒情逸致可見一斑，似乎再無心於政壇了。

然而，時代風雲變幻，粗暴地裹挾着個人的命運。辛亥年五月，南方的鐵路風潮愈演愈烈，情勢危急之際，攝政王想到了被他開缺回籍的端方。少年親貴們平日裏想着把權力集中到皇室，真遇到了危機，還是不得不起用能成事的能臣。端方是這樣，袁世凱也是這樣。後者在武昌起義後被清廷寄予挽大廈之將傾的厚望。

此時的端方，被朝廷授予候補侍郎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南下平息越演越烈的保路風潮。接到任令的端方豈敢違抗帝國的意志？遂於七月帶着胞弟端錦離開京城，去了武昌。

1911年1月，官辦商人盛宣懷當上了郵傳部尚書，重掌鐵路大政。5月初，他還以郵傳大臣的身份進入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皇族內閣”，成爲僅有的四位漢臣中的一位。盛宣懷一向主張鐵路宮辦，上任不久，他就向載灃奏請鐵路收歸國有。他的理由是：中國的民間資本薄弱，而鐵路建設耗資過巨，如果不舉外債，就難以籌足資金，將築路權收歸國有，主幹線由官府借外資修築，零星的支線可以交由商辦，這樣才能最快捷地達成築路的目的。他還強調，只要官府在舉外債的時候，嚴格限定外資的權力，讓外國入得到投資的利益，而得不到築路、用人的權力，就不用擔心路權會有所損害。

盛宣懷的分析不無道理，而且，在商辦鐵路的實際運作過程中，確實弊端百出。首先，資金的籌措如龜速一般，築路效率極其低下；其次，各省各自爲政，鐵路線沒有全盤規劃，自築門前路，斷路難以銜接爲通途。

出於上述原因，載灃採納了盛宣懷的建議，一紙上諭，宣佈將全國鐵路幹線全部收歸國有。上諭傳來，民間就炸開了鍋，輿論大譁。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的反彈最爲強烈，多地爆發了集會、請願活動。端方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被載灃搬了出來，他的命運自此改變。

端方到了武昌，還沒歇過氣來，四川的保路運動就鬧得不可開交了。以會黨爲基礎的保路同志會遍佈四川各地，奔走串聯，零星的暴動已經開始發生，處處風聲鶴唳。清廷急命端方入川查辦，端方知道此去兇險，所以向朝廷奏請，准許他帶兵入川。獲得准奏後，他率領湖北新軍第十六協第三十一、二十二兩標，乘坐“楚豫”號江輪溯流而上。就在端方入川的前四天，四川總督趙爾豐下令向聚集在總督署門前的請願民衆開槍，激起了多地烽火。端方一行在宜昌上岸時，遭遇炸彈襲擊，隨從護衛七人被炸死，端方性命無虞，卻受了驚嚇，心生退意，無奈朝廷催逼，他只得硬着頭皮，繼續向已是一片烽煙的巴蜀大地前行。

11月18日，端方一行抵達資州(今四川資中)。一個多月前，武昌起義爆發，端方所帶的兩標新軍，正是武昌城內的兄弟部隊，潛伏其中的革命黨人也不少。雖然端方嚴守武昌方面的消息，但畢竟紙包不住火。起義的消息傳到資州，端方就捏不住手裏的新軍了。他想過逃跑，但人生地不熟，而且遍地狼煙，他這個朝廷命官，走到哪裏都有動靜，好像也不安全。正在猶豫之中，他就被新軍抓了起來，與端方一起被抓的還有他的胞弟端錦。抓他們的是軍官劉恰風。端方看到新軍們都剪了辮子，心裏“咯瞪”一下，知道性命難保了。他和胞弟被摁在四腳板凳上。端方對士兵說，他的先輩本是漢人，姓陶。他還說，他從自流井鹽商那裏借的銀子馬上就會運到，銀子可以由士兵全部拿走，但請放了他。士兵們不說話，悶聲揮刀，砍了好幾下，兩顆血淋淋的人頭滾落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