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朝廷的—紙任令,賦閒在家的端方絕不至於在龍荒蠻甸的巴蜀之地送了命。在清末的政壇,有所謂旗人三才子:大榮(榮慶)、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端方無疑是三人中的翹楚,才華和政績都遠高於前兩位。慈禧太后在位的時候,端方很受賞識。1903年發生的“蘇報案”,本應由兩江總督魏光燾處理。因爲蘇報館在上海,章炳麟、鄒容等“主犯”也都在上海活動。當時的上海屬於兩江總督管轄,慈禧卻捨近求遠,全權授予端方處理該案件,而端方當時是湖廣總督,身在湖北。慈禧太后對他的信賴可見一斑。

清末鄭孝胥臧否時人說:“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對端方的評價也很高。

慈禧去世後,端方被任命爲“山陵大差”總辦,負責慈禧葬禮的一切事宜。這位喜愛新事物的開明官員,安排了多名攝影師在出殯的路上拍照。慈禧一生,榮辱難斷,留待後人評說。她走後,留下的是積貧積弱的清帝國,她的葬禮卻極盡奢華,僅僅抬棺材的槓夫就多達千人,送葬隊伍更是浩蕩。端方安排的攝影師在人羣中穿梭,正忙於拍攝,卻莫名其妙地被官兵抓了起來。

彈劾端方的奏摺很快就遞到了攝政王載灃面前。李鴻章之孫李國傑率先發難,緊隨其後的參劾者絡繹不絕。他們紛紛說,端方在陵寢內架設電線,破壞了風水,在慈禧太后的葬禮上拍照更是攝走了皇室的魂魄。

當時的端方是清帝國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上任不過數月,這—職位曾是陸軍部尚書鐵良夢寐以求的肥缺。對於紛至杳來的彈劾,他並沒有放在心上。1909年,他48歲,可謂年富力強,正意氣風發地打算在帝國內部推行醞釀已久的政治變革計劃,他怎麼也想不到,攝政王真的聽信了哪些無稽之談。只憑—道冷冷的上諭,他就被革職,新政鼎革之夢也瞬時化爲烏有。

此時的攝政王載灃比端方更年輕,年僅26歲。載灃掌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懲辦漢臣袁世凱。後者是北洋新軍的締造者,這支新建陸軍誕生於中日甲午之戰後的天津小站。至1905年,北洋六鎮新軍已經編練完成,每鎮12500餘人。這是一支軍紀嚴明、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是捍衛帝國安全的絕對主力。自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帝國海軍在黃海悲壯沉沒之後,北洋新軍的崛起再次讓帝國的統治者們感到了一絲寬慰。

北洋新軍給袁世凱奠定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也可能給他帶來殺身之禍。慈禧死後,袁世凱失去了最牢靠的保護傘,執掌帝國政權的滿族新貴們無不對袁世凱虎視耽耽。敏感的袁世凱自覺交出了四鎮的兵權,由兵部大臣管轄。即便如此,他還是逃不脫被開缺回籍的政治命運。端方去職的真正原因,與當政的少年親貴剪除袁世凱勢力、鞏固皇權不無關係。端方素與袁世凱交好,兩人的政見多有合拍之處,都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他們倆還是兒女親家,端方的女兒陶雍就嫁給了袁世凱的愛子袁克權。

端方與袁世凱均爲立憲的積極推動者。1905年9月,清廷派遣五大臣前往西方各國考察憲政。在京城正陽門火車站,激進的革命黨人吳樾製造了爆炸攻擊。僥倖逃命的端方不但沒有因此心生畏懼,反而給上海的報界發去—封電函,聲稱:革命黨人反對憲政,也從反面證明,朝廷實行憲政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這話說得不無道理,朝廷一旦立憲,支持朝廷的人就多了,支持革命的入自然就少了,這正是革命黨人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同年12月,端方率領40餘人的憲政考察團,低調地在正陽門火車站上車,火車行至秦皇島,轉乘“海沂”號輪船抵達上海,然後搭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西伯利亞”號巨輪前往日本。考察團於翌年1月5日登上了美國的海岸,之後奔赴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俄國、意大利、丹麥、瑞典、挪威、荷蘭等。每到一國,考察憲政制度,參觀議院、政府機關、學校、警局、監獄、銀行、郵局、工廠等,博物館、戲劇院、浴池、教會、動植物園等也在他們的考察範圍之內。所到之處,必垂問周詳,記錄在案,儘可能多地收集憲政資料、法律制度等。7月,考察團回國,帶回了數百種書籍資料。

端方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三次召見,詳細詢問考察情況。隨後,端方向清廷呈遞八份奏摺,就憲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在《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中,他寫道:“專制政體不改,立憲政體不成,則富強之效將永無所望。”身爲清廷命官,說出這樣的話是很不容易的。他還與另一位考察大臣戴鴻慈合輯《列國政要》《歐美政治要義》近三百卷,奠定了預備立憲的基礎。兩宮在端方及其他考察人員的影響下,思想發生了轉變,意識到富強中國,唯有立憲,別無他途,憲政之路終於延伸到了清廷的政治高層中。

辛亥年,閒居在家的端方倒也過得滋潤,在北京西山的歸來庵中,他與知交故友詩酒唱和,收集金石字畫,自娛自樂。他還撰寫了數十卷(冊)關於金石書畫的著作,閒情逸致可見一斑,似乎再無心於政壇了。

然而,時代風雲變幻,粗暴地裹挾着個人的命運。辛亥年五月,南方的鐵路風潮愈演愈烈,情勢危急之際,攝政王想到了被他開缺回籍的端方。少年親貴們平日裏想着把權力集中到皇室,真遇到了危機,還是不得不起用能成事的能臣。端方是這樣,袁世凱也是這樣。後者在武昌起義後被清廷寄予挽大廈之將傾的厚望。

此時的端方,被朝廷授予候補侍郎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南下平息越演越烈的保路風潮。接到任令的端方豈敢違抗帝國的意志?遂於七月帶着胞弟端錦離開京城,去了武昌。

1911年1月,官辦商人盛宣懷當上了郵傳部尚書,重掌鐵路大政。5月初,他還以郵傳大臣的身份進入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皇族內閣”,成爲僅有的四位漢臣中的一位。盛宣懷一向主張鐵路宮辦,上任不久,他就向載灃奏請鐵路收歸國有。他的理由是:中國的民間資本薄弱,而鐵路建設耗資過巨,如果不舉外債,就難以籌足資金,將築路權收歸國有,主幹線由官府借外資修築,零星的支線可以交由商辦,這樣才能最快捷地達成築路的目的。他還強調,只要官府在舉外債的時候,嚴格限定外資的權力,讓外國入得到投資的利益,而得不到築路、用人的權力,就不用擔心路權會有所損害。

盛宣懷的分析不無道理,而且,在商辦鐵路的實際運作過程中,確實弊端百出。首先,資金的籌措如龜速一般,築路效率極其低下;其次,各省各自爲政,鐵路線沒有全盤規劃,自築門前路,斷路難以銜接爲通途。

出於上述原因,載灃採納了盛宣懷的建議,一紙上諭,宣佈將全國鐵路幹線全部收歸國有。上諭傳來,民間就炸開了鍋,輿論大譁。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的反彈最爲強烈,多地爆發了集會、請願活動。端方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被載灃搬了出來,他的命運自此改變。

端方到了武昌,還沒歇過氣來,四川的保路運動就鬧得不可開交了。以會黨爲基礎的保路同志會遍佈四川各地,奔走串聯,零星的暴動已經開始發生,處處風聲鶴唳。清廷急命端方入川查辦,端方知道此去兇險,所以向朝廷奏請,准許他帶兵入川。獲得准奏後,他率領湖北新軍第十六協第三十一、二十二兩標,乘坐“楚豫”號江輪溯流而上。就在端方入川的前四天,四川總督趙爾豐下令向聚集在總督署門前的請願民衆開槍,激起了多地烽火。端方一行在宜昌上岸時,遭遇炸彈襲擊,隨從護衛七人被炸死,端方性命無虞,卻受了驚嚇,心生退意,無奈朝廷催逼,他只得硬着頭皮,繼續向已是一片烽煙的巴蜀大地前行。

11月18日,端方一行抵達資州(今四川資中)。一個多月前,武昌起義爆發,端方所帶的兩標新軍,正是武昌城內的兄弟部隊,潛伏其中的革命黨人也不少。雖然端方嚴守武昌方面的消息,但畢竟紙包不住火。起義的消息傳到資州,端方就捏不住手裏的新軍了。他想過逃跑,但人生地不熟,而且遍地狼煙,他這個朝廷命官,走到哪裏都有動靜,好像也不安全。正在猶豫之中,他就被新軍抓了起來,與端方一起被抓的還有他的胞弟端錦。抓他們的是軍官劉恰風。端方看到新軍們都剪了辮子,心裏“咯瞪”一下,知道性命難保了。他和胞弟被摁在四腳板凳上。端方對士兵說,他的先輩本是漢人,姓陶。他還說,他從自流井鹽商那裏借的銀子馬上就會運到,銀子可以由士兵全部拿走,但請放了他。士兵們不說話,悶聲揮刀,砍了好幾下,兩顆血淋淋的人頭滾落到了地上。

新軍殺了端方,等於納了投名狀。端氏兄弟的頭顱被裝進了木匣子裏,成了新軍回武昌的通行證,一路暢行無阻。端氏兄弟的身體部分被草草葬在資州的獅子洞。首級被帶至武昌,此時已經身爲革命軍湖北軍政府都督的黎元洪看到了,讓人暫存在武昌洪山寶通禪寺內。後來交給了端方的長子陶遺。

次年,端方的兒女親家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纔將端氏兄弟的身體和首級連接起來,予以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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