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文采飞扬，写得最好的，最吸引人的，是其中带有悲剧性的历史故事。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史记》中感人至深的悲剧性从何而来。

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在分析任何作品前，都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孟子说“知人论世”，了解司马迁的生平，能对我们理解《史记》有所启发。

司马迁的家族有着优秀的修史传统，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司马谈就是优秀的史官，司马迁从小就接受父亲 “世典周史”的思想。父亲的临终遗愿，也是希望司马迁能继承本家族修史的良好传统。实际上，《史记》的撰写，也可以追溯到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最早萌生了写一部纪传体通史的想法，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司马迁35岁，正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于是他接下了父亲的接力棒。

司马迁创作《史记》

肩负起修史使命的司马迁，一向敬佩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因此，《史记》中体现的“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也是他对先秦修史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的个人际遇是大家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仕途的重大转折，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极大打击。

生活中发生不幸，思想上也会相应产生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史记》浓郁悲剧色彩的形成成为必然。在蒙冤入狱，遭受非人对待后，司马迁凭借顽强的毅力，发愤完成《史记》，将贯彻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愿望的《史记》当作自己诸多思绪和情感的寄托。

遭受大难后，司马迁对人生价值、生命存在与消亡，等重大人生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通透。正如鲁迅先生所讲：

（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遭受巨大痛苦的司马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以超凡的毅力继续书写《史记》，完成父亲的嘱托，完成继承前代修史传统的伟大理想。所以在遭受这个重大的人生灾难后，《史记》的书写倾向发生了变化，这一倾向与之前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有着鲜明地反映：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

司马迁将创作《史记》看作是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看作是对过去修史传统的继承，看作是自己存活于世间的目的所在，看作是自己对逝去先人的交代，看作是可以流于后世的凭证。

“成一家之言”是他对自己修史目标的阐明，意为创造出有异于从前各家著名学说的、创新的看法、思想。司马迁做到了，他的主张对后世修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打击后，对《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悲剧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记述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可以更好的表现悲剧人物积极进取、与命运不断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雄气概，成功地塑造悲剧英雄的形象。进而使得《史记》的悲剧性更为突出。这是司马迁个人因素对《史记》创作悲剧性的影响。

此外，西汉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也促成了《史记》悲剧性的形成。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如实地记述历史，这就决定了它不得不充斥着满满的悲剧。因为历史总是在曲折地前进，而前进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充斥着许多沉重的色彩。大到王朝更迭，政权交接，变法改革；小到个人生存，前途发展，实现抱负，都不会太过平顺。

《史记》中的众多英雄人物，都以身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在滚滚而来又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英雄们显得微乎其微。他们的追求，一旦与大势相左突就很难实现，自然而然也会表现出悲剧性。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漫长的历史，经历了不可胜数的变革，然而，变革不会是平静无波的，必然充斥着流血与牺牲，历史也不是快速前进的，而是在众多乱象中艰难地向前。历史由人书写，这就注定了历史的进步必然是悲剧色彩浓郁的。《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之中必定包含强烈的悲剧性。

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的风貌影响和塑造了他的思想，进而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当时的西汉王朝无比强大，在继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治世——“文景之治”。等到汉武执政，国富民强，西汉王朝走向鼎盛。身为作者的司马迁对先秦时代的学术环境、君臣关系等十分向往。但是西汉不是春秋，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思想上的控制更为严重。司马迁的个人理想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就使得他无可奈何地遇到了“李陵事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巨大挫折，也有益处，它成就了司马迁的《史记》，使得他认清现实，使《史记》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文学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