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文采飛揚，寫得最好的，最吸引人的，是其中帶有悲劇性的歷史故事。

咱們今天就來聊聊，《史記》中感人至深的悲劇性從何而來。

作者是作品的創造者。在分析任何作品前，都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孟子說“知人論世”，瞭解司馬遷的生平，能對我們理解《史記》有所啓發。

司馬遷的家族有着優秀的修史傳統，司馬遷從小耳濡目染。父親司馬談就是優秀的史官，司馬遷從小就接受父親 “世典周史”的思想。父親的臨終遺願，也是希望司馬遷能繼承本家族修史的良好傳統。實際上，《史記》的撰寫，也可以追溯到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最早萌生了寫一部紀傳體通史的想法，但沒有完成就去世了。父親去世時，司馬遷35歲，正是想成就一番事業的時候，於是他接下了父親的接力棒。

司馬遷創作《史記》

肩負起修史使命的司馬遷，一向敬佩先秦史官的優良傳統。因此，《史記》中體現的“其言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特點，也是他對先秦修史傳統的繼承。

司馬遷的個人際遇是大家聊得比較多的話題。“李陵事件”是司馬遷仕途的重大轉折，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極大打擊。

生活中發生不幸，思想上也會相應產生變化。這一變化，使得《史記》濃郁悲劇色彩的形成成爲必然。在蒙冤入獄，遭受非人對待後，司馬遷憑藉頑強的毅力，發憤完成《史記》，將貫徹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願望的《史記》當作自己諸多思緒和情感的寄託。

遭受大難後，司馬遷對人生價值、生命存在與消亡，等重大人生問題的看法產生了變化，變得更加通透。正如魯迅先生所講：

（司馬遷）發憤著書，意旨自激……故不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遭受巨大痛苦的司馬遷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而是以超凡的毅力繼續書寫《史記》，完成父親的囑託，完成繼承前代修史傳統的偉大理想。所以在遭受這個重大的人生災難後，《史記》的書寫傾向發生了變化，這一傾向與之前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在他的《報任少卿書》中有着鮮明地反映：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司馬遷將創作《史記》看作是自身人生價值的實現，看作是對過去修史傳統的繼承，看作是自己存活於世間的目的所在，看作是自己對逝去先人的交代，看作是可以流於後世的憑證。

“成一家之言”是他對自己修史目標的闡明，意爲創造出有異於從前各家著名學說的、創新的看法、思想。司馬遷做到了，他的主張對後世修史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司馬遷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受打擊後，對《史記》，尤其是其中的悲劇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記述起來也更加得心應手。可以更好的表現悲劇人物積極進取、與命運不斷抗爭，“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英雄氣概，成功地塑造悲劇英雄的形象。進而使得《史記》的悲劇性更爲突出。這是司馬遷個人因素對《史記》創作悲劇性的影響。

此外，西漢當時的社會歷史風貌也促成了《史記》悲劇性的形成。

作爲一部史書，《史記》如實地記述歷史，這就決定了它不得不充斥着滿滿的悲劇。因爲歷史總是在曲折地前進，而前進過程中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充斥着許多沉重的色彩。大到王朝更迭，政權交接，變法改革；小到個人生存，前途發展，實現抱負，都不會太過平順。

《史記》中的衆多英雄人物，都以身爲個體的人的存在，在滾滾而來又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面前，英雄們顯得微乎其微。他們的追求，一旦與大勢相左突就很難實現，自然而然也會表現出悲劇性。

作爲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的歷史十分悠久，漫長的歷史，經歷了不可勝數的變革，然而，變革不會是平靜無波的，必然充斥着流血與犧牲，歷史也不是快速前進的，而是在衆多亂象中艱難地向前。歷史由人書寫，這就註定了歷史的進步必然是悲劇色彩濃郁的。《史記》作爲一部通史，記載了黃帝至漢武帝時期300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風雲，之中必定包含強烈的悲劇性。

司馬遷所處的西漢王朝的風貌影響和塑造了他的思想，進而對《史記》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司馬遷所處的時代，當時的西漢王朝無比強大，在繼休養生息之後出現了我國古代著名的治世——“文景之治”。等到漢武執政，國富民強，西漢王朝走向鼎盛。身爲作者的司馬遷對先秦時代的學術環境、君臣關係等十分嚮往。但是西漢不是春秋，作爲一個大一統的帝國，高度的中央集權使得思想上的控制更爲嚴重。司馬遷的個人理想與現實是格格不入的，這也就使得他無可奈何地遇到了“李陵事件”。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個巨大挫折，也有益處，它成就了司馬遷的《史記》，使得他認清現實，使《史記》具有了無與倫比的文學和美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