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換和平的檢討書

大唐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本是舉國歡慶，共度佳節的日子。唐德宗李適（742年－805年）卻是在奉天（今陝西乾縣）行宮裏過的年。此時的都城長安同樣是一派喜氣洋洋，不過城裏的主人卻是早先（建中四年十月八日，783年）稱帝的叛軍將領朱泚。在這一天，朱泚把他的大秦國號又改成了漢，年號天皇。

德宗這一年的年號是興元，雖然充滿美好寓意，但他的心情可以說是如鯁在喉，心中的痛只有他一人清楚。沒有熱情洋溢的新年講話，反而是低聲下氣地向全國公開檢討，名爲《罪己大赦詔》。

爲什麼在這一天拋開顏面要進行自我反省呢？

因爲國家四處陷入戰亂，手下的藩鎮節帥開始舞刀弄槍，跟自己秀肌肉，頻頻向中央亮劍！

衆藩如羣狼般在環伺四周，京城失陷，眼看着江山不保！

沉痛的現實面前，李適也沒了脾氣。翰林學士陸贄向他進疏，客觀分析了局勢失控的根本原因，他力諫德宗放下包袱，看清形勢，拿出誠意與衆藩鎮主動溝通。於是，李適不得不主動降低姿態來了個全面自我檢討，藉以此消除民怨，喚起同情，緩和矛盾。

這是一份充滿誠意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同樣出自陸贄之手，全篇兩千多字。節選如下：

“……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

通篇一看，整個詔書全是痛責自己之言，歷數了自己的罪過，把自個兒貶的是一無是處，以示謝罪。其大致意思是：承認自己是久居宮中，不專心治理國家，沒有養成勵精圖治的好習慣，不知道種地的苦，不體恤當兵的累，不通人情，不聽人勸，不會做事。還四處挑起戰爭，浪費錢糧，弄得是民不聊生，而自己是一意孤行，弄得整個國家亂了套，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黎民。其表達的內容可以說是是感情充沛，以情動人。

詔書不僅煽情，還十分講究策略。爲了緩和矛盾，他還承諾：“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同時繼續闡述了自己所要平叛的目標、自罰措施和讓利於民的舉措。先是通過承認並赦免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朱滔等，恢復其爵位，進一步孤立分化朱泚，說“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另一方面又安排參與奉天救駕平叛的將士功臣及家屬，均給以加封、撫卹和賞賜。對老百姓則減免各種稅負。

此後，“赦書日行五百里，佈告遐邇，鹹使聞知“。此詔書的文字真摯動人, 很有感召力，可以說是一詔出手天下安，頒佈之後 “四方人心大悅”，起到了安撫藩鎮、收攬民心的作用，連叛軍“士卒皆感泣”，局勢因而大變，叛將王武俊、李納、田悅等主動取消王號，上表請罪，內亂得以暫時控制。

尾大不掉的藩鎮勢力

德宗爲什麼會主動彎腰與叛亂的藩鎮媾和妥協呢？這得從其父親唐代宗李豫時期說起。

安史之亂結束後，藩鎮勢力依然是腰桿倍硬，其中尤以河朔藩鎮爲代表。《資治通鑑》中說，“朝廷專事姑息，不能複製，雖名爲藩臣，羈縻而已”。其實這些藩鎮早先是安史集團的餘黨，有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張忠志）、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這些藩將在歸順唐朝後，唐朝中央政府卻對他們既往不咎。寶應二年（763年），還對他們實行了就地安置任命。永泰元年（765年），又任命李正己爲淄青節度使。一系列“挖坑”似的操作，爲大唐埋下了未來藩鎮割據的禍根。

爲什麼說朝廷“專事姑息”呢？當時的唐朝政府因戰亂元氣大傷，唐代宗無力也來不及去處置歸降的那些安史叛將，只好採取了懷柔政策，《資治通鑑》載：“朝廷亦厭苦兵革，敬冀無事，因而授之”。

這純粹是一種自廢武功的做法。安史之亂中，唐朝中央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各地調集了大批兵馬前來勤王，平叛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藉機分割、削弱這些節帥的勢力。唐代宗即位後，信任宦官程元振、魚朝恩等。不及安史之亂結束，就開始對忠於唐室的有功之臣下手，前有郭子儀、李光弼等被剝奪手中的權力，分割縮減其轄地，後有山南東道節度使、大將來瑱在寶應二年（763年）正月被殺。兔死狐悲，代宗此舉使得各忠於唐室的藩鎮節帥內心是哇涼哇涼的，以至於對唐廷態度變得微妙起來。

寶應二年(763年)閏正月十九日，安史內亂平定，緊接着外患又起，是年七月（763年又改元爲廣德元年），西邊的吐蕃趁虛而入，頻頻入寇。年（763年）底，吐蕃兵竟然一舉攻佔長安。代宗直接捲鋪蓋逃往逃到陝州（今河南三門峽）。由於此前代宗對待功臣的一波猜忌操作，包括曾經平叛立下大功的李光弼等節帥開始觀望起來，不再積極勤王。而且，後來曾有平叛之功的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因受朝廷猜忌也不安定起來，以至於在第二年叛唐，後引回紇、吐蕃等少數民族之兵數十萬入寇。

這種被動結局，讓唐代宗摸清了底數，不得不改變了對藩鎮的態度。爲了維護中央權威，防止某一藩鎮過強，威脅朝廷的統治地位，唐朝中央政府在中原、邊境陸續設立了很多藩鎮，對外防範外敵入侵，對內實行以藩制藩。

唐代宗這實際上是在尋求一種中央與藩鎮的“和諧相處”的道路。利用藩鎮，使其相互鉗制，保持這種勢力的均衡，並適時削弱藩鎮，郭子儀的朔方軍被分割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再以寶應二年（763年）被殺的功臣來瑱爲例，他死後，是年三月初一，其部下樑崇義開始擔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成爲了接班人。然而這位梁節度使錯估了形勢，站錯了隊，後來跟着強藩“起鬨”，結果成了大藩吞小藩，中央削強藩的犧牲品，在建中年間被淮西李希烈擊敗。

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強勢藩鎮或打着爲朝廷平叛的旗號討伐其他藩鎮，擴大自己的轄地，或因朝廷的政策與其相左，則聯合其他藩鎮以武力威脅皇帝。大曆十年（775年）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藉故吞併了昭義軍（相衛節度使），當初安置設立的安史餘黨四個藩鎮變成了三個（魏博、成德、幽州），即河朔三鎮。魏博的肆意用兵打破了藩鎮間的平衡，唐代宗本打算興師討伐，結果田承嗣通過割地賄賂等手段打破了從藩鎮對其的圍攻，併成功轉移了矛盾。

藩鎮間的林立割據，相互攻伐，以至於後來唐朝政府不得已去被動地維持藩鎮間勢力的平衡，使得藩鎮節帥們更加有恃無恐，尤其是河朔三鎮，擁兵自重，自成一體，再加上後來的淄青節度使，又進一步形成了新的“四鎮”割據，這種局面到德宗年間得以繼續延續。

好名而貪功 前勇而後怯，德宗一生矛盾的轉折

德宗李適是唐代宗的長子，他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波折，在位26年（779年－805年）， 是唐朝歷史上排名第三的在位時間較長的皇帝。但因安史之亂的影響，他與肅宗李亨、代宗李豫相比，處境也好不到哪兒去。

李適14歲那年（755年）適逢安史之亂爆發，曾經是開元盛世的大唐帝國一下子變得烏煙瘴氣，李唐皇室陷入了無休止的戰亂和逃亡之中。一直到唐代宗即位後，唐朝中央政府的平叛工作才漸漸看到勝利的曙光，局勢開始扭轉。這時的李適也跟着父皇經歷了戰爭的洗禮，擔任天下兵馬元帥征討叛軍。在廣德二年（764年）二月，被立爲皇太子。

但唐代宗的治國理政工作做得並不紮實，挖去一處“毒瘤“卻引得全身”爛瘡“，安史集團是沒有了，大唐帝國卻變成藩鎮遍地是，河朔三鎮橫，朝中宦官握軍權，邊境吐蕃屢犯邊，隴右、河西盡失陷的局面。到大曆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時，內憂外患，國之根基問題已經變得十分嚴重。這樣，後來出現皇帝下詔自我檢討也是各種因素使然的結果了。

1、四鎮之亂到五鎮連兵，涇原兵變到奉天之難。

德宗即位時，藩鎮就好似皇帝臥榻身邊的定時炸彈，由於年輕時期目睹了藩鎮對中央的威脅，李適堅持了對藩鎮進行分割、打擊的政策，推行“安內”削藩，希望恢復盛唐治世局面。老將郭子儀被其調回京城，“盡罷所領使及帥” 。

即位之初，李適聽從宰相楊炎建議，重築原州城，結果因涇原鎮節度使段秀實提出異議，來了個臨陣換將，調任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任涇原節度使。涇原鎮節度留後劉文喜，因不服從中央命令，借涇原內部軍心不穩之際要求朝廷任命其爲節度使，被德宗拒絕後，劉文喜發動叛亂，李懷光、朱泚領命征討，最終劉文喜被手下將領殺害，得到平定叛亂。

在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前面提到過的新四鎮中，成德鎮的第一任節度使李寶臣病死，他的兒子李惟嶽要求繼承節度使一職，被德宗拒絕後，與魏博、淄青二鎮同謀反叛，直接叫板唐朝中央政府，拉開了四鎮之亂的戰火。當時的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也與其坑壑一氣。德宗召集，急調兵馬前來征討。是年八月，一直封鎖父親李正己已經病死消息的淄青鎮李納，也請求唐德宗同意自己承襲節度使職，同樣被德宗拒絕，戰火進一步擴大。先是建中二年（761年）八月，梁崇義兵敗自殺，再到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纔將成德叛軍壓制下去，後李惟嶽被手下大將王武俊所殺，田悅的魏博叛軍也被河東節度使馬燧擊敗。

此時的唐軍在德宗的調度下，戰果輝煌，形勢一片大好。

《資治通鑑》中記載“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淮州，納勢日戚。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

但好景不長，德宗急於求成，處置失當，使得參與平叛的藩鎮節帥自私，貪婪的本性又暴露出來，李希烈因沒能成功割據山南東道，王武俊又因不滿朝廷封賞，與幽州節度使朱滔再度叛亂，再與魏博田悅聯合起來。到建中三年（782年）底，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李希烈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鎮連兵，舉兵譁亂，《新唐書》稱“五賊株連半天下”。

東邊戰事洶湧之際，李希烈的叛軍一度威脅唐王朝的生命線——江淮漕運。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兵圍襄城，爲解襄城之圍，唐德宗再調西北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5000兵馬前去馳援。沒曾想十月，還在半道上的涇原士卒譁變，攻入長安，擁立軟禁京中的朱泚爲首，共同反叛。

唐德宗倉促之中“召禁兵以御賊，竟無一人至者”，無奈之下，只得狼狽逃往奉天。《舊唐書》中記載，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丁未（3日），李適是“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史稱涇原之變。

唐德宗出逃後，來到奉天，這裏離京城最近，在京城外圍的京北、京西北，有鳳翔、邠寧、涇原、鄜坊、夏綏、靈鹽以及振武、天德等軍鎮。他本打算形勢稍緩，喘口氣再去鳳翔，沒曾想鳳翔軍中也生兵變，節度使張鎰被手下營將李楚琳所殺，德宗不得不滯留奉天，等待各道支援。首日戰鬥中，城池險被攻破，得虧渾瑊力戰纔將其擊退。

奉天城是由神策軍在建中元年（780年）六月修建，牆高壕深，易守難攻。據說是唐德宗聽信了術士桑道茂之言而建，《資治通鑑》記載，“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 。正是由於奉天城堅固的防禦系統，使得在涇原兵變初期，德宗憑藉有限的入援軍隊阻擋住了朱泚軍隊的連續進攻。

此後，李懷光率朔方軍火速勤王，加上其他各道兵馬趕來，才使被困40餘日的奉天城轉危爲安。

面對顛沛流離的現狀和藩鎮與朝廷離心離德的困境，唐德宗在建中四年底（783年）把次年年號改爲了興元，並在奉天行宮下罪己詔，宣諭諸道。

此時的唐德宗接受陸贄的建議，下發罪己詔檢討自己，對藩鎮的態度也軟了下來，但後來，李懷光因論功行賞不滿，又節外生枝，加上唐德宗又心生猜忌，驟生悖逆之心，在河中也發動叛亂，並與朱泚聯合，兵勢甚盛。嚇得唐德宗在興元元年（784年）二月底不得不再次出奔，逃往梁州（今陝西漢中），是年三月壬辰，來到了梁州治所，一路道路艱險，唐德宗的愛女唐安公主也病逝在古道上。直到這年五月底，李晟與渾瑊等人才聯手將叛軍趕出了長安城。德宗聽聞之後，激動不已“涕下沾襟”，下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自建中四（783年）年10月3日，唐朝德宗逃離長安以後，期間兩度逃難，至興元元年（784年）7月13日返回長安，前後歷時9個月零10天。這場刻苦銘心的逃難經歷，讓唐德宗後來的執政帶來了深刻影響，然後這種影響不是積極的，而是一種更加自私消極的退卻。

2、財政危機引民怨 自然災害民生難

安史之亂後，土地兼併嚴重，農民大量逃亡或者起義，早先施行的租庸調法難以爲繼。到唐德宗即位以後，爲實現強力削藩的雄心，但又限於財力限制，於是考慮必須增加財政收入，因此，首先進行財政改革。他任命楊炎爲宰相，開始着力解決唐廷面臨的種種危機。於建中元年（780年）初，頒佈施行“兩稅法”，分別在夏秋兩季徵收戶稅和地稅，“兩稅法”的改革最實比較順利，很快增加了唐朝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了安史亂之後的財政紊亂問題，奪回中央政府在地方的財權，樹立了中央權威。但在當時社會動亂，人口流失，土地荒蕪的情況下，加上唐朝政治腐敗，各地官吏的榨取，人民羣衆的負擔更加沉重。

繼“兩稅法“之後，唐德宗還先後出臺了借商、僦質、稅間架、除陌錢等一系列財稅徵收新舉措。但這些政策的出發點就不再以民爲本了，這是一種近乎於掠奪和剝奪的方式，遭到了上至當朝大臣，下至商賈百姓的各種反對。當時，”借商”“稅間架”“宮市”並列爲德宗朝的三大政治污點，被斥爲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以至於在建中三年（782），都城長安曾爆發了工商戶集體罷市的羣體性事件，羣衆直接半道截住了宰相盧杞，盧杞的一番“慰喻”，絲毫沒有起到作用，只得“疾馳而歸”。這種財政政策種下了很深的民怨，以至於涇原兵變時，以廢除雜稅爲口號，爭取民意支持，當時的長安居民“聚觀者以萬計”，漠然面對叛軍發起對皇帝的進攻。

奉天之難爆發後，唐德宗李適不得不下詔把這一系列雜稅廢止，貶謫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人。

戰亂，雜稅，唐德宗時期也是自然災害頻發的時期之一。有學界研究發現，從唐德宗到唐憲宗時是唐朝的第二個災難高發期。唐德宗時的翰林學士陸贄曾說：“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二十州”，足見災害範圍之廣。這種災害有人爲的原因，也有自然原因，據統計，德宗在位26間有記載的災荒達135之多。

不僅是災荒，當時也是地震頻發，《舊唐書》卷三十七中記載了當時地震之頻繁，“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師地震……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質明，殿階及欄檻三十餘間，無故自壞，甲士死者十餘人。其夜，京師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二十三日又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又震，……江溢山裂，屋宇多壞，人皆露處。至二月三日壬午，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三月甲寅，已震，己未又震，庚午又震，辛未又震。……五月丁卯，又震。八月甲辰，又震，其聲如雷。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又震，有聲如雷。河中尤甚，壞城壘廬舍，地裂水湧。十年四月戊申，又震。十三年十月乙未日午時，震從東來，須臾而止。”這段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出，當時地震不僅是烈度強，次數多，而且破壞嚴重。這些不利因素對於穩定宗朝的社會秩序無疑是雪上加霜。

3、生性猜忌 調動頻繁

唐德宗朝的官員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調動頻繁，這種頻繁其實是皇帝施政策略的外在表現。首先是一種沒有底氣的用人觀。德宗即位之後，迫切希望改變肅、代兩朝以來中央核心疲弱，施政不暢的統治格局。調整充實唐朝中樞領導班子，頗有“中興之象”。

根據統計，從大曆十四年（779）五月他繼承皇位開始，一直到興元元年（784年）七月重返長安結束，差不多五年時間，加上前面代宗朝留下的一任宰相，前後共更換了12位之多。（唐朝歷史上，不同時期宰相數量不，如唐初如果所設之職全部到任的話，有六人；到後來唐玄宗總攬政務時，又從四人縮減到兩人）

這一時間段內，任職最長的宰相是盧杞，是2年10個月，最短的喬琳不過3個月。足見人員更迭之頻繁，就連當初主張推行“兩稅法”的楊炎，任職也不過1年11個月。

對於藩鎮節帥或武職人員，唐德宗自然更不放心。前有郭子儀入朝賦閒，後有大將李晟被削兵權。在涇原兵變之前，藩鎮節帥的調動頻繁，涇原鎮節帥自第二任段秀實開始，至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前後更換了9任。尤其是從780年段秀實離任到784年李觀上任前，這五年的時間內涇原節度使前後換了六位。而且這期間，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負責防秋的自幽州而來的朱泚都曾調任過涇原鎮。

在整個削藩過程中，德宗的戰爭準備並不充足，缺乏整體的統籌和規劃，對河朔型藩鎮間複雜的關係認識並不透徹，藩鎮間的制衡也不講策略，對藩鎮的削弱和限制並沒有達到預期。反而是頻繁的兵變使得李適是頗忌宿將，以至於後來重新啓用宦官典掌禁軍。到興元元年（784年），禁軍權力又回到了宦官手中，貞元十二年（796年），以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以宦官任中尉統率神策軍，倒是開了後世的先例。從此，宦官集團逐漸掌握了中央禁軍，加強了對朝政的控制。

小結

關於唐德宗的評價，可以說是譭譽參半。德宗的冒失、猜忌，導致了自己兩度逃亡，以至於通過罪己詔來緩和矛盾，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轉折。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對唐德宗李適的評價是“好名而貪功，前勇而後怯”，蘇轍總結認爲，涇原兵變後，“帝（德宗）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直接點出了李適涇原兵變前後執政風格的變化。

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這樣評價說“德宗在位二十五年，自稱勵精治道，但沒有玄宗開元盛世那樣輝煌業績，卻有天寶之亂那樣動盪不安。”

（本文原創作者：史說新傳，部分圖片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