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是中國首先發現新冠肺炎而不是美國

這次新冠肺炎，有一個疑問，爲什麼作爲發源地的美國在醫療水平領先的情況下沒有先發現新冠肺炎，而是中國先發現了呢。

我們今天不談陰謀論，不談政客的政治操作，只從數據和人員專業性的角度去試着解釋這個情況。

在去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了不明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通過這則通報，我們知道截至12月31日，武漢當時發現了27例“不明肺炎”。

而當時流感的數據是多少呢，根據武漢疾控中心發表於自然雜誌的簡要通訊文章中的數據

在12月的4周，武漢流感監控哨所的數據是發現了11+17+26+19共73例流感試樣陽性。“不明肺炎”+流感陽性數正好100例，“不明肺炎”佔比達到了27%的比例。

而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中美兩國的流感數數據如下圖

中國數據

美國數據

從兩張表我們能看出，美國受流感影響程度比中國大的多。在12月月底的52周，中國的流感數據大致在6500例左右，美國的在20000例左右，美國數據大致是中國的3倍。這次的新冠肺炎的症狀我們也知道了，很多症狀很容易和流感混淆。像美國新澤西市長就直接被醫生當流感給治了。美國年年的流感季，從百姓到醫務人員都對流感習以爲常，對新疾病的警惕性也更低了。

在新冠肺炎和流感症狀很相似的情況下，而中國本身受流感的影響程度低，在流感這個“背景噪聲”更低的情況下，加上新冠肺炎病例數在武漢市的集中，美國按我們以前的分析，數據更分散，因此在中國這個“真實信號”沒有被流感這個“背景噪聲”淹沒。

說完了數據的因素，再來看人的因素。

中國上報疫情的張繼先，2003年抗擊“非典”時，時年37歲的她是江漢區專家組的成員，每天的任務就是下到各個醫院排查疑似者。在那個時候鍛煉出了超強的專業敏感意識。

中國疾控中心的高福，在2014年9月16日，代表的中國醫療和疾控團隊前往疫情嚴重的塞拉利昂抗擊埃博拉，描繪出埃博拉病毒的進化圖，在抗擊埃博拉病毒的國際援助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從基層的一線醫護人員，到上層的疾控中心主任，都是親身經歷過實戰的，正是實戰的歷練，讓張繼先和高福都具備了高度敏銳的意識。而正是這敏銳的意識，讓中國先於其它國家，發現了新冠病毒，並給其它國家做出了表率。

而現在的美國的疾控中心主任Robert Redfield，在上任之前，就備受質疑

標題：爲什麼特朗普的新CDC主任是個糟糕的選擇

甚至CSPI（公共利益科學中心）主任覺得他被任命爲疾控中心結果會是災難性的，沒想到一語成讖。

標題：CSPI（公共利益科學中心）敦促政府不要任命有科學不端行爲歷史的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爲疾控中心主任

據報道，特朗普總統可能會提名馬里蘭大學的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擔任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主任。

這一任命將是災難性的，至少有三個原因。首先，他沒有管理公共衛生機構的經驗，也沒有與州和地方公共衛生官員建立至關重要的關係的經驗。其次，根據我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與西德尼沃爾夫(Sidney Wolfe)在《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雜誌上所做的研究，他因爲誇大了一種假定的艾滋病疫苗的益處而受到了可信的科學不端指控，爲此，軍方對他進行了調查。第三，他支持了與艾滋病毒/艾滋病有關的各種政策，這些政策是絕大多數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所厭惡的:強制進行艾滋病毒檢測，在未經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向公共衛生當局報告艾滋病毒陽性結果，以及在軍隊中隔離艾滋病毒陽性個人。

做出這番評論的彼得·盧裏（ Peter Lurie ）曾於2000年至2009年擔任公共公民健康研究小組的副主任，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大學和密歇根大學任教。而且以前還是家庭醫生，擁有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醫學博士學位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醫學博士學位。 CDC自建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主任是像Robert Redfield一樣沒有公共衛生經驗的，歷屆的CDC主任要麼曾在市裏或州的公共衛生部門任職，要麼曾在CDC任職。彼得·盧裏這位專業人士在2018年一語就道破了美國疾控中心現在應對新冠肺炎的種種問題的根本原因。某種意義上講和新冠病毒作戰等同於一場戰爭，讓一個從來沒上過戰場，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充當總指揮，不被新冠教訓的狼狽不堪才奇怪了。

最後，有朋友關心以前文章裏說的美國疫情數據怎麼樣了。

今天查了下數據（谷歌疫情地圖改了數據呈現形式，所以圖表有區別），證明自己還是太年輕了，感染率到了3.85%，快接近武漢疫情最嚴重區域的4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