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之際，愛沙尼亞導演埃爾莫·紐加農所拍攝的電影《1944》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一段處於戰爭夾縫中愛沙尼亞人命運的電影。西有納粹德國，東有蘇俄，愛沙尼亞處於亡國滅種邊緣不幸被被捲入戰爭，對愛沙尼亞人來說，1944年是充滿了血與火的年代，是愛沙尼亞人心中永遠的烙印，一道抹不去的傷痕。

影片故事發生在二戰後期，蘇聯進行反攻，將德軍一路從東歐邊境趕回德國。在二戰中數次被蘇軍和德軍來回碾壓的愛沙尼亞，最後落入紅軍手中。在這場戰爭中，正如片頭所示，共有55000名愛沙尼亞人加入蘇俄紅軍，同時也有72000人加入德軍。生於同一片熱土的愛沙尼亞人不得不開始了一場不屬於自己國家的戰爭，卻各爲其主同室操戈，顯得這十分荒謬而殘忍。

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邊是穿着納粹軍服拿着MP40衝鋒槍；另一邊是打着紅軍綁腿，開着T43坦克……同胞們之間兩軍隊互相殘殺，不是爲了偉大理想，也不是爲得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至高榮譽，僅僅是爲了生存和自由。戰爭的屠殺，權力的高層得到了利益，而作爲炮灰的士兵們失去了生命和人性。雖然生活在這片土地的愛沙尼亞人或許只想一個安寧的生活，但戰爭的洪流襲來，卻容不得他們的選擇。

影片前半段圍繞着一名加入德國黨衛軍的愛沙尼亞青年卡爾，以主人公的視角而展開。卡爾和戰友們在坦能堡防線上爲抵禦蘇聯進攻而英勇戰鬥。在炮火的間隙，卡爾拿出紙筆信寫給唯一的親人妹妹，而其餘家人被送往西伯利亞三年多了，至今生死未卜。

卡爾的戰友們多數是志願參軍，因爲國仇家恨。他們身穿德國黨衛軍的制服，和納粹一起與蘇俄作戰，當家園被強權鐵蹄踐踏，與親人的生死離別使得他們在戰場上異常勇猛。

卡爾和他的戰友們雖然參加了德軍黨衛隊，但他們不是納粹。拒絕向希特勒致敬，對元首的照片表示不屑與嘲弄，他們只是藉助德軍的力量來對抗蘇聯而已。在撤退途中，卡爾冒着飛機掃射的危險救助逃難人羣中的小女孩，深感民族的苦難。

影片中卡爾的分隊遇到了一場與蘇聯紅軍隊伍的遭遇戰，這支隊伍同樣是由愛沙尼亞人組成，卡爾死在了同胞的槍口下，殺死卡爾的士兵名叫尤里，是卡爾的老鄉。戰場上身穿不同制服的雙方舉槍相向，似曾相識的面孔也阻止不了對方子彈出膛。這時尤里的臉上寫滿了悔恨，他呆呆望着卡爾的遺體時，發現了卡爾口袋裏的信，然後拿起信件藏進自己的上衣裏。

隨着卡爾的死亡，導演巧妙地把視角轉移到了同樣由愛沙尼亞人組成的蘇軍這邊。尤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卡爾送出那封信，尤里告訴卡爾的妹妹艾諾，他在埋葬卡爾時發現了這封信，而對於誰殺死了卡爾，尤里始終沒有勇氣說出真相。

1944年11月，蘇聯與德國在瑟爾韋半島的戰鬥接近尾聲，尤里所在的部隊在一次行動中發現幾位被德軍強徵入伍的孩子，他們驚慌失措地大喊着：“別開槍，我們是愛沙尼亞人。”而蘇軍的政委卻下令槍決這些“投靠敵人的蘇維埃公民”，尤里拒絕執行命令，政委舉起槍不由分說地打死了抗命的尤里，但政委也倒在了尤里憤怒的戰友槍口下。

影片的結尾，戰友將尤里寫的信交給了艾諾，信裏有尤里要告訴她的一切真相。影片中兩位主人公，兩次死亡，兩封信，導演從兩個視角歷史再現了愛沙尼亞人被強權裹挾自相殘殺的1944年。

如今的愛沙尼亞，猶如一叢叢矢車菊盛開在波羅的海東岸，深深的土壤之下，默默流淌着這個國家飽經風霜的一段令人難忘的歷史。一部好的戰爭影片就是這樣，無需史詩般的戰爭場面，無需好萊塢般地宣揚英雄，而是真真實實的點燃歷史中的這一束搖曳的火苗，讓世人記住在二戰中有這麼一些普通人的經歷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