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糧食生產在國民經濟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糧食高產基本上可以保證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一旦發生饑荒，影響糧食的種植和生產，人民就會流離失所，沒有糧食，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動盪。

在這些災害中，蝗災對糧食生產影響很大，此外，蝗災通常伴隨着乾旱，可以說是一種附加災害，給人民羣衆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古蝗災）

在古代，爲了治理蝗災，可以說我們已經盡力了。

因爲古人一直認爲，由於統治者的不道德，人民中爆發了各種自然災害，所以這場災難是天才造成的，因此，當遇到蝗災時，統治者首先想到的是從道德上解決問題，比如，我們要下詔書，燒香祭天祭地，送瘟神等等。

所有這些措施都是向天認罪和向天認罪，這表明皇帝失去了他的美德，需要向天堂承認他的錯誤。

但是，在古代，有另一種觀點認爲，皇帝失德不是皇帝的錯，而是大臣（主要是首相）的錯，這是大臣沒有向皇帝請示，或者大臣混淆了朝廷，矇蔽了皇帝，因此，這一責任應該由部長來承擔，他需要受到懲罰、降職甚至被殺來感謝全世界。

古人除了認爲是統治者失德外，還認爲蝗災等自然災害是簡單辯證理論認爲自然界陰陽失衡的結果，換言之，這是善惡缺位的結果，公義不夠，所以有惡，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正氣來壓制邪氣。

在貞觀正堯，據記載，唐太宗舉行了吞食蝗蟲的儀式，唐太宗皇帝自然是郎朗正氣，代表“皇帝”，蝗蟲天生邪惡骯髒，代表“昆蟲之王”，唐太宗利用“人帝”的力量壓倒“蟲帝”，即讓義壓倒惡，使世界迴歸充滿義的世界。

當然，在古代，不可能完全相信這一制度，也不可能進行具體的滅蝗行動，古人在這方面有許多書和記錄，比如徐光啓的《除蝗》和陳方勝的《捕蝗》以及顧炎的《整體治蝗法》，都爲古人的治蝗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蝗災後的唐朝）

新中國成立後，蝗災形勢也十分嚴峻，據史料記載，1951年，我國78個縣發生蝗災，受災面積達1300多萬畝，1952年，全國19個省594個縣發生蝗災，受災面積達3779萬多畝，1953年，夏蝗災受災面積515萬畝，接着，秋蝗災害又變得嚴重起來，1954年，中國又發生了一次夏季蝗災，面積840多萬畝，1955年，全國又發生蝗災，面積1464萬畝。

新中國成立僅幾年，就發生瞭如此嚴重的蝗災，但是，到目前爲止，應該說蝗災很少，雖然最近的沙漠蝗災已經逼近我國邊境，但它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威脅，但這畢竟不是中國的原始現象，目前，我國蝗災已基本得到控制。

所以，建國時，蝗災非常嚴重，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對蝗災的出現有了明確的科學認識，我們不能再像古人那樣崇拜神靈，而要對蝗災問題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治理，（用殺蟲劑除蟲）

20世紀50年代，中國製定了“打早、打小、打”的蝗災防治政策。

所謂“抗旱”，就是要知道，蝗災往往發生在旱災之後，換言之，當發生乾旱時，即使有太多的乾旱天氣，我們也應該開始預防蝗災，避免在蝗災後匆忙行事。

所謂“打小”，就是說蝗蟲很小，甚至是蟲卵，都要殺掉，在它們開始生長之前，決不能讓它們生長成氣候。

所謂“打架”，就是把所有人都殺光，蝗蟲一年繁殖幾代，此外，蝗蟲的生產力驚人，一隻雌蝗蟲可以產卵200多個，因此，如果我們不把蝗蟲全部殺死，那將是繼夏蝗蟲之後的秋季蝗蟲，這些蝗蟲會過季，喫掉莊稼的葉子和莖，然後喫掉莊稼的果實，因此，要根據蝗蟲的生長情況，在每一季都要割草紮根，以免蝗災死灰復燃。

當然，除了好的原則，還有好的方法，它是通過人工除蝗、機械除蝗和藥物除蝗三位一體來實現的，特別是，毒品對蝗蟲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過量使用農藥也破壞了生態環境，這也可以分爲兩種。

總之，有了好的原則、好的方法，建國後，這場嚴重的蝗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參考資料：《貞觀政治家》、《刺槐書》、《刺槐研究》、《刺槐治蝗通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