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加里奇就预言：“苏联领导人看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力量，并且对这股力量的担心很可能甚于对其它力量的担心。民族加盟共和国的起义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正是起义能够敲响制度的丧钟。”

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加盟共和国又是如何发动“起义”？民族精英又是如何领导这场“起义”呢？简言之，民族精英是如何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权力的攫取者？

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库纳耶夫和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成为苏联地方政治势力在苏共中央高层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以共和国为后盾从而拥有坚实而广泛的政治基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形成的“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体系的坚定维护者。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们是旧时代的政治遗产继承人，是对他要进行的改革大业有着阻碍作用的人。于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干部人事政策的调整来达到逼迫其辞职的目的。爆发于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骚乱，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已经具备民族主义意识的哈萨克社会和已经民族化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对来自莫斯科强硬指令的政治反击。

1986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辞职。实际上，“这次辞职基本上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他不止一次发牢骚说，他收到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告发库纳耶夫的上访信”。

12月16日，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现年七十四岁的第一书记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哈萨克族）的职务，由五十九岁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接任。科尔宾原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根除酗酒、懒散和贪污现象的运动中表现一直很突出。

但是，苏共中央的这一作法却被看作是对哈萨克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精英们普遍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人民的意见，而派来一个不了解哈萨克斯坦、不了解那里的人民、不了解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人来领导共和国呢？”

随后，在17、18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和共和国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纷纷走上了街头，烧毁汽车和商店，抗议库纳耶夫被免职。“这次骚乱事件是苏联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正式报道内部发生了动乱，这次事件显然是由于任命了一位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局外人’来担任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共和国党的领导人而引起的。”

阿拉木图事件成为“地方精英挑起的、旨在‘显出凶相’和表示中央的影响有限的族际冲突，仅仅是改革唤起的民族主义火山的第一次喷发”。但是，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并未给予重视。相反，他们认为骚乱是由库纳耶夫挑动起来的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打击。

12月23日，刚刚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科尔宾在紧急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指出：“在阿拉木图市出现的不健康现象说明必须特别重视国际主义教育。重新组织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也十分重要。”科尔宾强调，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纪律和秩序、严格遵守党内生活准则、反对酗酒和其它反社会现象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强调，“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党对经济和文化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个决定性的转变”。

12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阿拉木图事件，并通过相关决议。不过，会议的重点“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唯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

这一习惯性的政治思维遮盖了苏联民族问题中存在的尖锐矛盾。1987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爱沙尼亚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时仍然继续表述着苏共的传统民族政策。

他说：正是由于苏联各大小民族的共同努力才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解决政治任务、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和文化任务的能力。当然，在这样一件大事上也有过疏漏和失误，也出现过紧张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党在使苏联各大小民族团结起来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主要结果。也不能改变构成今日苏联的各民族大家庭的结果。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解决阿拉木图骚乱的问题中心在库纳耶夫。只要彻底清除库纳耶夫在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才能有效遏制本地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

按照苏共中央指示，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在3月14日召开的全会上对库纳耶夫进行了公开批评。全会认为：在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明显出现了许多创造性活动领域的积极倾向。哈萨克党中央从自己开始改革，从以批判的眼光重新估价自己的活动出发，用具体的事例表明，应当消灭过去那种言行脱节的现象。坚决打击不良现象。

同时，全会责成哈萨克党中央局讨论哈萨克党中央原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因粗暴违反党的生活准则，确立个人崇拜，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和为所欲为，从而导致任人唯亲、滥用职权、行贿受贿和营私舞弊等现象在共和国内泛滥及民族主义情绪和其他不良现象应负的党内责任。

7月1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哈萨克共和国党组织对劳动人民进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前领导人和共和国许多党委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大大削弱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没有考虑到民族自我意识的迅速增长，没有找到及时和正确地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的办法。党组织在某些阶段实际上停止了同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种种表现的斗争。这对共和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不良影响。

在70至80年代之交，哈萨克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社会文化建设计划经常完不成。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恶化。社会公正原则遭到破坏。

共和国领导机关放弃了有目的地培养工人阶级民族干部——族际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和传播者的工作。在干部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给劳动人民族际主义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在选拔干部和把干部推荐到领导岗位上时，起决定性因素的往往不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而是看属于哪个民族，看亲属和同乡关系和对个人是否忠诚。

苏共中央认为哈萨克所犯的背离党的生活准则、违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当改革的革命进程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及时解决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高自大的表现，都应当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和苏维埃社会族际团结的践踏。

苏共中央强调指出，族际主义首先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应当在行动上表现为增加哈萨克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贡献、不断提高共和国科学生产潜力的效益，积极参加解决全民任务。

建议哈萨克党委按照苏共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的决议，根本改革干部工作的整个制度，使其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每个领导人、共产党员都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做出履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义务的榜样。

党中央认为，培养坚定的族际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应当成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主要方针之一。

那么，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和苏共中央的决定呢？

在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是通过对重点岗位的重点人物的更替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和苏共中央决定本身并没有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通过适当的方式解除库纳耶夫的职务，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传统权力。但是，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合适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在被戈尔巴乔夫斥责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这种对主要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更换往往只是一件单纯的人事更迭，而不会引起普遍性的社会刺激性反应。

同样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更换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直接地做法并未引起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1953年9月，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扩大种植面积，赫鲁晓夫在九月全会后专门听取了哈萨克斯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相关介绍。不过，赫鲁晓夫并不满意他的汇报。他认为，沙亚赫梅托夫不愿意中央在哈萨克进行垦荒的想法是民族主义的考虑。

对此，赫鲁晓夫的做法是直接换人。1954年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推举波诺马连科接替沙亚赫梅托夫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哈共中央第二书记。对于这次的人事更替，赫鲁晓夫十分满意：“我们加强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力量，以应对那里面临的艰巨工作。必须推荐一些有魄力、有修养的人才。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

对于1986年底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赫鲁晓夫可以如此行事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起，“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体系实质上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结构的稳定支柱。“第一书记”们在向“总书记”效忠的同时获取了诸候般的政治权力。在他们的经营下，“地方上的苏共上层变成了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集合体”。任何向这一政治集合体的挑战，都要做好承受政治风险的准备。不得不说，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的认知已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发展。

面对着已经充分本地化、民族化的政治权力集团，戈尔巴乔夫左右为难：强力压制，不符合他不流血的政治理念；协商解决，又对问题于事无补。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七年中，民族问题虽然不是改革的中心主题，但却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当一大批民族政治精英觉察到中央的衰弱后，争取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就开始被刺激放大。当现有的政治结构无法容纳更多的权力欲望的时候，打碎旧的权力结构，建立新的权力体系就成为民族精英们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