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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南新闻网消息，6月9日18时03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日上午举行。

杨维骏先生在中纪委那边，有“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称号，这算得上是很高的评价。

杨维骏的反腐史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实名举报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

2009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黑老大”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六成。

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

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

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期间，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法院查明，其受贿额高达2.46亿元，并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故而判处其死缓，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由此，白恩培成为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正部级高官。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

仇和当年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

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

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

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

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

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

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2017年1月1日，杨维骏拖着这副每天需要1.67ml胰岛素注射液、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的身体，走到了95岁。

他将凝结其一生心血的《杨维骏争鸣文集》编辑成册，这本近60万字的文稿涉及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学习、国际观察等多种领域。

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他多年来进行反腐斗争和为民请命的经历和经验。他在文稿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近年来，随着年事增高，频繁的接待访民和处置求助，让杨维骏的精神压力过大，身体也一度敲响警钟。

出现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还有身体机能的衰退等症状。

医生说，他随时都有昏迷的可能，多次劝他尽早放下手里的事。但是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

他常常对人说的一句话是，“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域腐朽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杨维骏老人就是一个永远飞驰在追求理想道路上，不屈不挠的“少年”。为后浪加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活成少年。

他奔涌的一生，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就是永立潮头的“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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