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時期，文人們養成了一個毛病，那就是率性而爲，直來直去。按理來說，這應該是真誠坦率的行爲，只不過晉人過於極端，根本不考慮他人的感受，讓人受不了。當然，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尤其是明清時期的文人受到封建皇權的壓迫，噤若寒蟬，其實對晉朝是心嚮往之的，對晉朝文人更是讚不絕口。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就是他們稱讚不已的對象。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個兒子，也是著名書法家王獻之的兄長。兩人都是當時的才子，也都有隨性的脾氣。只不過王獻之更加沉穩內斂，表現出灑脫自如的魏晉風範，王徽之則更奔放，完全撕開一切僞裝的面具，走在極端的道路上。

比如他本不願意做官，奈何他出自琅琊王氏，九品中正制下自然有他的官位。爲了家族的榮光，他迫不得已擔任了桓溫的參軍。這個官職相當於長官的祕書，然而王徽之卻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完全不理會他人的看法，而且整日不修邊幅，弄得自己邋遢狼狽。有些人不喜歡他，但恆溫卻非常欣賞。

後來，王徽之又擔任了騎曹參軍，這次的領導是桓溫弟弟桓衝。別看只是養馬的官職，因爲戰馬在當時屬於戰略物資，責任十分重大。王徽之卻過得稀裏糊塗，桓衝甚至很嚴肅地問他：“你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嗎？”王徽之搖搖頭：“我只知道他們牽着馬在我面前晃來晃去，大概我就是養馬的吧！”

桓衝哭笑不得地問：“那你知道管了多少馬嗎？”王徽之依然很懵懂：“這你要問我的手下，我哪裏知道這些。” 桓衝又對他說：“最近鬧馬瘟，死了多少戰馬？”這下王徽之居然不耐煩了：“我連活馬多少都不知道，哪裏知道死馬有多少？”

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下屬對上級最囂張的回答，這樣的態度，當然爲官不能長久。他自己也不想當官，索性找了個藉口，回到山陰老家隱居。也就是他投胎好，生活在門閥大家，根本不愁喫喝，才能肆意發泄自己的所謂天性。

有一次，窗外下着雪，他心情大好，名人拿酒賞雪，還一個人背起了左思的《招隱》。這首詩現在看來，雖然質樸，卻沒有什麼韻味，放在唐詩中會默默無聞。但在當時，這還是讓文人士大夫們愛不釋手的名作。王徽之揹着詩，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個朋友戴道安就是隱居在百里之外的剡縣。

此時的他，立即吩咐僕人備船，他要順江而下訪問戴道安。百里之地在當時並不是短暫的路程，王徽之說走就走讓人措手不及。幸好他的僕人早已習慣，安排他連夜趕赴剡縣，第二天就到了戴家門口。

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戴家的門外，王徽之看了一眼，幾乎沒有半點猶豫彷徨，直接對自己的僕人說：“我們回去吧。”僕人雖然瞭解這位公子哥的本性，卻依然忍不住問個不休。王徽之笑笑說：

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就是他的藉口，雖然之前並沒有與戴道安約好，但卻放了自己僕人的鴿子。奇特的是在那個年代，戴道安後來得知此事，不但沒有意見，而且還感嘆王獻之就是不囿於禮，獨鍾於情的人，是自己的朋友。更絕的是，王徽之的這句話，一舉創造了“乘興而來”、“興盡而歸”、“何必見戴”三個成語。

時至今日，何必見戴依然被人用起。它往往用來表達樂觀豁達的心態，而其中不思進取、半途而廢的消極意義，已經被人逐漸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