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汉字与书法形影相随，前者是后者的造型基础，后者则是前者艺术化的外在映射。汉字从定型下来，再形成艺术化的书法，经历了漫长过程，是中华先民审美结晶和艺术修养逐步完善的体现。

汉字的雏形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原始人通过模仿自然物象的造型，刻画在陶器上的一种装饰符号，被称作“文字画”，兼具有文字和图画的双重特征，集装饰功能、记事功能和交流功能为一身。

近现代著名学者沈兼士（1887年——1947年）先生这样概括“文字画”的特点：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虽为象形字之母型，而不得径目为六书象形指事之文。

可见，“文字画”虽然具有一定的审美功能和传递信息的功能，但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只能看作是文字的雏形。

三皇五帝时期，当文字逐渐脱离图画，变得越来越规范后，为书法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斯《峄山刻石》

“书法”一词的诞生，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力推行“书同文”政策有关，这项政策旨在废除异体字，在书面交流上以“秦篆”为宗，对记录事件，传播信息，交流文化，都带来了很大便利。不过，此时的“书法”一词意思为：文字所遵循的书写法则。跟当今的书法一词在含义上完全不同。设立法则是为了书写出辨识度较高的标准小篆，方便书面交流和信息传播。

秦篆又称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主要特征是形体匀称瘦长，笔画去繁化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篆的发明，是汉字历史上的重要进步。

从秦朝到西汉这200多年间，随着人们对文字的认识不断加深，已经不满足于汉字的实用价值，终于在西汉末年，对汉字完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篆书蜕变为隶书，这是对汉字艺术价值的重大发掘。

把汉字从篆书变成隶书，主要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把字的结体由纵势改变成横势，通俗来讲，就是把字体从原来的瘦高个变成了矮胖墩，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用笔方式和改变造型结构来体现的，线条里一波三折的趣味更加明显，能看出线条变化后带来的节奏韵律。

汉字“车”的演变

二是在笔法上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变圆笔为方笔，加入了侧锋、逆锋等多种笔法，使汉字的结构造型趋向于方方正正，为汉字的标准化书写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为了指导书法家的创作，在东汉时期，书法理论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很有影响力的书法理论著作，其中，以东汉著名学者许慎（58年——147年）的《说文解字》最有代表性，此书既是文字学著作，以“六书”为基础，对汉字的字形和渊源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考究，被誉为“汉字字典的鼻祖”。

同时，《说文解字》对书法的创作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慎在这部著作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见解：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何谓法者？

这句话意思为：文字作为做学问的工具，自它发明以来就不会毁灭，会永远流传下去。然而，书写有法，写字时不能乱写，要遵循既定的法度，什么是法度呢？包含三个要素：笔法、笔势、笔意。

笔法特指执笔的正确方法，包括执笔的手势，如何使用指力和腕力，如何用笔和用墨。

笔势是指对字体的点画结构、章法布局、整体气韵的营造。

笔意是指书家在书写过程中对思想情感、审美趣味与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

颜真卿《颜勤礼碑》

这句话不但教导书法家如何正确使用书写技巧，还肯定了艺术趣味的重要性，是对书法从实用性走向艺术化的盖棺定论。

隋唐时期，书法从隶书彻底转化为楷书，完成了汉字造型结构的最终定型，楷书以“形体方正，笔画平直，齐整规矩，可作楷模”而著称，至唐朝以后，一直作为汉字手写体和印刷体的正体字延续至今。

唐代书法在整体上以“尚法”为主，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557年——641年）、虞世南（558年——638年）、褚遂良（596年——658年）、欧阳通（625年——691年）、薛稷（649年——713年）、颜真卿（709年——784年）、沈传师（769年——835年）、柳公权（778年——865年），他们以别具一格的楷书形态，把书法的书写法度和实用价值推向了让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追求书法单方面的价值，势必要以牺牲其它价值为代价。一些特立独行的、具有探索精神的书法家，在他们的时代，选择了“不走寻常路”的姿态。

实际上，在书法探索上“不走寻常路”，从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303年——361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他极力探索书法的形态美和神采美，最终创作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段

生活在中唐时期的颜真卿，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非常崇拜，但他是理性的，他看到“王体”行书过于追求娟秀柔媚、潇洒飘逸的风气，缺乏一种宽博雄强、开张奇崛的韵味，于是，他决定以自己对书法的认知，来打破这种书风，重新创造一种行书风貌。

颜真卿对整体“尚法”的唐代书风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书法从隶书变成楷书后，多以中锋用笔，虽然在实用性居功至伟，把书法的造型美和形态美推向了高峰。

但是，书法线条被框定在“法度”之内，导致线条缺少变化，降低了对神采美的追求，丧失了对情绪、情感、个性和思想的表达，这样的书法虽然突出了造型之美，却丢失了艺术化的“气格之美”，跟神品和逸品有不少审美距离。

因此，当同时代的书法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追求楷书时，颜真卿则是两手准备，一手追求楷书，另一手没有放弃对行草书的探索。

终于，在合适的时间，颜真卿在行草书上开花结果，代表作无疑是《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前半段

《祭侄文稿》写于758年，全名叫《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一篇情真意切的悼文，共计234字，全文用行书夹杂草书来书写，使用了许多“篆籀笔法”，行笔转折处圆润流畅，不露锋芒，整体看起来，气韵浑然天成，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线条里把个人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是我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瑰宝，也是书法“神采美”的经典之作。

“安史之乱”里，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镇守恒州（河北正定县）城，不幸于756年被叛军攻破城池而俘虏，在狱中两人刚正不阿，誓死不投降，气急败坏的叛军斩首了年仅23岁的颜季明。

颜真卿得知后，悲愤交加，泪流满面，为了悼念侄子，并记录侄子在讨伐叛军中的功绩，提笔写下了这篇声情并茂的短文，具有书法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由于情到深处难以自持，颜真卿在写字时心无旁骛，完全由情感意识主导着笔去书写，看不出一丝雕琢的痕迹，他对结字、章法、笔法、布局等外在形式完全处于一种遗忘的状态，即使毛笔上的墨用完了，他也忘记蘸墨，只是下意识地写下去，却歪打正着，形成了许多滞涩、迟缓的枯笔，正好跟起初的字迹形成了浓淡、虚实、轻重、缓急的对比关系，让线条的节奏感跟当时的情绪起伏合二为一，自然而然构成了鲜明的韵律变化，真正体现了气韵延绵不绝的“气格之美”。

《祭侄文稿》后半段

《祭侄文稿》千姿百态的书法线条，如同颜真卿此时此刻的“心电图”，各种情绪应有尽有，悲愤、沉重、压抑，还有深不见底的痛苦，当然还有迎面扑来的刚正之气，以及令人着迷的神采之美，欣赏者看到这样的书法神品，心弦早已被扯动，与之发生了共鸣。

中国书法史上以情绪感人的书法杰作很多，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年——1101年）写于1083年的《寒食帖》同样很有代表性。

《寒食帖》共有129字，拥有“天下第三行书”的美名，写这幅字时，苏轼因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到湖北黄州已经有3年。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苏轼人生地不熟，常常饥寒交迫，一向乐观豁达的苏轼，在此时一度很苦闷。这年仲春时节，寒食节来临，苏轼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了两首五言长律，来抒发自己郁郁寡欢的心情。

从《寒食帖》的书法线条里完全能看出，苏轼善于用线条的变化来吐露情绪，在用笔上随心所欲，前半部分字体线条行笔平缓温和，给人气定神闲的感觉，把他自己豁达乐观的心境，自然而然隐藏在奔放而不失婉转的线条里。

苏轼《寒食帖》局部

后半部分随着情感的投入，以及情绪的增加，孤独惆怅的心情油然而生，笔画变得张扬起来，行笔速度更快，流露出很强的节奏感，在气势上奔放洒脱，宛如奔涌的河流，给人感觉他是在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的情感一吐为快。

整体来看，《寒食帖》的线条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张弛有度，苏轼既把自己的情绪完全凝注在线条里，而且展现了五味杂陈的心境。

通过对《祭侄文稿》和《寒食帖》的分析，这两幅书法具有鲜明的共性：在书写中不去考虑笔墨线条是否好看，不在乎结字是否美观，也不看重章法布局是否妥当，完全借助即时的情绪起伏去书写，以饱满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人生况味和生命体验，把“我手写我心”的艺术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现了特定时刻下的个人心境，无限放大了书法线条的艺术趣味。

这两幅书法都以情绪表达见长，那么，情绪究竟是什么？对书法的审美能起到什么作用？

苏轼《赤壁赋》局部

情绪是通过个人的主观认知而产生的一种抽象的心理状态，表现在外部，就是喜怒哀乐的自然流露。书法中的情绪，无疑是通过千变万化的线条形态来呈现的。优秀的书法作品，都是情绪化或者情感化的产物，是书法家的生命意识在线条里的尽情释放。当情绪跟书法线条联姻，并被融入到线条里，就会产生起伏跌宕的节奏韵律，进而产生炽热而强烈的艺术张力，非常容易触动观者的情感，让观者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当然，要想把主观情绪完美地融合到书法线条，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和饱满的情感积累很难做到。

颜真卿写《祭侄文稿》时49岁，苏轼写《寒食帖》时仅仅46岁，两人正好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书法基本功轻车熟路，完全有能力把控好书写时的状态，能把最佳状态展现出来。同时，两人在创作前都经历了情感上的煎熬，在写字过程中能化悲痛为力量，做到了心无旁骛，任由情感像火山一样爆发，情感跟书法线条亦步亦趋，线条的节奏和情感的节奏已经合二为一，他们只不过是用线条作为艺术符号，释放和记录当时的情感与情绪罢了。因此，我们欣赏这两幅书法作品，实际上欣赏的是他们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