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日常生活中，每個人多少都曾經因爲受到別人的冒犯而發怒甚至反擊，也多少曾經由於冒犯了別人而遭受對方的“回敬”。儘管在現代社會，復仇被視爲一種非理性的宣泄，必須予以禁止。但復仇一直以來都是文學影視作品中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中外至今也流傳着不少以復仇爲主題的小說故事。

但今天我們講的這個故事，是真實存在的！它是發生在20年前，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烏金山鎮大峪口村的一件刑事大案，犯罪嫌疑人胡文海一夜持槍殺害14人，重傷3人，那是什麼原因讓胡文海如此瘋狂？

胡文海又是什麼身世？

胡文海，1954年11月11日生於山西省晉中市大峪口村，這裏位於黃土高原的腹地，地下蘊藏着豐富的煤炭資源。

改革開放以後，大峪口村開辦了多個小型煤礦用以發展經濟。1993年，胡文海看中機會一舉承包了村中的一所煤礦，成爲了一名煤老闆。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裏，正是國內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煤炭生意大火，胡文海乘着東風發了財，村裏的人看了都很“眼紅”。

時間轉眼到了1998年，村裏的承包合同已經到期，村支書胡根生從中作手腳，使得胡文海沒能繼續承包煤礦，村裏公開招標，村民劉海生獲得了煤礦承包權。

胡文海成了村長“眼中釘”！

1999年，烏金山鎮供銷公司盡力賈潤全曾經向反貪局舉報大峪口村煤礦“3年少報5萬噸產量，偷漏稅100萬元，少交管理費25萬元”的情況。

在賈潤全舉報前，他曾找胡文海商議過舉報一事，村長鬍根勝不久得知此事，從此胡文海、賈潤全成了胡根勝、劉海生等人的“眼中釘”。

胡文海無辜被人毆打！

1999年的一天，胡文海在自家果園裏澆地時，猝不及防地被相鄰地塊的高彥堂、高彥蘇兄弟無端用鐵鍬打傷。

由於胡家是村裏的大戶，胡本人又是村裏的強人。“性情剛烈，沒人敢欺負他”，而高家則是外來的獨門小戶，並且兩家素來沒有積怨，這使得胡開始懷疑幕後有人要整他

隨後的一些跡象也印證了胡文海的懷疑，由此使得他把目光轉向了事件中的深層問題：“到底是誰指使高家兄弟要往死裏鬧我？”

胡文海被打，有幕後指使者！

可以說，如果不把幕後指使人找出，胡文海就還有可能再次被“暗算”。出於擔心公安機關會以“澆地糾紛”爲由，輕率處理，胡文海事後並沒有報案。

胡文海的行爲也許可以這樣解釋：儘管公安機關擁有處理事件的權威，但由於信息上的不對稱，其對具體真相的發掘未必就能勝過胡本人。

而更有可能的一點是，就傷害事件的解決而言，公安機關是否介入對於胡文海來說其實並不重要，因爲對方已經主動表示願意賠償，並且數額不菲。

當時如果胡文海願意，其完全可以與對方和解，而胡文海所真正擔憂的其實是藏在幕後的操縱者，因爲那纔是最終的敵人。

胡文海訴求無果，起殺念！

考慮到自己曾參與向反貪局舉報原村支書胡根生等人的違法行爲，並且村長鬍根生後來放話“大峪口村除了胡文海敢告我，誰還敢告”，胡文海懷疑胡根生就是幕後指使者。

爲了扳倒“敵手”，胡文海決定訴諸公力救濟。一方面，胡文海向煤礦會計索得有關胡根生經濟犯罪的原始賬簿，在121名黨員村民簽名並按手印後，開始上訪；另一方面，胡文海指出由於自己知道胡根生等人的一些經濟罪行，導致後者幕後指使高家兄弟對己行兇，爲此請求公安部門併案偵查。

在此後長達8個月的舉報過程中，從鄉里告到省裏，然而無論胡文海告到哪裏，舉報材料最後都被批到兩個部門處理，一是烏金山鎮紀委，二是榆次區公安局經偵大隊。

當時，這兩個部門總是尋找各種藉口，就是不作調查。烏金山鎮主管紀檢的崔副書記對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紀委，我崔某某不給你辦手續，你也沒辦法！”

而區公安局經偵大隊長則以“沒有辦案經費”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墊支辦案經費，該大隊長又以“人員也不夠”來敷衍。在徹底絕望之後，胡文海終於採取了極端的做法。

2001年10月26日晚上，胡文海端着烈槍，開始對自己的仇人下了狠手，不到3個小時時間，他連續槍殺了14個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他眼中的“貪官”。

犯罪嫌疑人胡文海被執行死刑！

“10.26血案”發生後，崔副書記及區公安局經偵大隊長的不作爲、慢作爲，被有關部門嚴厲追責！而犯罪嫌疑人胡文海也被當晚被公安機關逮捕，2002年1月25日胡文海被執行死刑。

總結：分析整個事件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胡文海的人格特徵在衝突的升級中起了“催化劑”的作用，但悲劇的根源在於，當他想訴諸公力救濟解決糾紛時，現行的官方制度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這導致了胡的復仇慾望無法通過正當的途徑予以排遣。而這種制度性的悲劇，當放大到整個社會層面時，是很難通過僅僅強調行動者個人的性情品行就可以避免的。因此這就提醒人們，對於暴力復仇現象，除了行爲人的主觀因素外，更應當關注的是能夠以非暴力方式疏導和排遣復仇慾望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