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埋故纸，子钰说历史

《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潼关怀古》是张养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散曲中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该篇著作之所以广为流传，主要是为该作品最后的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天下黎民百姓千年来的苦难。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当中，无论是赵钱孙李那户人家统领了江山，到头来百姓都是最苦的，王朝的兴衰似乎始终与他们无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无论王朝兴衰，古时中国百姓都离不开一个“苦”字呢？

明清两朝的宫殿：故宫一角

一，强烈的生育冲动，限制了潜力的发展

古时候的中国，人们生活中在一起都离不开家族。在那个时代，人丁兴旺则意味着处处占有上风，人丁稀少，子嗣单薄的家族只能任由外族欺凌。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家族想要强盛，人口的旺盛是第一考量的要素。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国人的生育冲动不言而喻会相当的疯狂。

传统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接代是人生头等大事，那时的人们在祖宗的家训之下，无论是谁都要遵循生养子嗣的责任与义务。在古时，辈分高的人绝对是家族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的指令甚至高于当时的法度。族长甚至可以直接越过官府，对你施行族规。因此，不断地繁衍子嗣，也是实现和加强这一权威的重要方式。

小时候我们互相争吵骂架的时候，都喜欢以“我是你爸爸”，对方则以“我是你爷爷”的方式互怼，双方就是这样以不断递增辈分的方法去压制对方。在小品相声界，小品演员们也总是以辈分的高低来搏取观众的乐呵声。

如同鲁迅所说的一样：“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鲁迅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粗糙，但是也可以算作解释国人疯狂生育的一种心理之一。对于家徒四壁的人家，他们永远在不断地生育子女，他们既不会思考怎么多的孩子将来能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的人生有没有幸福可言，这些统统不在他们规划的章程里。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像那时候的中国有着这样强烈的生育冲动。在当时的欧洲各国，人们不仅没有生育子嗣的冲动，甚至很多年轻人通过堕胎和弑婴的极端方式，来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文化本质不同，同时期的欧洲人衰老以后根本不指望儿女赡养。即使死后，他们也会得到上帝的庇佑直接进入天堂吃喝不愁，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儿孙后代给自己烧什么纸钱。

在此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欧洲人展现出和古中国截然相反的生育观念，他们对于生育子嗣有着极为警惕的心理。并且在古希腊的思想文化领域，哲学家们也一直强调控制生育的观念。

中世纪的贵族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稳定的城市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生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实行人工流产（堕胎）。”

从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古希腊年轻人比两千后的中国还具有新潮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发展个人成就大于一切，和如今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认为婚姻会很大程度上牵绊一个人事业，所以他们普遍选择晚婚晚育，甚至直接选择不生育。在当时的古希腊，30岁以后才结婚是很常见的现象。

亚里士多德

作为曾经繁盛一时的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肆鼓励民众生育子嗣，但往往都是收效甚微。和现如今的社会情况一样，很多身处上流社会的人，都是自由的追随者，她们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很多优秀人士最终会选择孤独终老。据古代罗马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年龄远低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后来随着古罗马、古希腊的衰落，他们的国家被蛮族毁灭，但是他们节制生育的理念却被很好的传承了下来。这比如，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们也无比默契的遵守这种理念，自觉地进行生育节制。和古时候的中国一样，英国贵族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家产制度，这些长子制度继承者一般都是等到继承财产以后才结婚，而对于那些没有怎么幸运的其他子嗣，他们则是希望找到一个其他家族继承家族财产的女性结婚，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享受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如果，没有合适的女贵族嫁给自己的话，他们宁愿单身也不愿意将就结婚。所以，我们回首英国那段历史，可以看到英国的贵族们结婚的年纪普遍在四十岁左右。这也就可以理解中世纪英国的文学作品里，男女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个中年老男人搭配十几岁的花季少女了。

中世纪英国女人们

只有这种情况下，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因此，在经济发达以前，西方国家人口的密度一直不低中国。此举，也让西方国民在人均资源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也为后来欧洲人开展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

从世界地理环境气候入手而谈，中国所属的气候属于季风性气候，该气候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极为的不稳定。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泛滥的水灾凶残的吞噬着华夏大地，子钰的家乡就是住在淮河边上，早年间洪水灾患那是家常便饭。不光是新中国时期，在过去几千年的华夏历史上，灾害祸乱就一直锤炼着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

三峡大坝泄洪

翻开华夏的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计2155年的时间里，就有1056旱灾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诸如其它灾害像蝗虫。冰雹、台风、瘟疫等更是数不胜数。除了天灾人祸造成如此多的灾难，人为的破坏环境也是造成大自然报复人类的重要原因。

3000年轻的黄河流域，也是到处鸟语花香，无数生灵树木充裕着华夏大地。然而，3000的时光过去，随着人们的乱砍滥伐，对自然的随意践踏，曾经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消失了，原来充满生机的沼泽田地也变成干涸的泥土，土地的蓄水能力骤然减退，小旱也变成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之灾。不得不说，我国广大北方地区从原本的“塞上江南”变成如今黄沙遍地的模样，这其中，少不了人类在做帮凶。

现如今的黄土高原

翻开元朝史书，我们可以看到自有元的近100年时间里，全国遭受大水灾94次，大旱灾62次，大蝗灾49次，大饥馑72次。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几乎是平均每年2~3次大的自然灾害。情况最为危急的时候，人们只能通过食人肉才能度过灾患。

而与之相比较的欧洲国家，他们所处的季节气候则是海洋性气候，这种气候的特点就是比季风性气候稳定，并且西欧同纬度要比中国的北方气候暖和的多，虽然欧洲国家北方的降水量赶不上中国雨水丰沛的江南地区，但是降雨量远多于中国的北方，这对于欧洲北部的农民，从事农耕灌溉绰绰有余。所以，翻开世界历史，欧洲从未出现像中国北方这样赤地千里的情况出现。

也难怪，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此情此景，让对中国地理有所了解的西方学者都叫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欧洲居民的生活场景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

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 官僚体系的过分庞大，使得它在一定程度有脱离皇权管制的趋势，从而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其成为失去约束疯狂增长的团体。王朝新建之后，新的地主阶级推翻旧的地主阶级，随着皇帝打天下的权贵开始受封土地官爵，官僚队伍人数也直线上升。与此同时，老百姓要供养这些官老爷们，百姓的负担也随着加重。这种趋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尸位素餐，人浮于事是行政臃肿的恒久弊端。在最早的时候，官僚与百姓的比例是600:1，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比例开始上升为30：1，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缩小，就是历史惯性的鲜明体现。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王朝新建之时，也就是前几代君王手里，统治者还懂得轻徭薄赋，积极吸取前朝灭亡的原因，使得民生政治得到极大的改善。然而，随着开国的艰辛被忘却，后世君王就会重兴奢靡之风，王朝就会重蹈覆辙，直到帝国百姓无法生存，王朝终在浪潮般的农民起义中倾覆，然后历史再进入下一个轮回。

欧洲居民的生活场景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百姓能够得到温饱仅仅只是在王朝刚建立的几十年里，其余年馑大多是处在半饥半饱之中。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没有遇到灾患之年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刨除吃穿和上交税收的粮食，剩余率不足5％。那时候中国农民可以产粮4640亿公斤，去除掉苛粮杂税等等其他开支，可剩净余粮食1224公斤。但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要比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的农奴还要低上很多。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古时官僚阶级对穷苦百姓的剥夺要远大于同时期的欧洲庄园主们。中国古时的老百姓们就像牲口一样被榨干所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只有不断地劳动才能勉强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与思想去想着改变什么。这也就是为何西方国家比我们更早进行思想启蒙运动，它对推翻封建主义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欧洲农民

中国文化中携带着贫穷基因，或者说，贫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部分。

在心理学上指出，贫穷可以使人变得愚蠢。贫穷向来不是什么好事，它使得深陷其中的人们只能为了生计，不断地劳累奔波。贫穷让他们甘愿在一个地方机械式的劳作，让他们内心的欲望一点点被不断重复的劳作消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率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在学者提出的贫穷基因中，有很多与我们社会的文化相符合。比如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人均寿命普遍偏低，人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终日忙碌，整日忙碌且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人生，内心压抑导致他们具有极为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做任何事情缺乏长远目标，对政府缺乏信任感，做事软弱无能，对地位的差异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并且缺乏相应的政治觉悟等。

这种强烈的贫穷所带来的意识，让他们整日低迷消沉，缺乏足够的远光与胆识，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解决苦难的方法。

西方心理学家们曾经指出，富人与穷人最大的本质关系不是在于财富的多少，而是他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忍耐力，也就是我们常人所说的“延迟性满足”。就是为了谋求更远大和长久的利益，甘愿放弃眼前的利益。对于富人来说，他们有机会和时间等待财富的果树长到最大，而对于生存保障极低的贫穷人士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只能舍弃长远计划而顾及眼前。

和一个穷人谈梦想和情怀，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耍流氓。

希腊的民主会议

古希腊文明的建立就是在源源不断的金钱之上。古希腊的土地贫瘠根本无法养活本地居民，这个时候为了发展希腊人只得冒险向外扩张。借助希腊强大的外贸船队，希腊人源源不断的将自己的货物向外输出，通过此种方法，大量的金钱流向希腊。有位经济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当生存不再是人们考虑的第一要素的时候，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民主政治。

中世纪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打破旧的藩篱，率先进行文艺复兴，多半也是当时欧洲的科技迅速发展，原本贫穷的农奴开始变得逐渐富有，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他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公民权力。然后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这些人也开始逐步接受教育。最终，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膨胀，这为欧洲后来的资本主义革命带来了先机。

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在贫困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与西方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相比，那时的中国农民却朝着越来越贫弱的形势发展。从宋朝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以上的水平。宋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汉人王朝。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且家长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最后总结起来，中国古代百姓一直穷困的深层次原因无非这四点：其一，旺盛的生育能力导致人均资源减少，并加剧了家庭的贫困程度；其二，频发的自然灾害，常常使得百姓颗粒无收；其三，数量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供养，成为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其四，专制文化带来的贫穷基因，使得这种贫穷不断恶化且很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