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最高的成就是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而且我相信实力应该是达到合乎道义的目标的手段。——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979年发生的伊朗人质危机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它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其在中东的战略支撑，同时也让美国在冷战对手面前颜面扫地。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并没有土崩瓦解，甚至变得比之前更加稳固。这是为何？本文以此入手，为大家梳理伊朗人质危机发生的脉络，并与大家一起探寻这“不合理”背后的原因。

伊朗人质危机的发生

为了弄清楚伊朗人质危机发生的根源，我们首先来一下回顾巴列维王朝的诞生。

礼萨·汗

伊朗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成为区域外大国争夺的焦点。早在19世纪，沙俄和英国就为争夺波斯（伊朗的旧称）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巴列维王朝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崛起的。巴列维王朝的创建者礼萨·汗早年曾加入担负波斯北部卫戍任务的著名的“哥萨克旅”，并开始崭露头角。“哥萨克旅”的成员多数为波斯人，但由于它的军官多由沙俄派来的哥萨克人担任，因此得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哥萨克人离开军队，礼萨·汗成为这支军队的统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在伊朗的势力急剧衰退，英国看准时机拉拢礼萨·汗推翻反英的伊朗政权。而礼萨·汗也打算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伊朗建立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的共和国。不过，由于遭到伊朗势力很大的保守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礼萨·汗最终决定放弃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改为成立君主制国家，这就是巴列维王朝。

不过，虽然英国如愿看到礼萨·汗推翻了原来的伊朗政权。但是自立为王的礼萨·汗并没有站到英国一边，而是选择与德国靠近。二战爆发后，英国和苏联的军队重返波斯，礼萨·汗被放逐，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推举为伊朗新的国王。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运动，伊朗也不能例外——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成为伊朗首相。摩萨台上台后，大力推行石油企业国有化，并修改宪法将国王的权力收入政府手中。如此一来，使得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高度紧张。原因同样是战略和经济两方面的。从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的中东是西方石油资源的主要来源地。当时的石油供应远不像现在这样多样化，更没有如今使石油市场重新洗牌的页岩开发技术。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东握有卡住西方经济生命线的“阀门”，而伊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扳手”。从战略的角度看，亲西方的伊朗是堵住苏联南下的重要屏障。因此，在英美特工的帮助下，成功地将摩萨台赶下台，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握权力。

通过上文的梳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同于土耳其，保守的什叶派宗教势力在伊朗王朝创建的过程中影响很大，这就为后来推翻巴列维王朝留下了隐患；二是英美特工推翻摩萨台的行动，在伊朗人心中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这也为后来伊朗人质危机埋下了伏笔。

限于篇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和伊朗人质危机的发生过程我们不再赘述。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在巴列维王朝应对伊斯兰革命的过程中，美国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帮助？这是因为，如果美国给予了他所能给予的全部支持却依旧未能挽回危局，那么对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就要重新进行评价；相反，如果美国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一种可能是美国低估了革命者的力量、高估了巴列维国王的控制力；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卡特政府的心思都放在了促成埃以和谈上；还有一种可能是，巴列维在之前的石油危机中的表现令西方感到失望，因为伊朗曾借石油危机狠敲了一笔。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继续分析。

第二个问题是，伊朗人质危机的发生，是否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授意的。由于伊朗的一手资料很难获得，我们只能从西方学者对有限的采访资料的分析中寻找蛛丝马迹。目前比较被信服的说法是，霍梅尼在事前并不知道学生的所作所为，因此曾有亲历者描述说，阿亚图拉得知学生们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后“非常惊讶”，甚至担心这样会危及到伊斯兰政权的生存。但是，事后霍梅尼却认识到他可以借此大做文章。由于担心推翻摩萨台的事件重演，扣押美国人质可以让美国人投鼠忌器。另外，更关键的是，扣押美国人质极大地提高了霍梅尼的地位，沉重的打压了伊朗温和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伊朗人质危机对霍梅尼的价值更多地在保卫和巩固其在伊朗国内的地位，而不是对外打击美国上。

美国的应对

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如何应对成为卡特政府的头等大事。很自然的，几种不同的方案摆在了吉米·卡特总统的面前：一是通过谈判和依靠中间人斡旋的方式换取人质的释放；二是派出营救部队深入伊朗救出人质；三是通过封锁伊朗港口、报复性轰炸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

第三种方案最先被排除。这是因为，报复性打击的危害很大，它极可能给予苏联干涉中东的借口，而且伊朗也很可能以杀害人质作为反击。因此，真正可以选择的方案就局限在谈判和救援之中。这两种方案在卡特政府内部都有着关键的支持者。谈判派的代表是国务卿塞勒斯·万斯，他主张效仿林登·约翰逊在“普韦布洛号”事件中的应对，通过谈判使人质获释。万斯这样主张的原因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质对霍梅尼的价值在于国内，因此伊朗不会杀害这些人质，而是会在霍梅尼巩固了他的权力之后予以释放。另一个原因是万斯本人就是约翰逊派往韩国处理“普韦布洛号”事件的特使。

相反的，以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为首的营救派坚决反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布热津斯基主张用以色列的“恩德培”行动为模板，组织一次特种部队突袭救出美国人质。布热津斯基认为，营救人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人质的生命安全，更关乎美国的颜面。有趣的是，布热津斯基本人在以色列实施“恩德培”行动的时候正在以色列访问。因此，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案例为模板来提出主张的。

但是上述两个模板都有问题：“普韦布洛号”事件之所以拖得起，是因为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美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越南。这就给了约翰逊总统淡化处理的可能。可是伊朗人质危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里，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谈判就等同于颜面扫地。可是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也有问题，德黑兰不是恩德培，美国人质被扣押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心，周围也没有可利用的机场，突袭营救的风险极大。因此，不论哪一个对于卡特来说都是左右为难。最终，由于谈判渠道的堵塞、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卡特总统被迫选择营救方案。而营救不出意外地变成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不仅人质没有救出，特种部队还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沙尘暴和撞机事故，白白死了8名士兵。伊朗人质危机的灾难也意味着卡特执政生涯的终结。

福兮祸兮：美国的转机

行文至此，卡特政府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应对堪称“灾难”。不过，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此次应对也可以被看作是卡特外交战略失败的缩影。不同于尼克松—基辛格，卡特上台之初就明确表达了他对“遏制战略”和“缓和战略”的厌恶，高调提出自己的“基于道德和人权的理想主义外交”。但是，理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是苏联最大的败笔，但在当时却被普遍认为是苏联强大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展示。为了应对苏联的咄咄逼人，卡特不得不放弃理想，重新选择对苏联的“遏制”。

事实上，苏联入侵阿富汗对伊朗也是一种威胁：不论是早期的波斯还是巴列维王朝，伊朗始终生存在北方的俄国（苏联）与英美的夹缝之中。这是伊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石油资源所带来的“副产品”。因此，伊朗历届政府始终在左右之间寻求平衡。霍梅尼的伊斯兰政权同样不能例外。伊朗作为一个志在称霸中东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它不能心甘情愿的成为任何一方的傀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伊朗人质危机发生之后，痛失战略支撑的美国，其中东战略没有就此崩塌。相反，埃以和谈的成功、伊朗政权的更迭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发生，迫使更多的中东国家转而投入美国一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之后，得以回升。

前文提到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问题。美国和伊朗显然不是一个体量的对手，那么为什么强大的美国完败于相对弱小的伊朗呢？这个问题看似不符合权力外交的逻辑，但仔细剖析却并非如此。可以说，这个实例恰恰印证了基辛格对“权力均衡”的理解。基辛格认为，在新时代下权力扩散，不能再以传统的大国关系概括权力均衡。例如，日本和德国虽然军事实力非常薄弱，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足以支撑他们的权力地位。同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感也可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提升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因此，如果我们按照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逻辑，将上述要素都转化为“权力”这一概念的话，超级大国与像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就会急剧缩小。

总的来说，伊朗人质危机是世界外交史中的一个“明亮的插曲”。作为插曲，它没有改变冷战的结局。不过，回顾伊朗人质危机与美国的应对，为我们理解战后世界，特别是重新思考国家间“相对权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败退德黑兰》，（英）戴维·P·霍顿《布热津斯基》，（中）胡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