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直到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这个衙门风水一直不好。历任巡抚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伍长华因周天爵案被革职，吴文熔战败自杀、钱宝琛未赴任而患病、龚裕任上得病而死、常大淳战败自杀、崇纶战败服毒自尽、青麟战败遭弃市、陶恩培城破自杀、胡林翼任上病死、李续宜病死、严树森降职等，真可谓“非死即败”。

同治五年（1866）正月，曾国荃调任湖北巡抚。鉴于湖北官场的险恶，曾国藩多方指示其为政之道，希望曾国荃在湖北有一番好的作为，使得“三江两湖均可合为一家，联为一气”。

然而，曾国荃和上面所说的湖北巡抚一样，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最终被朝廷降二级留用。只不过，曾国荃遭贬并非是因为患病或是战败，而是和湖广总督官文闹出了矛盾。

曾国荃到武昌后不久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先是撤了湖北总粮台，裁汰湖北老湘营十三营，用自己新募的湘军代之。曾国荃确实没有从政经验，没有做过地方大员，湖北巡抚是他第一次从政总览一省，既缺乏对官场的了解，不知深浅。更关键的是，曾国荃是一个嫉恶如仇之人，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只按自己的意愿来，却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就直接触动了湖广总督官文的利益。

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五年任湖广总督，咸丰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同治三年，金陵克复后封一等伯爵。湖广总督虽然不是曾国荃的直系上司，但官比巡抚大，管湖南、湖北两个省。官文从咸丰初年做湖广总督起，已经有十余年，此前的湖北巡抚都受其掣肘。

一个官场老麻雀遇到一个愣头青，官文自然不会认输，二人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不久，曾国荃的湘军在前方缺粮，而自己主政的湖北竟然无粮可调。有人密报，粮食被官文作为欠饷发给了被裁撤的士兵。曾国荃对官文这类无能无功同样封侯拜爵的官僚本就反感，于是一纸奏章诉至北京，参劾官文，开列其七大罪状，句句强硬，条条见血。

在七条罪状中，最致命的曾国荃切中了朝廷尤为忌讳的结党问题，说官文是靠肃顺这颗大树起家的。这等于就是将官文划归“肃党”。还说他“为将不能却敌，为相不能经邦。”

曾国荃在担任湖北巡抚以前，与官文并不直接共事，按理说，一出道就参劾位高权重的总督，换成是谁也要掂量一下的。曾国荃这么做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的六哥曾国华死在三河大战，而当时的官文却是按兵不动不予救援；弟弟曾国葆又死在金陵大营，灵柩路过武昌，此时原湖北巡抚胡林翼已死，所以湖北官员前来吊唁者很少，这就让曾国荃觉得十分委屈。

更何况曾国荃觉得自己冒着巨大的危险，吃尽了苦头攻下金陵，官文没有费一点力气，居然也封侯拜爵，于是决定老账新账一起算，要报这一箭之仇。

曾国藩觉得弟弟如此做法十分不妥，几次写信规劝，说官文不是不该参，而是火候未到。况且，官文既有党羽，参劾后必有说不清的麻烦，会招致其党群起而报复的，实属得不偿失。但是生性刚烈的曾国荃根本不听劝，一意孤行，并且在信中说一切后果由他承担，与大哥无关。

官文是何等人物？是满洲贵族，京城关系错综复杂，他们明里不保，暗里保还是可以的。朝廷为此派出钦差到湖北调查核实，结果却迟迟出不来，直到同治六年正月才将官文“议革职，解总督，仍留大学士、伯爵，罚俸十年，召回京管理刑部。”

官文回北京仍然做他的文华殿大学士，且又做过直隶总督，地位在湖广总督之上。这次曾国荃斗官文，虽胜犹败，自己一点好处也没占到。而且正如曾国藩所担心的那样，曾国荃因此开罪于军机处，凡有廷寄，皆由官文转咨。

同治五年十二月，朝廷责曾国荃调度无方，传旨严行申饬。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荃被摘去顶戴，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起交部议处。结果是降二级留任。曾国荃在湖北巡抚任上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到了九月不得不申请开缺回籍。

这样，前前后后曾国荃只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湖北巡抚，他这么快便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湖北官场并结怨官场，说起来，还真是应了湖北巡抚衙门风水不好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