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6月23日晚間消息，據外媒報道， 一家頂級律師事務所的初步調查報告顯示Wirecard公司在亞洲的業務涉嫌作假賬。

一年前，新加坡，埃多·庫尼亞萬（Edo Kurniawan）將六名同事召集到一間會議室。33歲的庫尼亞萬爲全球支付公司Wirecard管理亞太地區的會計和金融業務。在那間會議室，庫尼亞萬拿起白板筆，開始教同事們如何做假賬。

庫尼亞萬的公司Wirecard很快將成爲德國最有價值的金融機構之一，但是他也說，眼前的任務是編造數據，說服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機構發放牌照，以便Wirecard可以在中國地區發行預付銀行卡。

Wirecard還打算獲得花旗集團的支付業務，該業務覆蓋從印度到新西蘭等11個國家的2萬多家零售商。在每個地區獲得監管許可對獲得這項業務十分關鍵，以至於爲申請香港的監管許可編造數據也在所不惜。

然後，庫尼亞萬想出一招“迂迴套利”的方法：從Wirecard在德國擁有的銀行撥出一筆款項，然後出現在香港一家暫停活動的子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再轉出到一家外部“客戶”的賬上，最後再回到Wirecard在印度的公司，這樣當地的審計人員便會以爲這是一筆合法的營業收入。

乍一看，庫尼亞萬的陰謀更像是一家鮮爲人知的金融集團在偏遠地區分公司的不守規矩員工的行爲。但是亞洲頂級律師事務所展開的初步調查報告指出，庫尼亞萬的行爲，僅是Wirecard這些年在亞洲業務中作假賬的冰山一角。媒體獲悉的文件顯示，公司慕尼黑總部的兩名高管對“迂迴套利”陰謀有所知情。他們是托爾斯滕·霍爾滕（Thorsten Holten）和斯蒂芬·馮·厄爾發（Stephan von Erffa），分別是公司的財務主管和會計主管。

這些披露不免讓人對歐洲這家少有的成功科技公司的財務數據產生懷疑。Wirecard，一家德國金融科技集團，如今已經發展成爲規模超200億歐元的全球支付公司。在外媒於上週披露該調查之前，Wirecard的價值超過了德意志銀行或德國商業銀行。Wirecard也是零售投資者的最愛，公司在亞洲市場的迅速擴張讓投資者相信，Wirecard可以在這個價值1.4萬億美元的支付市場上挑戰全球最大銀行的霸主地位。

自2002年協助公司進行資本重組以來，馬庫斯·布勞恩（Markus Braun）一直在管理着這家公司。在數字貨幣領域，Wirecard堪稱一流。公司的成功，讓49歲的布勞恩成爲億萬富翁。

作爲對初步調查的回應，Wirecard起初稱，沒有發現重大合規性問題。本週，公司又表示，雖然調查還在進行中，但並沒有發現犯罪行爲，並且從初步調查中得出類似結論是不對的。

在此之前，公司的會計操作也曾受到過質疑，分別在2008年、2015年和2016年。每一次，Wirecard均被指涉嫌操作市場，每一次都會引來德國市場監管機構對公司的調查。

這一次對公司亞洲業務的質疑源自公司內部，由一名舉報人提出。3月26日，舉報人向Wirecard在亞太地區的高級法律顧問舉報稱，兩名高級財務主管詹姆斯·瓦德哈拿（James Wardhana）和艾琳·柴（Irene Chai）涉嫌參與作假賬。另一名舉報人也在2月份提出了相同的問題，隨後這名舉報人在4月3日向合規團隊提交了他們從加密消息應用Telegram上獲得的可疑合同。

Wirecard慕尼黑的合規主管丹尼爾·施泰因霍夫（Daniel Steinhoff）親自飛往新加坡。4月13日，他下令“鏡像”這些人的郵件存檔，並查獲郵件副本。

認爲舉報人的敘述可信的合規人員很快在文件中找到更多證據，併發起調查，調查代號爲“Project Tiger”。他們找來位於新加坡的律師事務所Rajah & Tann，並派遣了一支由前檢察官組成的調查團隊。

5月4日，Rajah & Tann提交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滿滿30頁的重磅指控：明顯證據表明存在“僞造和/或篡改賬目”，以及有理由懷疑在多個司法轄區存在“欺詐、違反信託、腐敗和/或洗錢”行爲。

以庫尼亞萬爲首的新加坡三人組涉嫌僞造發票和協議，以炮製文件記錄，交給安永的審計師查看，好似資金以合法理由流進流出Wirecard。

庫尼亞萬的財務團隊的工作是監督Wirecard在該地區的其他子公司彙總的數據，然後把彙總好的數據交給總部。但是薄記員也負責彙總合同和批准技術項目。

初步調查發現，不僅找不到所謂的客戶和供應商發送給Wirecard的郵件，Wirecard的律師、銷售人員和技術人員似乎也沒有參與交易。

比如，去年三月份，瓦德哈拿坐在他的電腦前，給自己發送了一份Flexi Flex商標的電子副本。Flexi Flex是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設有辦公室的液壓和管道公司。根據獲悉的文件，這個電子副本圖像出現在他展示給同事進行付款的發票上。這些文件，包括由庫尼亞萬簽署的條款模糊的軟件產品供應和採購合同，用來營造出Flexi Flex和Wirecard有實質性業務往來的假象。

2018年4月9日的往來電子郵件中，瓦德哈拿起草了應付德國安永問詢的回答，以便結束當年的審計工作。他把Flexi Flex描述爲“2017年獲得的新客戶”，曾爲Wirecard馬來西他帶來400萬歐元收入。

此後，Wirecard證實公司與Flexi Flex不存在實際的業務合作關係。瓦德哈拿的電子郵件還將香港的300萬歐元收入歸於Right Momentum Consulting，後者是另一個第三方業務合作伙伴。但是文件中給出的該公司在吉隆坡的地址無跡可尋。

Rajah & Tann的初步報告說：“我們可以從書面證據中得出可靠有力的證據，證明至少存在一些僞造協議的會計違規行爲。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有意爲之的行爲背後的目的可能是創造虛假收入，而不是挪用資金。”

獲悉的初步報告和某些電子郵件顯示，雖然每筆與Wirecard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這些可疑的交易似乎是爲了在財政年度結束後用虛假和後追加的銷售協議來填補漏洞，幫助Wirecard的實體實現預期的利潤目標。

週三，Wirecard告訴記者，繼Rajah & Tann的初步報告之後，另一項獨立的有權訪問公司會計系統的內部調查確認，這些指控未經證實，也不存在違規行爲。儘管有這些負面的調查結果，外部的Rajah & Tann調查（持續超過8個月）同時也反應出公司對良好治理的承諾。

自2012年以來，公司已經從股東那裏融資5億歐元，又將這些融資款用於一系列聞所未聞的支付公司。未能實現利潤目標可能會導致外界對Wirecard在過去十年中在亞洲的快速擴張基礎產生懷疑。

Rajah & Tann對文件證據和舉報人證詞的初步調查確定，菲律賓、新西蘭、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印度的分公司向德國總部提交的會計報告可能存在會計違規行爲。

調查還暴露出另一個潛在的重大問題。和德國一樣，新加坡和香港也制定了嚴格的報告要求，以打擊洗錢活動。Project Tiger項目中發現的可疑交易，本該在合理的時間內提請相關部門注意。

作爲銀行的所有者，以及Visa和萬事達卡付款網絡的成員，Wirecard有責任提交此類報告。公司每天分發數億歐元的借記卡和信用卡。當政府想要限制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轉移資金的能力時，Wirecard就是負責幫助警方監控現金流的守門人。Wirecard本週稱，公司一直在遵守適用的法規要求。

然而，當有一個異常部門在快速成長的亞洲分公司中僞造文件、炮製現金流和向虛構的供應商轉出真實現金的證據就擺在眼前時，慕尼黑高管的反應令人玩味。

Wirecard的四名最高管理人員收到一份日期爲2018年5月7日的通報文件。會後，公司的首席財務官亞歷山大·馮·努普（Alexander von Knoop）在郵件中向文件作者致謝：“感謝你爲澄清情況和防止Wirecard集團財產和名譽受損做出的努力。”

這封電子郵件還宣佈任命公司的首席運營官簡·馬薩里克（Jan Marsalek）來協調調查，“以對調查施加必要的壓力，”馮·努普說。

現年38歲的馬薩里克是奧地利人，理着平頭髮型，一身定製西裝，擁有稀罕的純金信用卡，在公司內部很受敬重。他同時也是負責亞太地區的管理委員會成員。

Wirecard在新加坡的律師提醒說，馬薩里克的新職務可能會帶來“利益衝突”。他們稱，他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證人，曾在某些項目上與庫尼亞萬有密切合作。

Rajah & Tann在5月9日的郵件中表示，對馬薩里克的任命可能會“引起監管機構和執法機構的強制問詢”。這是一個可以避免的潛在衝突，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調查可能從一開始就會被認爲存在致命缺陷——其結果就是監管機構或執法機構可能會突然介入，親自展開全面調查。”

正在接受調查的一項內容是Wirecard新加坡與第三方公司Matrimonial Global之間的關係。Rajah & Tann認爲，Wirecard新加坡與該第三方公司的銷售協議已經過期。馮·厄爾法早2017年11月8日發送給馬薩里克的郵件表明，馬薩里克對過期協議是知情的。郵件中寫道：“馬薩里克會在合同和溝通等方面爲我們提供支持。”

艾琳·柴似乎也覺得馬薩里克與Matrimonial Global有關係。去年1月9日，她寫郵件跟同事說：“如果沒弄錯的話，這份協議好像跟Wirecard迪拜有關，我猜這家公司應該是屬於馬薩里克的。”

同事回覆說：“沒錯，是放在上一個季度中的額外‘收入’。”

Wirecard表示，馬薩里克並不擁有Matrimonial Global這家公司，他也沒有參與調查。

但是，這位首席運營官的確與庫尼亞萬密切合作過許多年。比如，2015年結束前夕，Wirecard在印尼的一家子公司Aprisma需要330萬歐元的收入來滿足該年度的利潤目標。然後，馬薩里克與庫尼亞萬對此事進行了討論。根據往來的郵件，Aprisma最終實現了當年度的利潤目標，多虧了“馬薩里克的額外項目”。而初步調查報告顯示，這份後追加的銷售協議是假的。

文件還顯示，一年後，庫尼亞萬和馬薩里克一起合作，在審計過程中，回答安永審計師的提問。

2015年，Wirecard同意以3.25億歐元的價格收購在印度的一系列公司，也是Wirecard歷史上的最大一筆收購交易。在交易之前，外媒曾發佈系列專題報道Wirecard會計賬目中的明顯不一致之處，以及公司資產負債表中似乎存在一直擴大的漏洞。印度的收購交易同時也引來謹慎的分析師和投資者的關注。他們表示，公司所謂的業務規模難以證實。在Wirecard內部，安永曾在2016年底安排一個團隊進行仔細調查。

2017年4月，庫尼亞萬告訴同時，因爲Wirecard在印度的主要業務Hermes，他整夜睡不着覺。Hermes的首席財務官幾個月前剛剛上任，他向Hermes的董事會提交了一份免責聲明，稱由於剛剛上任，他“無需對”與2016年審計相關的多數文件“負任何形式的責任”。最終，安永還是批准了Wirecard報告的收入。

2017年初的無保留審計起到了安撫投資者的效果。隨着全球對金融科技公司熱情大漲，Wirecard的股價翻了兩番。

然而Rajah & Tann獲得的一些書面證據對會計違規的範圍以及授予新加坡簿記員的權限提出了新的疑問。

事實上，核心問題仍然存在。慕尼黑的管理層對庫尼亞萬的行爲知道多少？以及，應該知道多少？

2018年2月15日的往來郵件顯示，德國總部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知曉庫尼亞萬幾周前在白板上描述的“迂迴套利”陰謀。文件顯示，霍爾滕寫道：“我需要了解完整的資金流向。”總部授權的每一筆支出，都需要霍爾滕簽字。

13分鐘後，庫尼亞萬給出回覆，描述了從Wirecard香港和一家外部實體向印度轉移200萬歐元的計劃。“這樣解釋是否清楚？”他寫道。

“很好，謝謝，”霍爾滕回覆說。然後霍爾滕將郵件抄送給了馮·厄爾法。授權資金支出也需要馮·厄爾法的簽字。

上週，媒體披露該調查時，庫尼亞萬仍舊是公司國際金融的負責人，他身邊的涉嫌同謀也仍在職。週三，Wirecard表示，有些人員已經臨時調崗，等待調查結果。任何紀律處分將視調查結果而定。

Wirecard還表示，自從Rajah & Tann發佈初步調查報告以來，公司又獲得了顯著的新進展和新信息。

一名舉報人後來說：“如果一家支付公司都可以這麼做，你要如何相信整個金融系統？”(木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