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新華社記者穆青、周元、馮健三人起草並發表了《縣委書記焦裕祿事蹟》一文，此外，還連續在國內各大廣播電臺播出，然而，沒想到就是這篇通訊文章在蘭考的空氣中引爆了一顆精神原子彈。

1966年2月7日，新華社記者穆青、周元、馮健三人起草並發表了《縣委書記焦裕祿事蹟》一文，此外，還連續在國內各大廣播電臺播出，然而，沒想到就是這篇通訊文章在蘭考的空氣中引爆了一顆精神原子彈。

我們一定都看過電影《焦裕祿》，電影裏有一個情節，那是1962年冬天，焦裕祿受開封地委委派，由尉氏縣調任蘭考縣爲書記，然而，他一踏上蘭考的土地，就看到大量離家出走的難民聚集在火車站，今年，他才40歲。

當時，蘭考縣以貧困乞討聞名，其乞討軍遍佈多個大城市，因此，大多數幹部都不願意去那裏，其實，當地黨委的首選不是焦裕祿，而是另一個相對年輕的幹部，但對方堅決拒絕去，組織找到焦裕祿後，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1962年12月，焦樹基正式上任，後來，他接手了妻子和六個孩子。

實際上，蘭考縣每年都會遭受鹽鹼、沙塵暴、內澇三大災害的襲擊，所以人們把這三大災害稱爲“三大災害”，由於自然環境惡劣，農作物終年歉收，許多家庭喫不飽飯，蘭考縣38萬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一逃到外省謀生。

據說還爲蘭考繪製了一張路線圖，相當於一本逃荒乞討的指南，那時，蘭考人以搭火車而聞名，他們經常聚集在全國各地的火車站，當他們看到一列火車在拉貨物時，就蜂擁而至，火車去哪兒，人們就去哪兒，他們中的大多數被拉往西北方向，然後他們下了火車，開始乞討。

焦樹吉來後，面對糧食短缺和飢餓，他想從外省購買糧食幫助他，但是，當時糧食屬於國貨，是在國家的控制下買賣的，不允許人們自由買賣，結果，交書集在糧食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從外地購買了一些糧食以外的替代品，喜歡蘿蔔、土豆、紅薯、幹畜牧等食品。

在暫時解決了人們的喫飯問題後，焦樹吉開始在蘭考種植大量泡桐樹，以防沙塵暴，幾年後，那些種下的泡桐樹長成了樹，此外，它已成爲蘭考縣幾家樂器廠的頂級木材。

然而，只有一棵泡桐樹蘭花沒有被砍伐和保護，因爲，這棵泡桐已經成爲一棵參天大樹，這是焦書記親手栽種的，爲了緬懷焦書記的精神，蘭考人把這棵樹命名爲“交通”，就這樣，它成了蘭考的象徵

1963年前後，焦裕祿還冒險對蘭考的經濟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爲了控制農民的種地積極性，焦樹基把一些荒地、鹽鹼地和耕地以外的邊遠地，分給會員自行耕種，成效顯著，於是，他又把這片林地給了隊員們，讓大家都能嚐到甜頭，逃離野外的人數也在減少。

然而，當我們的教書機要做一件大事時，他又病了，事實上，1963年前後，焦書記的肝病曾多次發作，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他很快從早期肝炎轉變爲肝硬化，這使他經常因爲疼痛而跌倒，周圍的人多次勸他好好看看醫院，他總是說：老毛病。

1964年初，焦樹吉被家人強行送到鄭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救治，這一次，焦樹基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走出醫院，經醫院診斷，焦樹基由肝硬化轉爲肝癌，目前仍處於晚期，5月14日，焦書記因搶救無效，42歲離開世界。

葬禮當天，蘭考縣各地數萬人走上街頭，爲焦書記送行，蘭考人知道，焦書記是爲了讓他們過上好日子而筋疲力盡而死的，從電影《焦裕祿》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得到支持的老人正搖搖晃晃地加入悼念隊伍，這一幕真是讓人淚流滿面。

1965年12月，新華社的穆青、周媛來到豫東，報道當時全國最貧困的蘭考縣的救災情況，他們到了以後，一提起蘭考，大家都會談起焦裕祿的一些光輝事蹟，這讓他們感慨萬千，於是決定改變原來的安排，專門給焦裕祿書記寫一封信。

接下來，周元直接到蘭考縣委、縣政府，在副書記張欽利等人的幫助下，在蘭考進行了爲期4天的採訪，在這期間，周元從蘭考的幹部羣衆那裏學到了很多關於焦書記的事蹟，爲了避免一些對中央精神的宣傳，他選擇了從生產和救災的角度讚揚焦裕祿。

然而，在縣委召開的一次大型通訊稿討論會上，周元與縣委幹部發生了爭執，雙方爭論的主要焦點是，時任縣委書記周華民等一些幹部認爲，周元在手稿中對蘭考的描述與事實嚴重不符，因此應適當留有一定的餘地，周小川說，他已經給雙方留下了分手的空間。

此外，周元認爲焦裕祿的精神已成爲其精髓，這是爲了改變蘭考的面貌，但事實上，蘭考的貧困狀況依然嚴峻，變化不大，即使有變化，要徹底改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沙荒和鹽鹼化仍然十分嚴重，特別是鹽鹼化土地面積逐年擴大。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通訊員文章《縣委書記焦裕祿的榜樣》，立即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全國掀起了向焦裕祿學習的熱潮，然而，當全國人民看到蘭考如此貧困時，他們感到非常驚訝，這與報道有點不同。

在這樣的影響下，長影製片廠一直準備拍攝的電影《焦裕祿》因爲無法解決對蘭考縣自然環境的不良描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被迫擱置，與此同時，大通訊的文章也面臨着困難。

此時，一個人的出現，卻使大溝通成功避免了長片廠的尷尬，這個人的出現也使得大交流和那段歷史成爲今天最大的懸念，他就是被記者譽爲焦裕祿親密同志的縣委副書記張欽利。

一開始，周元採訪焦書記的事蹟，基本上都是從張欽利的介紹，以及他要求的幾個人，不過，張欽利介紹焦書記時，很多都是講述自己的經歷，此外，他還從自己的角度介紹了焦書記是如何應對內澇、鹽鹼地和沙塵暴三害的。

因此，一開始，周元等人對生產和救災的瞭解比較多，沒有涉及到其他階級的思想，然而，正是對生產的描述，讓穆和週二的人暫時逃離了蘭考出現帶來的政治風險，然而，令他們驚訝的是，這則大新聞發表後不久，文化運動就開始了。

現在，焦裕祿這個我們敬仰的好乾部，已經長生不老，成爲創造不朽的英雄，無論如何，他留下的是英雄的足跡和優秀幹部的形象，他一生中曾說過：“我們不能做一個誠實的官員，清官是封建主義的概念，我們是老百姓的長期工作，不是“清官”。

今天，人們對英雄和什麼樣的人能成爲英雄有不同的看法，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然而，在過去的特殊時代，那些由時局造就的英雄，那些逝去的英雄，總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純潔、一種執着、一種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