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苦心整治韩国15年，成绩为何不显著？｜经典中国通史78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分其地，当时韩家的首领是韩康子。韩康子死后，儿子韩武子继位。武子立16年而死，由其子韩虔继位。韩虔即位第六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与赵耤、魏斯正式被周天子列为诸侯。韩虔即韩景侯，韩昭侯是他的六世孙。

三晋中的韩国，处在秦、楚、赵、魏之间，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国家。韩虔正式取得诸侯封号仅三年就死去了，新兴的韩国政权尚未巩固。景侯虔死后，子韩列侯即位。第三年列侯的相国侠累又被严中子派人刺杀。从有关记载看，据说是因为严中子与相国侠累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甚至尖锐到要动刀剑，只是当时被人劝阻才未立即造成流血事件。事后严中子出走，在齐国结交了一个因杀了人从魏国逃出来的聂政。聂政受严中子之请去刺杀侠累。这说明韩国内部不是很安定，这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影响。

到了韩哀侯（前376—前371）时，国君又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韩国新的统治政权受到削弱，国力不强。在外部，因为国力弱，周围大国对它的威胁也很大。就在哀侯六年（前371），秦国伐宜阳，攻取了韩国的6座城邑。后来韩国虽然灭了郑国，并迁都到新郑（前375），但并不表明韩国力量的强大。实际上，迁都新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为了避免强大的秦国对都城的威胁。

到了韩昭侯（前358—前333）时，列国中大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法和改革，新兴阶级在各国基本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并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就连当时的宋国，也欺侮起韩国来，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魏国更是多次进攻韩国，后来韩昭侯和魏惠王在巫沙相会修好，才暂告缓和。国内外的种种形势，对韩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

大约在公元前354年，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不多。《史记》把他放在《老庄申韩列传》中，其中有关申不害的事迹只有69个字的简单记载。从有关记载，我们知道，申不害原来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出身比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15年而卒。推算起来，大致死于公元前339年，生于何时便无从得知了。

申不害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政治思想家，司马迁说他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从有关申子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见到申不害的主要思想和他的主要政治主张，以及他相韩15年间的大体活动与政绩。

申不害是主张“法”和“术”的。所以人们有时称他为“法术士”。他的所谓“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的意思；“术”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或方式。他在相韩昭侯时，曾努力把他的“法”的思想付诸实践，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用到在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活动中去。

首先，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必明法察令。他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又说：“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就是说，国君一定要确立法治，法就像称重量用的秤那样，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驾驭臣下的行为。也即是说，只有确立了法，一切人事关系和国家制度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依据，从而才能建立起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

其次，申不害主张，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反对统治者凭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他认为，单凭各人的“耳目心智”是不行的。就是国君，也应该“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不依法行事，而根据各人的心智、好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他指出，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申不害在提出法治的同时，还强调“术”的作用，用“术”去推动“法”的实施。他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独断”，认为独断者才能为天下主。要把国家官吏的设置、任免、考核、赏罚等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个人手中。他的这一套，后来为韩非子所重视，在《韩非子·定法》中特地加以引述。

第四，为了要更好地驾驭臣下，考核臣下，促使臣下去各尽其能，办好任内之事，申不害还主张做国君的要“无为”而治。他的“无为”，并非简单地无所作为，是表面无为而实有大为，是贯彻他的法治的一种手段。他要国君平常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点，使臣下猜不透内心的某种意图，臣下就不至于揣摸着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或弄虚作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自己的事。但他又反对越职乱来，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只准各自办好职分之内的事，不相干的不要去随便干涉。这样，也就便于国君集权专制了。

总之，申不害在政治上，是主张“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建立起一种遵循一定法制的新兴封建阶级的高度君主集权制统治。

为了使新兴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申不害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办法。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要重视粮食，这是一种重农思想的表现。这种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是法家人物所共有的。

申不害的上述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也确实看到，他那一套法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因而，他在韩国的一些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申不害发布了一些新的法令，但他并没有废除旧有的法令；不仅韩国先君的旧法未变，连过去晋国的旧法也没有废除。这样不仅使官员们无所适从，而且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比如，当新、旧法有矛盾时，一些反对新法的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旧法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是韩国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连支持他变革的韩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甚不易行也。”之所以不易推行，据申不害讲，主要就在于，昭侯虽然同意发布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听从左右一班人的错误意见，因而就不能坚决贯彻实施。加之昭侯晚年，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的“高门”，耗费了韩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绩并不显著，远不如魏、齐、秦等的改革收效大。无怪乎韩国在三晋中，以至于战国群雄中，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