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苦心整治韓國15年，成績爲何不顯著？｜經典中國通史78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韓、趙、魏三家滅知伯分其地，當時韓家的首領是韓康子。韓康子死後，兒子韓武子繼位。武子立16年而死，由其子韓虔繼位。韓虔即位第六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與趙耤、魏斯正式被周天子列爲諸侯。韓虔即韓景侯，韓昭侯是他的六世孫。

三晉中的韓國，處在秦、楚、趙、魏之間，是一個地盤比較小的國家。韓虔正式取得諸侯封號僅三年就死去了，新興的韓國政權尚未鞏固。景侯虔死後，子韓列侯即位。第三年列侯的相國俠累又被嚴中子派人刺殺。從有關記載看，據說是因爲嚴中子與相國俠累意見不合，發生了爭吵，甚至尖銳到要動刀劍，只是當時被人勸阻才未立即造成流血事件。事後嚴中子出走，在齊國結交了一個因殺了人從魏國逃出來的聶政。聶政受嚴中子之請去刺殺俠累。這說明韓國內部不是很安定，這對韓國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有很大影響。

到了韓哀侯（前376—前371）時，國君又被殺。這一連串的事件，使韓國新的統治政權受到削弱，國力不強。在外部，因爲國力弱，周圍大國對它的威脅也很大。就在哀侯六年（前371），秦國伐宜陽，攻取了韓國的6座城邑。後來韓國雖然滅了鄭國，並遷都到新鄭（前375），但並不表明韓國力量的強大。實際上，遷都新鄭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爲了避免強大的秦國對都城的威脅。

到了韓昭侯（前358—前333）時，列國中大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變法和改革，新興階級在各國基本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並且得到了鞏固和發展，一些國家相繼強盛起來，不斷向外進行擴張。就連當時的宋國，也欺侮起韓國來，攻取了韓國的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魏國更是多次進攻韓國，後來韓昭侯和魏惠王在巫沙相會修好，才暫告緩和。國內外的種種形勢，對韓國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於是，韓昭侯不得不考慮變革圖強。

大約在公元前354年，昭侯用申不害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申不害的生平事蹟，有關記載不多。《史記》把他放在《老莊申韓列傳》中，其中有關申不害的事蹟只有69個字的簡單記載。從有關記載，我們知道，申不害原來是鄭國京人（今河南滎陽），出身比較微賤，韓昭侯時爲韓相15年而卒。推算起來，大致死於公元前339年，生於何時便無從得知了。

申不害是一位學有專長的政治思想家，司馬遷說他是“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從有關申子的一些材料中，我們可以見到申不害的主要思想和他的主要政治主張，以及他相韓15年間的大體活動與政績。

申不害是主張“法”和“術”的。所以人們有時稱他爲“法術士”。他的所謂“法”，用我們今天的話講，就是法治的意思；“術”則是一種用以貫徹執行“法”的手段或方式。他在相韓昭侯時，曾努力把他的“法”的思想付諸實踐，作爲他治理韓國的準則；把“術”用到在韓國推行政治改革、貫徹法治的實踐活動中去。

首先，申不害認爲，君主治國，務必明法察令。他說：“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正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又說：“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這就是說，國君一定要確立法治，法就像稱重量用的秤那樣，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駕馭臣下的行爲。也即是說，只有確立了法，一切人事關係和國家制度纔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依據，從而才能建立起新興封建階級的統治秩序。

其次，申不害主張，有了“法”，就要依法辦事，反對統治者憑主觀心智和個人的善惡去隨意決定政策措施、賞罰制度。他認爲，單憑各人的“耳目心智”是不行的。就是國君，也應該“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不依法行事，而根據各人的心智、好惡，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隨心所欲，就會把國家搞亂。他指出，這是關係到國家安危存亡的一個大問題。

第三，申不害在提出法治的同時，還強調“術”的作用，用“術”去推動“法”的實施。他是主張國君集權一身的，用他的話說就是“獨斷”，認爲獨斷者才能爲天下主。要把國家官吏的設置、任免、考覈、賞罰等以及生殺予奪之權，都牢牢地掌握在國君個人手中。他的這一套，後來爲韓非子所重視，在《韓非子·定法》中特地加以引述。

第四，爲了要更好地駕馭臣下，考覈臣下，促使臣下去各盡其能，辦好任內之事，申不害還主張做國君的要“無爲”而治。他的“無爲”，並非簡單地無所作爲，是表面無爲而實有大爲，是貫徹他的法治的一種手段。他要國君平常不要讓臣下看出自己的慾望和弱點，使臣下猜不透內心的某種意圖，臣下就不至於揣摸着國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或弄虛作假，從而臣下就只好去盡力做自己的事。但他又反對越職亂來，提出“治不逾官，雖知弗言”，只准各自辦好職分之內的事，不相干的不要去隨便干涉。這樣，也就便於國君集權專制了。

總之，申不害在政治上，是主張“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建立起一種遵循一定法制的新興封建階級的高度君主集權制統治。

爲了使新興封建階級的國家政權得到鞏固，申不害在經濟方面也有一些相應的辦法。他特別注重農業生產，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認爲，國家要富強，必須要重視糧食，這是一種重農思想的表現。這種重視農業生產的思想，是法家人物所共有的。

申不害的上述主張，在他相韓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貫徹執行，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也確實看到，他那一套法術，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和障礙。因而，他在韓國的一些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申不害發布了一些新的法令，但他並沒有廢除舊有的法令；不僅韓國先君的舊法未變，連過去晉國的舊法也沒有廢除。這樣不僅使官員們無所適從，而且容易被一些人鑽空子。比如，當新、舊法有矛盾時，一些反對新法的人，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拿舊法來爲自己的違法行爲辯解。這是韓國改革不可能徹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韓國的舊勢力的影響比較大，所以連支持他變革的韓昭侯，也信心不足。昭侯曾對申不害說：“法度甚不易行也。”之所以不易推行，據申不害講，主要就在於，昭侯雖然同意發佈一些新的法令，但又往往聽從左右一班人的錯誤意見，因而就不能堅決貫徹實施。加之昭侯晚年，不顧人民疾苦，大興土木，修築所謂的“高門”，耗費了韓國不少的人力和財力。

所以，韓國雖經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成績並不顯著，遠不如魏、齊、秦等的改革收效大。無怪乎韓國在三晉中，以至於戰國羣雄中，始終處於弱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