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抓来村里一老农干活，得知老者身份后长跪不起：先生饶命

明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县官，他征集画工来彩绘他家中的墙壁。当时地方村头有个老农，是个画家，村里有人嫉恨他的才华，就故意报上他的名字，太守的便逼迫他来家里作画、干一些粗重的活。这位画家非但没有不高兴，而且还认真地完成了所服务的劳役，这才回家。

不久以后，他入宫朝，皇上就问县官道：“你们县里有个叫沈周的，还安康吗？”县官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回应道：“他没事。”拜见内阁，李东阳问他：“沈周先生有信吗？”县官惊愕万分，又随便回应道：“有信，但还没送到。”

县官出来后，仓皇拜见侍郎吴宽，问他“沈周先生是什么人？”吴宽详备地说明沈周的样貌。太守询问周边的侍从，这才知道原来就是彩绘家中墙壁的先生。等到回来后，亲自拜访沈周家，长跪不起，痛哭流涕，说：“自己有眼无珠，让先生受了此折磨，先生饶命！”

为什么这个地方官这么害怕？要知沈周在明朝可不是一般人。别看他不当官，可是朝廷里的高官都敬他三分。这位县官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他，仕途不仅有危险，可能性命也难保。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晚年又别号白石翁，明苏州府长洲县相城人。作为吴门画派的开创者和领袖，沈周是文征明的师傅，享有着“明代第一”甚至是“古今第一”的赞誉，文征明更是称赞他的老师是：神仙画家。沈周位列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之首，其画作被称为神品。开启明清山水文人画序幕的吴门画派亦是繁花似锦、灿若星空，是明代最大、最重要的画派，也是中国画学史上一支巨流。

探究其派繁盛辉煌的画艺成因，可见：除得时代、江山之助外，其派成员几乎个个博学多才，身兼多艺，如该派成员文征明兼善书法、诗文、绘画，唐寅同时有文名、画名，该派领袖沈周堪称典型，诗、文、书、画，样样俱佳，又兼善收藏、精鉴、篆刻等多项艺事。他集诗人、画家、书法家、鉴藏家、隐士、名士等多重性身份于一身。

明徐沁《明画录》第六卷《花鸟·叙》云：“写生有两派，大都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黄筌、赵昌，正以人巧不敌天真耳。有明惟沈启南、陈复莆、孙雪居辈涉笔点染追踪徐、易。唐伯虎、陆叔平、周少谷以及张子羽、孙漫士最得意者差与黄赵乱真，他若范启东、林以善极遒逸处颇有足观。吕庭振一派终不脱院体，岂与大涵牡丹青藤花卉超然畦径者同日语乎？”

这段话概括了明代花鸟画的基本状况。从美术史我们得知明代花鸟画是一个画风巨变的时代，尤其在花鸟画创作中将宋元水墨写意向前推进了一步，即由工向写意迈进。在审美品格上，由重形神转向笔墨本身意蕴的审美表达，在这方面沈周是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画家。

沈周山水画中多有人物，他对人物的表现亦颇有深意，略略几笔，小小一点，却往往形成整幅山水的视觉焦点，其目光、其姿态都隐含着一种意趣的表达，从中阐释着山水的意义。画中人物或在山林中、草屋中读书，或在小舟中、石矶上垂钓，或策杖而望，或骑驴漫行，姿态悠然自在，加之题诗对其中深意的点醒，从而画中人以诗化的形象和富于倾诉的意味激活了山水的语言，强调着山水画卷的诗性内涵。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题沈启南画册》云：“写生与山水不能兼长，惟黄要叔能之，余所藏《勘书图》学李升，《金盘鹁鸪》学周昉，皆有夺蓝之手，我朝则沈启南一人而已，此册写生更胜，山水间有本色，然皆真虎也。”此则论述中将沈周和黄筌并提，不仅指出他山水、花鸟皆擅，而且都有高深的造诣。“皆有夺蓝之手”说明了沈周在画法上达到了一个新境地。

晚明王世贞云：“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儆若生肖，石田氏及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此则从花鸟画史的角度将沈周与徐、黄、徽宗并提，极为中肯地评价了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及差异，沈周以“浅色水墨”作画，得“妙而真”，肯定了沈周出自徐熙而更有文人简淡、逸致的艺术气质。

总之，沈周善于赋予画中物象丰富的意味，从题诗中可以最直接地感受到这种意味，如他画溪意在表达“山翁空世情”之趣（《清谿散步图为徐文序作》），画马寄托“今无伯乐空自老，末路英雄向谁道”（《题马图和骢马行韵》）之慨，画鹤寄“一双白鹤可为骥”（《题画》），“我本前身鹤上仙”（《题画》）的豪情，画鸥乐其忘机之趣，“平生结好惟鸥鸟，彼此能闲两不猜”（《白鸥图》），画蕉喜其“幽姿有岁寒”《(墨蕉》）之性，画雪寓“洗尽炎荒瘴海烟”（《江南雪》）之意，以牧犊图自喻“多少利途奔走客，何如及得尔身闲”（《牧犊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