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一位被尊爲“詩仙”，一位被稱爲“詩聖”，是最著名的兩位唐代詩人。相比杜甫，李白生前已是名滿天下，“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杜甫則要到死後四十多年才獲另一著名詩人元稹推崇；儘管文學家韓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詩句，爲兩人的蓋棺論定，但杜甫生前不爲人所重，雖當過一些像“左拾遺”、“工部員外郎”之類不大的官職，一生飄零，只活了59歲，這樣的一位落拓詩人，文學史爲什麼還是要選擇他呢？

杜甫一生中，大部分時間“生不逢時”。天寶五年，35歲的杜甫進入長安，翌年，他趕上了一場特殊的考試，因宰相李林甫自編自導的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導致“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年參加另一場考試，又沒有下文。他自嘆：“我，棄物也，四十無位。”他的豪邁與自信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這年杜甫44歲。面對如此鉅變，與杜甫同期的許多盛唐詩人，他們的作品並未很好地反映這場巨大的社會變亂，唯獨杜甫，他的作品如實地反映安史之亂的社會現實。而從安史之亂到元禛、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人登上詩壇，中間的二、三十年，唐代詩壇幾被杜甫的光輝籠罩，杜詩有“詩史”的美譽，絕非偶然。

然而，反映時代離亂的詩歌，令杜甫登上詩壇頂峯，一字一句，卻是從離別的痛苦體驗中鑄成的。

天寶十五年，６月，安祿山亂兵攻破潼關，玄宗奔蜀。７月，長安陷落，唐玄宗亡命四川。爲避戰亂，杜甫攜家小離開奉先，向北逃難，一直跑到鄜州，聽說唐肅宗在靈武位，杜甫便隻身前往，中途被叛軍俘虜，押往長安。翌年初春，被困長安，思念家人的杜甫寫下著名的《春望》一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年2月，唐肅宗將“行在所”遷到鳳翔。4月，杜甫冒險逃出長安，奔往鳳翔。寫成《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中有“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等句，肅宗感杜甫之忠誠，任其爲左拾遺。然而，不久又因上疏營救被罷職的房琯，引起肅宗不滿，幸得宰相張鎬營救，才得以獲免。這個時候，杜甫才意識到自己的可憐、卑微和無奈，他的詩更加把個人、家庭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成爲史詩一般的作品。

乾元元年秋天，唐軍收復長安、洛陽兩京，肅宗回到長安，杜甫也回到京城，但旋即出爲華州功曹參軍，這年冬末，杜甫回洛陽省親，寫下了史詩般的作品《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如寫官軍點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但“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故勸慰民衆，官軍師出有名，撫養優厚，“送行勿泣血”，郭子儀將軍像父兄一樣呢！（《新安吏》）既深刻地寫出安史之亂中的民間疾苦，同時也反映了詩人的矛盾心情：既看到人民的苦難，又深知平定叛亂的重要，實不得已而爲之。

杜甫的詩無疑有許多的哀愁，但他並不是計較個人的得失，而更多是爲了百姓生活的困苦而悲歌、爲家國的命運而憂傷。顛沛流離並沒有讓詩人意志消沉，反而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他的詩風由過去的輕鬆豪邁，轉爲沉鬱頓挫。安史之亂平定後，遠在四川的他寫下生平少有的暢快詩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那麼，文學史爲什麼選擇杜甫？杜甫寫美，往往從細微處描寫，卻體現出崇高的美感。他常常寫悲慘的生活、寫社會動亂，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希望，依然可以感受人間的溫暖。“像杜甫這樣千千萬萬的普通民衆……他們的苦幹實幹，他們的樸素平凡、勇敢頑強，還有他們的深明大義，都在詮釋着一個古老民族的家國情懷和不屈品格……杜甫被視爲中華民族的詩魂，這是歷史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