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疫情影響下，民辦幼兒園花式自救背後的無奈）

打敗燒烤店的並不都是同行，也有可能是幼兒園。

受疫情影響，幼兒園遲遲無法開學，5月份，老師的工資發不出來，山東濟南一位幼兒園園長爲了“不讓老師慌了”，利用一切條件和資源，將幼兒園臨時轉型賣燒烤自救。

無獨有偶，河北保定也有幼兒園因面臨巨大壓力，而被迫改賣燒烤，除了“轉行”燒烤外，還有多地幼兒園開展做早餐、賣包子等方式，進行自救。

多家幼兒園“跨界轉行”的行動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幼兒園花式自救的背後，凸顯的是民辦幼兒園運營的巨大壓力。疫情期間，民辦幼兒園大都無法正常發放工資，造成一部分幼師流失，重新招聘老師又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儲朝暉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坦言，減輕民辦園運營壓力的政策支持力度還是不夠，要從深層次、系統性地幫助民辦園解決實際困難。

花式自救下的無奈

“我們每天推出的800個包子都是被秒光，因爲市民知道幼兒園的食品安全級別非常高，我們做的包子不僅安全健康，外形也可愛。”提起“賣包子”，湖北宜昌的一家民辦幼兒園園長滔滔不絕地介紹起了自家的“經驗”，包子全都是用南瓜、菠菜等天然食材製作，不僅色彩鮮豔，營養也豐富；由老師和廚師一起製作的包子全都被捏成小雞、小豬、八爪魚等可愛的卡通形象，孩子們會更愛喫。

但在興奮的介紹之餘，這家園長表露出的更多是深深的無奈。

疫情讓很多行業被迫按下了暫停鍵，幼兒園也遲遲不能開學。對於很多幼兒園，尤其是民辦幼兒園來說，不能開學就意味着幼兒園沒有收入，爲了“自救”，他們只得使出渾身解數來花式自救。

相比幼兒園“轉行”餐飲，貴州省遵義市的一家民辦幼兒園園長做的更爲“徹底”，他貸款8萬元，帶着23名幼師開了一家小喫店。

年初，受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遵義市所有幼兒園閉園，因爲遲遲不能開學，幼兒園沒有錢給老師發工資。據該園園長宋林霖介紹，5月份以來，幼兒園已經有多名幼師辭職，爲了解決這一情況，纔想到了帶領教師共同創業，謀求自救的想法。

6月6日，這家店才正式開業，每天有6名老師到小喫店裏來當臨時服務員，店裏的收入除去店面房租、水電、食材等成本外，其餘的按照一定比例全部分給23名幼師。

據宋林霖介紹，目前，疫情逐步好轉，幼兒園也已申請報備開園，開園後，輪休或課時空閒的幼師到店裏當臨時服務員，這樣，每月幼師們就能有兩份收入。

在網上看到很多“同行”花式自救的方法，同樣身爲幼兒園園長的陳麗（化名）只能無奈地笑笑，作爲北京市豐臺區一家民辦幼兒園的負責人，她深知“轉行”餐飲這條路對自己的幼兒園而言，很難行得通，只能是“能抗一天算一天”。

央視財經報道，此前的一項統計顯示，疫情之下，可以持續支撐6個月以上的幼兒園佔調查幼兒園總數量的百分比不到1%，而已無法支撐正常運轉的幼兒園佔比則高達68%。

對此，陳麗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直言，面臨生存壓力最大的就是純民辦幼兒園。

陳麗解釋稱，當前幼兒園主要分爲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其中，民辦幼兒園又分爲普惠性質的民辦幼兒園和純私立幼兒園。受疫情影響，幼兒園開學時間不確定，這就使得以依靠學費爲主要收入來源的民辦幼兒園運營壓力增大，但納入普惠性質的民辦幼兒園尚且有一定的政府補貼，而純私立幼兒園主要依靠的就是學生的學費，不開學，就沒有收入，但房租、教職工工資還要正常支付，這些都是幼兒園巨大運營支出，因此生存現狀堪憂。

教師流失隱患凸顯

陳麗所在的幼兒園就是一家純私立的民辦幼兒園，有近300名學生和40多名教職工，疫情之下，爲了減輕開銷，幼兒園內一些臨時性質的助教都已經辭退，教師也只發基本工資。

即便如此，這依然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而更令陳麗擔憂的是，這種狀況下，教師流失成爲又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

疫情停課期間，陳麗的幼兒園已有3名幼教辭職，“因爲不知什麼時候可以正式復課，教師又不想只拿基本工資，因此選擇辭職，在老家的幼兒園任職或從事其他工作。”陳麗向其他“同行”打聽過，自己幼兒園的離職情況還算“樂觀”，有些民辦園離職的教師甚至超過半數。

4月下旬，某機構對600名幼兒園教師（其中88.6%爲民辦無編制職工）做的一項調研顯示，有37.9%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幼兒園有1至3人離職；離職人員在4至10人的佔12.4%。

“教師工資中佔大頭的就是績效工資。”陳麗以她所在的幼兒園介紹稱，帶班教師的基本工資在3000元左右，每天的課程，組織兒童活動，放學後和學生家長的互動等都算在績效之內，全部加上，教師每月的收入能達到7000多元。

如今，因爲沒有復課的緣故，很多教師還待在老家，平時通過微信視頻等方式和家長聯繫，教學生一些手指操、童謠等，考慮到幼兒園的運營壓力，目前只給教師發了基本工資。陳麗瞭解到，有些教師也開始做起了“微商”，增加收入，雖然幼兒園已經明令禁止教師做“微商”，但考慮到特殊時期，教師收入受到影響，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事實上，幼兒園面臨的運營壓力已經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4月10日，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切實做好疫情防控期間民辦幼兒園的扶持工作，通知要求，聚焦民辦幼兒園在疫情防控期間面臨的突出問題，區別不同類型民辦幼兒園，採取有效措施支持化解民辦幼兒園面臨的實際困難。

在此之前，一些地方也陸續出臺了幫扶民辦幼兒園的政策。

比如，北京市3月1日便發文稱，符合條件的民辦普惠性幼兒園，可按照2020年1月的在園幼兒數，將2020年1月至6月每位學生1000元/月的生均定額補助一次性預撥；對運轉困難且在解決區域“入園難”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民辦非普惠性幼兒園，則按照班數給予幫扶。

上海市出臺的對民辦托幼機構給予支持的政策，包括鼓勵減免房屋租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統籌支付購買學位費用、給予職工培訓補貼等。

不過，法治週末記者從個別普惠性幼兒園瞭解到，補助政策目前落實情況不一，有些幼兒園已收到補助款，有些幼兒園的補貼申請則還在審批之中。

復課壓力仍存

疫情之下，幼兒園的生存壓力有目共睹，但在不少家長看來，這不能成爲幼兒園違規“壓款”的理由。

家住北京市豐臺區的張秀萍女士對法治週末記者說，自己孩子所在的幼兒園按季度繳費，年初，她剛剛交了近1萬元的學費，此後因爲疫情原因，幼兒園並未開課，但至今，幼兒園方面也沒有表示，收取的學費何時退給家長。

法治週末記者隨機採訪了4名學生家長，其中僅有一人表示，孩子所在的幼兒園已經給家長退回了提前繳納的學費，但扣除了每個月500元的“佔牀費”，其餘3名家長均表示，幼兒園方面並未和家長商議退款之事，只是表示正式開學後，會“有序退款”。

雖然理解幼兒園運營有困難，但多數家長認爲，還是應該按規矩辦事，孩子既然沒有上學，就不應收取費用，並應該及時退還預先繳納的費用。不過，也有的家長表示理解，幼兒園雖然遲遲未復課，但老師也在通過微信羣定期教孩子東西，這些都是需要支付工資的，用預收的錢先頂過這段困難時期，也無可厚非，畢竟家長也不希望疫情過後，孩子的幼兒園關門了。

在陳麗看來，有些幼兒園，特別是那些純私立的民辦園，遲遲沒有退費，確實是有着“難言之隱”。

除了教師的工資外，幼兒園的房租也是大頭，疫情後，有些地方給予了一定的租金減免政策，但有些幼兒園的租金是在疫情爆發前續交的，像陳麗的幼兒園，在1月初就續交了幾十萬元的房租，還有些幼兒園屬於私人產權物業，難以像國有企業一樣很好的落實租金減免政策，因此租金成爲即教師工資外，另一大生存困境。

“爲了復課，幼兒園方面還要投入額外的資金。”陳麗的幼兒園原本打算6月15日正式復課，先是大班和中班恢復，6月22日，小班也開始恢復，但受到疫情影響，復課計劃再度被暫停。不過，爲了達到復課標準，復課前幼兒園進行了大量的防控和安全準備，包括購買電子溫度計、消毒設備、一次性餐具、手套等，這些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陳麗還注意到了一個現實，即便正式復課後，幼兒園面臨的運營壓力依然不小，因爲孩子的回園率並不高。在復課前，陳麗曾讓老師對各班級做個統計，復課後，哪些孩子會來幼兒園，最終統計結果，每個班級的復課率均不足40%。

“幼兒的抵抗力弱，家長怕送到幼兒園會不安全，選擇送孩子來的主要是那些雙職工家庭，老人可以帶孩子的，基本都選擇繼續在家。”陳麗也很無奈，這意味着，即便開學，幼兒園依然要面臨現金流的巨大壓力。

“當前各地用於幼兒教育的經費佔教育經費的比例太低，減輕民辦園運營壓力還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財政支持力度。”儲朝暉坦言，要保持幼兒園的健康發展，這部分經費支持不能低於總教育經費的9%，但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數幾個地區能達到這一比例，全國大部分地區對民辦園投入還有待提高，同時，政府也應適度放開，給予民辦幼兒園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

對於幼兒園退費問題，儲朝暉表示，確實要考慮到一些民辦園的生存困境，各地政府除了出臺政策幫扶民辦幼兒園之外，還可以根據各地區的條件，實施一些比較靈活的幫扶措施，比如，嘗試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緩解幼兒園的運營壓力，或對困境較大的給予一部分必要維持的經費，保持幼兒園的正常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