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0.01期P016-P023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20年第1期

1998年创刊 / 季刊 / 总第88期

封面作品：七七的号角（局部） 油画 1940 唐一禾 中国美术馆藏

从红山女神头像的发现追溯中国北方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 德辅博物馆 王冬力

摘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是二十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同属辽西地区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女性孕妇红陶塑像的考古发现，结束了中国从未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女性雕像的局面，被考古界誉为“海内外孤本”，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本文以考古出土及国内外博物馆馆藏文物为研究对象，对比总结了女祖崇拜的历史渊源和演变以及巫人的形象与特点，追溯中国北方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

关键词：红山女神；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巫人

中图分类号： 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9-4016（2020）01-0016-08

一、概述

在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也陆续考古发现了众多不同材质的动物和人物造像，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考古学现象揭示了早在新石器时期初期原始宗教开始自发于原始人类求生过程之中。祖先崇拜较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出现的时代略晚，在祖先神灵不灭思想支配下，先民按真人形象采用或写实或抽象的手法雕琢、塑造大量的祖先神像供奉于庙堂和祭坛，是原始人类崇敬自然，在祖先神灵的护佑下，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思想体现并最终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二、女神头像的考古发现

1983 年 ,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在现今的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尊女性头像，地点在一处冲沟里，由此震惊世界的女神庙重现于世。翻开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史，留下最深印象的当属苏秉琦先生最经典、最精炼的一句评述：“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而其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价值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女神庙和女神头像。考古发现，占地广阔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里包含的单元数量庞大，女神庙所处的地点特殊且显要 , 位于整个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其余遗址遥遥相对，以众星捧月的布局形式，分散于女神庙的周围。

女神庙位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第一地点第一建筑址，海拔高度为 671.3 米，为牛河梁诸峰之最高峰，处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最北端，与其西南相距 10 公里的猪首山、第十三地点的巨型金字塔式建筑构成三点一线，形成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轴心。考古专家经过三次试掘女神庙后发现，其年代距今 5500 年，庙址为结构极为复杂的半地穴式建筑，一组多室相联，以南北轴作为对称轴，仿木结构，木骨泥墙，室内有彩绘壁画，是新石器时代技术最高、成就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该庙址的布局组合复杂，主体建筑明确，按中轴线左右对称分为中室、东西侧室、北室和南三室以及南单室。（图 1 ）这种复杂的构造和格局有了独特的建筑意义和宗教内涵，开宗庙布局之先河，是一般居住址不能替代和比拟的。《尔雅·释宫》有“室有东西厢曰庙”，将“庙”的定义有别于“室”，且“庙”的规格也高于“室”。女神庙的前后室之间有了主次之分且已具备左右侧室，显出宗庙雏形。

从女神庙考古发现来看，人物、动物塑像数量居多，其中人物塑像残件包括了头部 1 件，乳房 2 件，上臂 2 件，肩部 1 件，耳 4 件，鼻 1 件，手 2 件（图2 ），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女性特征。经初步统计，发掘出的这些人物残件大小分别有人体的三倍、二倍和原大三种规格，分属于 6 到 7 个个体。

人的头部塑像是红山女神庙最重要的发现，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女神头像。它出土于中室西侧，头顶以上残缺，额顶有箍状装饰，鬓角部位有竖行系带，眼睛镶嵌有灰色的玉石，睛面圆鼓磨光，睛的背面作出钉状，深嵌入眼窝中，宽额，高颧骨，颅骨宽大，阔嘴，右耳完整，耳轮简化，左耳残缺，头像面部神情安详，推测背面应贴于神庙墙壁，属于典型的高浮雕作品。[2] 相较于东山嘴等遗址出土物，牛河梁女神遗址规模更为庞大，雕塑技术高超。在塑造技术和造型上女神像的塑造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性，反映出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人体泥塑工艺的基本技艺和工艺流程；同时，还尤为注重写实，如强调人体各部位比例协调，追求面部形象与神态的逼真，无不显示出当时高超的雕塑水平。[3]

女神像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史前时期女性雕塑的空白，也是神像类研究中的里程碑，体现了当时对女性的尊崇。对于所敬之像，人们往往也有特殊的标志，如朝阳德辅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二级文物红山女神陶像（图 3 ），它的标志就是“龛”。陶像高 6 厘米，宽 4.5 厘米，厚 5 厘米，重 114.6 克，夹砂灰褐陶质，通体磨光。呈跪坐状，背靠于陶龛内。五官清晰可见，双乳凸起丰满，两腿中间女阴明显。反映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祈佑部族兴旺，人丁繁衍的理念。[4]

在动物塑像中主要包含兽类、禽类两种（图 4 ），其中兽类塑像发掘 2 例，分别出土于中室顶部、南单室中部，发现吻、耳、爪、下颌、獠牙等兽类塑像残件，2 例塑像均有熊的特征且造型厚重；禽类塑像亦发掘 2 例，根据塑像残件分析这两例禽类均具有鹰的特征，且造型写实，形态逼真。[2]

女神庙里既有人物塑像，又有动物塑像，这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人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许多动物形玉器也证明了这一点。远古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驾驭自然的能力也较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可以看出鹰与熊都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对象，鹰能展翅自由飞上蓝天，又能俯冲捕捉猎物，而且鹰又是蛇、鼠等影响人类生活动物的天敌，所以深受红山文化先民的崇拜，熊身躯庞大，具有极强的攻击力，使人望而生畏，牛河梁遗址也出土过真熊的下颌骨，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熊为经常出没的动物。近年来，史学界有大量的研究，认为黄帝部族曾经生活在红山文化区域，如苏秉琦先生也曾说过：“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架构与之相应。”[5]《史记》记载，黄帝名曰“有熊氏”，史传黄帝部族有六种图腾，熊为其中之一。[6]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双熊首玉器，由此可见，熊也是当时为人所敬畏的一种动物。

图1 女神庙遗址图

图2 女神庙出土人体塑像残件

图3 红山女神陶像 （德辅博物馆藏）

图4 女神庙出土动物形塑件

图5 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裸体孕妇塑像

中国传统历史中的上古时代多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口口相传，长期以来都缺少考古实物证据。女神庙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华远古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为史前时期的宗教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角度。它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也是先祖留在世间的神魂所依，更是上古时代的宗教圣地和艺术宝库。这样的神庙建筑是中华文明中的庙宇鼻祖，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鲜见。苏秉琦先生认为：“女神是由 5500 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

三、红山文化时期人神造像的特征和功能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只是红山文化众多人神造像中最为典型的一例，还有几例一并归类分析。

1.1979 年，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两件裸体孕妇立像（图 5），大者高 7.9 厘米，小者高 5.8 厘米，头部残缺，腹部隆起，臂部肥硕，右臂弯曲，左手抚于上腹，并刻划出女性的阴部。

2.1998 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 21 号灰坑还曾出土过一尊三女抱坐陶塑像（图 6 左），[7] 褐红色泥质陶，烧制火候较高，三女均对面相贴，蹲坐相拥，臂搭于肩部，手指相扣，细腰阔臀，相邻者两膝相贴，应为代表着三个部族首领为部族联盟仪式的定格。与此件同类型的人物塑像仅在朝阳德辅博物馆存有一例馆藏文物，高5.3 厘米，宽 4.3 厘米，厚 2.8 厘米，重 114 克，人物姿态完全相同，且保存更为完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图 6 右）。[4] 陶像中三个女性的头、身体、腰、臀、手臂、手指以及相拥时手臂相互叠压环绕的姿势，塑造准确，比例恰当，生动写实，所要表达的肢体语言清楚直接，令人一望便知。展示出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高超的雕塑水平和审美。

3.2012 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一尊整身陶人（图 7），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此尊陶像的年代约为距今 5300 年，是目前为止能够复原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塑像。人像通高 55 厘米，最大胸围 65 厘米，头部和面部比较完整，双目圆睁，口部圆张作“o”形，鼻梁高挺，整体面容生动，头顶盘发，戴冠，双腿盘坐，两脚相对，双臂弯曲。右手握住左手，搭放在双脚上，质地为泥质红陶，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身体中空，双臂则为实心，外表通体压光，局部施黑彩。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生动形象的红山文化先民的写照，[7] 应为男性塑像。陶人的口型较为独特，也见于石人像（图 8 ）， 藏于朝阳德辅博物馆，国家二级文物，灰褐色火山岩，部分受沁，后侧留有土黄色碱壳。整体呈圆球形人首状。双眼眶为圆环状，并与嘴部圆环相连，眼球圆突起，有神，双鼻孔为小圆坑，嘴突起张口，呈 o形。[4] 他是当时祖先崇拜的男觋，或为祖先神有关。

4.2014 年朝阳半砬山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一次性出土 12 件石雕人像，是以往考古发掘最多的一次，其中一尊石质人头像极为珍贵（图 9 ），并在 2019年的辽博“又见红山”展览中展出。这尊石质人头雕像通长 24 厘米，宽 5—9 厘米，高 33 厘米，与真人大小相若，雕刻的工艺十分精湛，虽然经过岁月磨砺，雕像表面已经风化，并有一层土沁附着，但其面部轮廓依然清晰可辨，高额，顶部微凸，耳部为半圆形，浮雕柳叶形眼，外眼角向上，颧骨突出，鼻凸起且呈三角形，浅雕两鼻孔，吻部微隆，闭口，嘴角及下颌雕刻数道胡须，看上去极为传神。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称之为域外来客，并非传统的东亚人相貌，高鼻梁，高额头，更近似于西方人。[8]

图6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出土的三女抱坐陶塑像

左.敖汉旗博物馆藏 右.德辅博物馆藏

图7 兴隆沟遗址出土陶人像

图8 石人像（德辅博物馆藏）

图9 半砬山遗址出土石人头像

5.2001 年内蒙古敖汉旗草帽山遗址考古发掘出一尊红色石雕像（图 10），出土于祭坛旁，为红色凝石灰岩雕琢而成，头部完整，头戴冠饰，方脸高鼻，双目微闭，嘴唇略突，嘴角微扬，头部后方雕琢出凸棱纹，神态安详，逼真而神化。[9] 男性祖神像近似于真人头部的尺寸，蕴藏着一种庄严深沉和神秘的力量，是中国史前唯一正冠红山文化石雕神像。方脸高鼻的人像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更为丰富，石质、玉质均有。石人面（图 11 ），国家三级文物，高 10.3 厘米，宽 6.2 厘米，厚 3.8 厘米，重 296 克，灰褐色石材。头顶略平齐，面部突出，额头宽广，双眉略平，眼睛低垂，鼻头隆起，两个琢有浅坑的鼻孔，将双颊衬托出来。背面磨平无纹饰。周边磨薄。玉人面（图 12 ），白色地方玉质。整体受沁，留有碱壳。呈半圆方形。弯眼高鼻，丰满凸起的双腮，内凹的唇，面部表情微笑。侧面钻有三个孔，与背面边缘对应两个孔，但未钻透。[4] 此两件均收藏于朝阳德辅博物馆。

通过以上几例红山文化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以及国内博物馆馆藏人物雕塑像的实例，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的人物造像按材质可划分为陶质、泥质、石质、骨质以及玉质五类，不排除当时有木质人物造像，只是不易保存的原因未见考古发掘，仅在 2009 年辽宁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过木质遗物，已腐烂风化，呈不具形态的碎渣状态，后经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实验室化验分析，属于北方硬杂木的水曲柳树种。

按造型特点可划分为祖先神像和巫觋神像两大类，其中祖先神像分别包括女性和男性祖先神像。女性特征明显的孕妇像，分别出土于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和西水泉遗址，突出表现了隆起的腹部和突起的双乳以及下体女阴的刻划。运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比例准确，位置恰当，让人一目了然，一望便知，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造像。

男性祖先神像分别出土于牛河梁遗址、半砬山墓地、草帽山遗址和那斯台遗址等，突出表现了头顶盘绕发髻，浓眉，大眼，眼球向外凸，额头较高，颧骨凸出，方脸高鼻，嘴唇略突，口部闭合，嘴角微扬甚至具有微笑的表情状态，还有一些突出表现了口部张开，吻部前突，似做呼麦状。此类人造像出土于牛河梁、兴隆沟、半砬山和铁匠炉遗址且均已正式发表。[10]

不同于祖神像，巫觋神像最典型的特征是面部为兽面，多为跪坐式、倚坐式、直立式。这类神像少见出土资料。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玉人。那斯台遗址出土跪坐像，考古学家依据器物的造型和类型学比对的方法断定为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11] 除此以外，我国的故宫博物院，以及国外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均藏有倚坐式玉巫神像（图 13 ）。

故宫博物院玉巫神像有耳有面，头部双角高耸，角间网格纹，面部窄，长耳塌鼻，细腰长腿，上肢短变粗，颈脊部有对穿的孔，隐约可见人的双眼，应是戴着动物冠的人坐像，[12] 动物应为牛或鹿类。

图10 草帽山遗址出土石人头像

图11石人面（德辅博物馆藏）

图12 玉人面（德辅博物馆藏）

图13 倚坐式玉巫神像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馆藏一件蹲踞式裸体玉巫人像，高 12.2 厘米，脸呈三角形，弯眉，长菱形眼，三角鼻，小嘴，下颌尖。双手按住两膝，无脚，小腿下踩一弯月形台。头上前肢上举，头向上仰，似熊首。两腋旁有双乳凸起，推测应为一个戴着熊首冠帽的女巫。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一件蹲踞式玉巫神像，身高 11.2 厘米，兽面似牛，长耳长角，推测应是头戴牛首冠帽的巫觋。

瑞典远东博物馆馆藏一件蹲踞式人物坐像，兽面似牛，面部模糊，双手按膝部，原有四耳双角，残缺一耳及一角。除了腿部无半月型台，形制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相似。

那斯台出土的石雕巫神像通高 19.4 厘米，宽 6.25 厘米，厚 5.29 厘米，头顶为二层圆饼型装饰，面为菱形，双目下斜成八字，鼻梁为三角形凸起，下颌前伸，曲臂合掌于胸前，双腿弯曲跪坐（图 14 ）。[13]

牛河梁遗址 N16M4:4 出土立姿整身玉人一件（图 15 左）。淡绿色玉，通高 18.5 厘米，半圆雕，圆脸粗颈，斜肩细腰，阔臀凸脐，上臂自然下垂，双前臂曲肘贴于胸前，十指张开，手心向内。[2] 此件玉巫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其虔诚的表情和明确的姿态，再现了那一时代祭祀仪式中的某类巫人的形象。这类姿态造型也在骨质藏品中有所发现：圆雕骨人（图 15 右），朝阳德辅博物馆藏品，高 9 厘米，宽 1.3 厘米，厚 1 厘米，立姿，同样双臂折抚于胸前，与牛河梁玉人姿态极其相近。另有馆藏一件玉人（图 16 ），黄色透闪石玉质，满布云雾状白沁。立姿，整体小巧，头上仰，头顶为玉料自然边。脸朝斜上方。颈部变窄，用以区分头和身体。五官由线刻浅痕而成，双臂内弯抚于腹部，与身体由两个单面钻圆透孔区分，孔内螺旋痕迹明显，此双孔也可用于穿绳系挂。双腿分开站立，臀部呈圆弧形，与腿渐收相连，更为简洁质朴。[4]

巫人像既有相似又有区别，材质以玉居多又不仅限于玉，展现出跪坐、倚坐、蹲踞、立姿等身体姿态，似乎在祷告，头部刻画均有神格化特征，头戴夸张而凶猛的动物冠饰或面具，是被人格化的神或者神灵附体中的巫。与祖先神像相比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祖先神往往神态自然，面部写实性强，巫觋神像则面部夸张狂野，自然性更加强烈。祖先神像体现的是生者对逝者的祭祀，而巫觋神像则是巫师媚神的产物。

四、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人神造像的渊源

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是同处于西辽河流域的前期文化。赵宝沟文化距今 6400——7200 年，兴隆洼文化距今 7400——8200 年，而距今 5000——6500 年的红山文化成功地继承了与之年代相邻的赵宝沟文化和年代更早一些的兴隆洼文化。从陶器的加砂陶质、纹饰、器型以及泥条盘筑的制陶工艺，都说明红山文化制陶工艺在继承了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文化特征，又受到了中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影响。从制玉工艺、材质和玉器的使用功能上也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图14 那斯台出土石巫神像

图15左牛河梁出土玉人；右圆雕骨人（德辅博物馆藏）

图16 玉人 (德辅博物馆藏)

图17左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石雕像 右.石雕像（德辅博物馆藏）

从不同材质的人物造像上也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崇祖祭神的宗教特征。

兴隆洼文化时期无单独的祭祀区域，所出土石雕人像多出土于居住址，几乎完全是孕妇形象的女性祖神。如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石雕像（图 17 左），通高 36.6 厘米，胸阔 10.8 厘米，腹背轴 15.7 厘米，头呈上削下阔的三角形，颅顶尖削，前额突出，双眼大而深陷，鼻高凸，嘴呈椭圆形深凹状，分析应为镶嵌蚌壳之用。[14] 为与此石像极为相似的见于朝阳德辅博物馆馆藏石神人像（图 17右），国家一级文物，青灰色砂岩雕制而成。琢制，圆雕式。双目椭圆形，眼眶突出，眼窝深陷，嘴亦为深窝。双肩耸立，双臂较细，合抱于腹部，双腿盘坐，下端出一尖棱，应为立状所设。分析头部的眼、嘴深窝应为镶嵌蚌壳所饰的眼睛和牙齿所用。甚至其表面在当时也应有覆盖层进行装饰。现见的石质圆雕只是当时雕像的石质骨架。[4]

林西县西门遗址出土两尊人像（图 18 ），一件通高约 67 厘米，最宽处 21 厘米，最厚处 17.3 厘米，圆头，五官明显，手臂交叉于腰腹间。另一尊高约 46 厘米，最宽处 18.5 厘米，颅顶尖耸，小臂分开向上弯曲，颈胸前凸雕半圆形项饰。两尊石雕像重点都是突出女性性别特征。[15]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人物造像几乎全是石质孕妇像，主题相对较为单一，人物基本为站立或盘坐式，而且刻意突显女性的特征，人物形态通常为双手护于胸前或放置于隆起的腹部。

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了祭祀区域祖神像，它明显独立于生活居住址之外，神像以石雕为主，同时出现了陶质人物塑像。如：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了 6 件石人像，类似于红山文化女性祖神像。

石雕像（采 14）（图 19左）与石雕像（采 15）（图 19右）形态相近，眉粗耳凸，三角鼻，阴刻眼目，乳房和腰腹凸出较为明显，手抚腹。采 14 的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采 14 的小腿自然下垂。

石雕像 （采 17）（图 20左）与石雕像（采 18）[16]（图 20中）相较于前两件更加写实，体态端正修长。采 17 胸、腹、脸部、右耳、鼻梁残损，无发，采18 有发辫，辫长 5 厘米，宽 2 厘米，丰乳肥腰，臀部发达，脚残。通体磨光，均有底座，呈圆台或圆柱形。以上四件均为裸体孕妇，展现繁衍生命的自然性和原始性，淡化人的其他特质，唯独共性的是孕育生命、哺乳生命的女性器官和身体部位，体现了生育是女祖崇拜的根源性。

除以上几件孕妇石雕像外，石雕像（采 19）（图 20右）虽未见凸腹等特征，但阴部刻划出竖沟，仍然突显了女性生殖器官，与孕妇像的崇拜意义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姿态为端坐，无发，眼凹口张，颧骨略凸，臂下垂，手扶膝，无底座。

图18 林西县西门遗址出土两尊石人像

图19 左.采14 右.采15

图20 左.采17 中.采18 右.采19

图21 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

图22 三彩陶人面

图23 红陶女神像（德辅博物馆）

图24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图21）F103 ①：6，类似红山文化祖神陶像，手制捏塑，脑后塑空。口、鼻、眉、目、耳均凸出，应属某种器物的装饰。[9]

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F103 ①：5，近似圆形，下颌略尖，扁平面刻有眉、目、鼻、口，无耳，类似红山文化祖神陶像。扁平的面部是赵宝沟时期人像的特点之一，这种类型也见于朝阳德辅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人面像，夹砂灰陶，国家二级文物，高 4.3 厘米，宽 3.4 厘米，厚 1.7 厘米，重 26.2 克，呈倒三角形。满布碱沁痕迹，戳划出相连一字眉，双眼。两个鼻孔，方形的嘴张开，两侧戳划两个孔，表示耳朵。[4]

赵宝沟文化时期孕妇像多为石质，出现了口部闭合或做呼麦状的陶塑人像。鼓腹状、闭口状及呼麦状这三种类型的祖神像在红山文化时期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8]

总之，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出祖神像系统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兴隆洼文化祖神像是红山文化祖神像的源头，是目前中国北方史前考古的最早发现，而赵宝沟文化祖神像是二者的过渡。[9]

五、结论

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在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原始宗教已经非常成熟。此阶段原始宗教的主要内涵就是祖先崇拜的思想，而大量的祖先神像就是具体的原始宗教载体，真实地呈现了在没有完整文字体系时的祖先崇拜的思想信息。

红山文化时期的祖先崇拜已非常成熟和繁盛。显然这一时期的原始祖先崇拜不是源头。通过对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祖先神像的研究发现，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石雕像突显双乳和鼓腹特征，简化其他部位，夸张表现生殖、生育、生命这一原始状态和生理本能，石雕像是对女性祖神的膜拜意识的具象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载体。赵宝沟文化时期在女性崇拜基础上，也出现了男性祖先。

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女祖和男祖崇拜并行，但更加细化的宗教活动和权力阶级分化促进了父权制社会的形成，女祖则被远奉于庙堂。男祖像中嘴部微合、嘴部张开作呼麦状的特征差别体现了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分工不同。巫神像被用原始宗教的活动中，但其地位远没有祖神像高，只是沟通人与祖先神的媒介神。红山文化祖先崇拜的思想内涵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中，女性和男性人像并存。朝阳德辅博物馆中馆藏的两件文物很具代表性，一件是三彩陶人面（图 22），为男性祭祀，高 11.9 厘米，宽 8.4 厘米，厚 6.1 厘米，重 493.4 克，夹砂红陶，整体压光。双目突起，鼻子高挺，方嘴，厚唇残损。用黑红白三彩将人物五官和面部彩绘勾勒的逼真生动。椭圆的侧面一周戳出排列有序的孔，用于插羽毛。从下颚至器物的二分之一处有一通孔，以承插木棍将人面立起祭祀之用。另一件为红陶女人像（图 23），夹砂红陶质。器身满布土黄色碱壳。呈站立姿。鼻子塑为鸡冠形状，左右戳圆点为双目，鼻下戳圆点为嘴，颈部双排戳圆坑并横抹凹槽当为项饰，女性双乳丰满夸张，双臂处仅有突起，有脚趾。特别称奇的是头发塑造成卷曲状。[4] 两件均为国家二级文物，男性脸部的彩绘突出了人物身份，女性的卷发高鼻等特征体现了小河沿时期既有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也有其本时代的独有特点。另外，通过对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像和红山文化人像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像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人像造型特征、使用传统等方面的强烈影响（图 24）。结合妇好墓出土有受红山文化风格影响的圆雕蜷体玉龙和明确属于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可以确定商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及商文化的起源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有密切传承关系。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发达的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均为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17] 甲骨文中的“示”字主旨神主牌位之意，敬而凡与祭祀有关活动皆加“示”旁，如：祖、神、祈、祷、祀、祝、礼、祠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西辽河流域可能是商王朝缔造者的祖先发源地，形成于距今5000——6500 年的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思想通过商周朝代的更替，被西周承袭和规范，体现于《周礼》的各个方面。《礼记 . 祭法第二十三》讲夫圣王之制，祭也：“法施于民者，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8]《礼记 . 祭义》曰：“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礼记 . 祭统》记载：“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等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礼制和儒家思想也影响深远，甚至现代雕塑艺术中的神龛式、浮雕、线刻、镂空和圆雕等表现手法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北方都可以找到实物原形。在产生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祖先崇拜思想，祖先神很快代替了自然神，从单一的生殖崇拜发展到复杂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思想在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了应对生产生活需要，适应生活地域环境，优化人群组织活动，激发更强的凝聚力，产生了神权管理方式，以及辅助的分层、分区、分群管理。以完备的管理体制系统，多样化的经济生业发展，促进了红山文化的蓬勃发展，并最终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

参考文献：

[1] 郭大顺 . 红山文化考古记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66.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1983——2003 年度（上）. 北京：文物出

版社，2012：19.

[3] 史威，朱诚，徐伟峰 . 重庆中坝遗址剖面磁化率异常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J]. 地理学报，2007（3）.

[4] 王冬力 . 德辅典藏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9.

[5] 苏秉琦 . 华人 . 龙的传人 . 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6] 雷广臻 .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巨型礼仪建筑群综合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 . 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

的发掘 [J]. 2004（7）.

[8] 毕玉才 . 辽宁朝阳出土 5000 年前人头雕像 [N]. 光明日报，2015—3—23（7）.

[9] 马海玉 . 红山文化两大人物造像系统功能分析 [J]. 赤峰学苑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

[10] 海燕 . 赤峰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女性雕塑像及相关问题浅议 [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1）.

[11] 王晓婷 . 中国新石器时代女性人物雕塑及其功能分析 [J]. 大众文艺，2013（2）.

[12] 王峰 . 河北兴隆发现新石器时代女性雕像 [J]. 化石，1990（4）.

[13] 常兆福 . 黄土高原东北部龙山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D]. 长春：吉林大学，2012.

[1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308.

[15] 王刚 . 从兴隆洼石雕像看原始崇拜 [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1993（3）：11—13.

[16] 沈军山 . 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 [J]. 文物，1994（3）.

[17] 王苹 . 妇好墓出土人像及相关问题探讨 [J]. 博物院，2018（5）.

[18] 黄爱平 .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 [J]. 清史研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