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被困馬達加斯加的中國船員：510天，病毒比自由來得更早）

申文波夢到自己回到家，和妻子、兒子說說笑笑。

醒來時，陽光透過鐵窗照了進來，四周傳來聽不懂的說話聲。

清晨7點，1000多個犯人從7個牢房湧出，到院裏排隊接水洗漱，之後，生火煮飯或是領救濟餐，找陰涼處蹲牆根，直至下午4點半收監回房，等待黑寂寂的夜。

6月30日，這是申文波在馬達加斯加監獄度過的第510天，一起被困的還有8名中國船員、4名孟加拉船員、2名緬甸船員，均來自中國貨船FLYING，2019年3月因非法入境被判刑5年。

中國貨船FLYING上的15名船員在獄中的合影。本文圖片均爲受訪者供圖

獄中，他們親歷過暴亂，被獄警拿槍指過，也被遍地的蟑螂、老鼠、木蝨子咬過，最難忍受的，是心裏的煎熬。

5月中旬開始，馬達加斯加（以下簡稱“馬國”）新冠疫情加重，截至當地時間6月30日，該國累計有2214人確診。船員們身處疫情中心塔馬塔夫市，這裏已經全面封鎖，醫院人滿爲患。6月12日，監獄來了一羣穿防護服的醫生，先給監獄消毒，之後給7號牢房中出現症狀的新犯人做檢測，並將其中25人集中隔離到1號牢房——船員們則被換到了有80多人的3號牢房。他們向大使館求助後，監獄方回覆說，7號房出現了登革熱。不過，有獄警私下告訴他們，已有3個犯人3個警察感染新冠。

被困住的船員們憂心，自由還沒等到，就被病毒找上。

監獄歲月

申文波至今記得第一天進監獄的情景。

那是2019年2月6日，大年初二。一大早，他們15個船員被3個警察叫下船，擠上兩輛皮卡，送進監獄。

眼前的大院，破敗如電影中的難民營，幾間平房散落，犯人們衣衫襤褸，有的光着腳，有的在生火做飯，直盯着他們看。

破敗的監獄大院

船員們一下懵了，猛拍監獄門，喊着要見監獄長，要聯繫大使館。越來越多犯人圍過來。

警察見狀，持槍爬上牆頭，呵斥他們散開，犯人們一鬨而散，他們也嚇壞了，不敢再鬧。

當天下午，監獄負責人把他們召集到操場開會，讓他們服從管理，再鬧就要處罰他們。作爲懲罰，當晚，一些船員被關進條件最差的牢房，第二天才統一分到1、2、3號屋。

7個牢房中，1號屋是“VIP牢房”，通風，較爲涼快，只住二十多人，關押的是有錢“有關係”的犯人。2、3、7號屋爲中等牢房，一間住100多人，需交2萬馬幣才能入住。另外3個牢房每間被隔成3層，住了300多人，都是沒錢的犯人，晚上輪流排隊睡。

牢房大多隻有50餘平方米，沒有牀鋪，犯人睡草蓆或水泥地上，人貼着人，翻身都難。

監獄牢房

船員們花錢買來墊子、褥子，給牢頭小費，空間才稍大一點，沒想到引起部分犯人的不滿，衝他們唱歌、比手勢，雙方差點打了起來。

塔馬塔夫全年高溫，氣候溼熱。牢房裏，悶熱混雜着汗臭，蟑螂在地上走，壁虎在頭頂爬，老鼠跳到身上，嚇得他們哇哇大叫，引來一陣鬨笑。

申文波在2號屋住了一個多月，全身被木蝨子咬出疙瘩，還起了痱子，找監獄長求情才被換到1號屋。水手李以印被毒蟲咬傷，起水泡後留下黑疤，痛癢難忍。其他船員也出現了皮膚潰爛、化膿、拉肚子等症狀。

白天，他們在院裏放風，看馬國犯人踢足球、打籃球，偶爾下象棋、打牌，很少說話，因爲心情壓抑。

和外界聯繫，起初只能偷偷借用警察手機，5000馬幣（摺合人民幣約10塊錢），能打5分鐘，後來1萬馬幣用兩小時。去年9月，大使館出面協調，監獄才允許他們用手機。他們託當地華人餐館老闆買了個二手手機共用，獄警幫忙保管，每天能用3個半小時，今年開始隔天用一次。

華人餐館每天給他們送飯，兩個菜，一瓶礦泉水，有時也捎些生活用品、藥品。喫飯費用船東出，老闆經常抱怨船東欠錢，又聯繫不上人。

獄中的其他犯人，沒錢的只能喫救濟餐，一點木薯，或是米飯加煮爛的豆子；有點錢的，找警察買米和菜，生爐做飯。

船員發現，找警察買東西時，一條煙經常少一盒，一瓶可樂到手只剩半瓶。有時警察伸手要錢，五千或一萬馬幣，要到後熱情地喊“friend，friend”。還有船員被忽悠給獄警買了兩個1000元的手機，這樣才能“出去活動活動”。

丟錢是常事，有的警察會暗中調查，找到小偷後把錢私吞了。水手長孟範義有一次丟了17.5萬馬幣，警察找出小偷後，監獄長要走3萬，兩個警察各要了2萬……到他手上只剩下8萬。

去年7月，監獄裏發生一場暴動。獄警懲罰一個吸大麻的犯人，犯人跳牆逃回牢房，警察勸他出來不聽，他的幾十個追隨者跟着起鬨。第二天早上，二十幾個警察持槍，驅趕所有犯人回牢房。

被警察拿槍指着，船員們都嚇壞了，跟着人羣往牢房跑。鬧事的犯人朝警察扔石頭，警察開槍掃射，擊穿了一名無辜犯人的手掌，最後揪出那夥人，打得渾身是血。

獄中還有精神病犯人，每晚嚎叫，搶衣服穿；羊癲瘋犯人口吐白沫，往人身上撒尿；還有的犯人據說有艾滋病，船員們不敢靠近。病死、被打死的犯人也有，就躺在衛生室門口，蒼蠅圍着。

上個月，又有兩名犯人死了，船員們慌了。

新冠疫情3月20日蔓延到了馬達加斯加，確診病例不斷上漲。

監獄裏，獄警們戴上了一次性口罩，家屬禁止探監，7號屋專門騰出關押新犯人，偶爾有人對垃圾桶、污水溝噴消毒水……但船員們依舊擔心，獄警每日進出監獄，常常拿掉口罩，聚集聊天；新犯人靠其他犯人送飯送水，仍有接觸；還有的犯人會出去做勞工，保不準把病毒帶進來。

船員們想出去隔離，使館建議他們聘請律師提交保釋申請；找船東老闆楊建豐，也沒什麼進展，只能跟監獄長申請找間空房隔離，也沒被批准。最後，花了2000塊錢（人民幣），所有船員換到了1號屋。

到5月中旬，塔馬塔夫首次出現死亡病例，確診人數激增，政府徵用了3個場所收治無症狀感染者。

船員家屬都很擔心疫情。

船員們相繼發燒，其中兩位高燒了十來天，喫不下飯，整夜無法入睡，喫藥打針也不見效。

5月25日，一名船員在獄中寫的信。當時船員們無法使用手機，只能將信交給幫他們送飯的當地華人餐館老闆，再轉發給家屬。

手機不讓用了，他們只能寫信，託送飯的餐館老闆轉發給家屬，家屬向大使館求助。大使館請醫生到獄中爲船員看病，開了些藥，這才逐漸好轉。在大使館的協調下，船員們重新用上了手機，不過每次只能用一會兒。

申文波後來聽說，那兩位去世的犯人死於胃病，而非新冠肺炎。但獄警私下透露，監獄裏有人確診了，有幾位獄警好幾天沒來上班。

中非在線微信公衆號也披露，5月底，塔馬塔夫監獄一名犯人核酸檢測爲陽性。

6月初，又有兩名新犯人出現了嚴重的新冠肺炎症狀，被送進醫院，船員們爲此膽戰心驚，除了洗漱、喫飯，寸步不離牢房，睡覺也戴着口罩。

他們不敢告訴家人自己的處境，擔心死之前還能不能和他們團聚。

危險航行

一切源於那次遠航。

2018年8月3日，申文波從香港登上FLYING船。上船前，他在船訊網上查過資料，這是一艘1997年建造的老船，97米長，17米寬，在貨船中不算大。船東爲福州民豐船務有限公司，實際控制者爲香港蓮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FLYING停泊在塔馬塔夫港口。船員符偉剛弟弟2019年4月赴馬國探監時拍攝。

此前，他在航運在線網上發佈簡歷，大連華商船務有限公司派遣他上船，職位爲大副，月薪13000元。跑船10年，這是他第一次當大副。

上船後頭兩個月，FLYING從香港裝廢鐵運往越南，再裝木薯回東莞，往返於三地之間——過去兩年也主要是這條航線。

直到10月2號，他們接到船東指令，去新加坡加油，之後到馬達加斯加裝木材，3個月後返回。

“突然接到指令跑其他航線，這個很常見。”申文波說，船員上船後必須服從船長指令，裝什麼木材船東沒說，他們也沒過問。

10月7日，FLYING從新加坡駛往馬達加斯加。船上17人，除船長和船東代表外，大多第一次登上這條船。

中國貨船FLYING上的15名船員名單（2019年統計）。

年過五旬的輪機長蔡擁軍、水手長孟範義，想再幹幾年，掙點錢養老；廚師陳旭東第一次上船，他本是裝修設計師，想出海散心；二水李以印爲了給女兒賺奶粉錢，已經上船9個月了，他不想去非洲，但合同期沒滿，公司沒找到接替的人，不讓他下船……

之後20天，FLYING斜跨印度洋，一路天氣很好，風平浪靜。船員們三班倒，每天工作8小時。休息時，看電影、玩遊戲、打牌、釣魚，或者在甲板上跑步、鍛鍊。

10月26日，FLYING在馬達加斯加東北部附近海域拋錨。那裏距陸地20餘海里，天晴時能看到陸地、島、山，海水十分清澈，鯨魚會游到船邊玩耍，一有魚羣過來，船員們紛紛出來釣魚，他們釣到過一條大鯊魚。

抵達之前，船長曾發郵件詢問航次指令、裝貨計劃，船東回覆說公司還沒談妥，讓等消息。

申文波以前也遇到過這種情況。有一次，從印度裝棕櫚殼到日本，卸貨後沒有新貨，只好在日本領海漂航，被日本海岸警衛隊用甚高頻喊話驅逐。還有一次去加拿大，計劃裝糧食，船到了，貨沒談好，漂航20多天後，改裝焦炭運到美國。

一週後的11月初，一艘灰白色的小船朝他們駛來，自稱是馬國海軍，要求停船檢查。

船長向船東報告，船東說，不能確定對方身份，而且上船會敲詐勒索，“直接駛離就行”。

小船追了一個多小時沒追上。申文波覺得有點奇怪：當時船在外海，“我們從來沒接受過在外海的船檢查”。

也有船員懷疑是海盜船。蔡擁軍就遇到過海盜，那是2006年運白糖到索馬里，半夜兩點，兩艘快艇一直追他們的船，喊話不停船就要開槍。停船後，上來了8個海盜，強行把船開到索馬里拋錨。所幸，白糖的貨主是當地走私頭目，船員們沒有遭受虐待，被劫持46天后，公司給錢了結此事。

爲了防止海盜登船，公司每月會組織防海盜演習，拉鐵絲網、架消防水槍、設藏身的安全艙等。

FLYING繼續在離馬國100多海里的深海漂航。西南洋流吹拂下，船自動往馬國方向靠，每次離島五六十海里，他們就往外開遠點。

到11月底，一天上午，一架灰綠色兩翼飛機在船上空盤旋，發出嗡嗡聲。船員們好奇地朝飛機招手，只見飛機帶着閃光，兩三分鐘後，飛走了。

申文波開始有些起疑。進港裝貨時間一再推遲、取消，而且船剛到馬國海域就關閉了AIS船舶自動識別系統，不符合航運國際公約中AIS 24小時開啓（除非進入海盜區）的規定。再加上又遇到了執法船、軍機，他擔心航次有問題，於是寫了份聲明書，表示是合法船員，絕不做違法的事，要求再進港要看文件手續，其他船員也紛紛簽字。

船東回覆他們，馬國負責裝貨的貨主正在辦手續，“航次絕對是合法的”，手續不全不會再進港。

船繼續漂航了半個月，12月15日接到返航回國指令，船員們一片雀躍。沒想到，次日晚上，又接到指令掉頭回馬達加斯加，並將船開到指定位置，與護航船匯合，代理到時候會上船。

申文波察覺有問題，他召集船員開會，要求船東出示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貨物信息等材料，被拒絕後，他提出離職，船東批准了。

發現航次有問題後，申文波提出離職，被批准了。

船長於天財顯然也發現有問題，但他還是按指令行事，偷偷找船東簽了份《個人利益保障協議》，上面寫着，他如果觸犯法律、被扣押或入獄，船東每月要付他2.2萬元的工資，留下法律污點的話，另給30萬補償。

船長於天財偷偷找船東簽訂了《個人利益保障協議》。

2018年12月17日上午，船到達指定位置，那裏隱約能看到岸上山巒起伏，申文波後來回想，當時可能在馬國12海里領海範圍內。護航船並沒有出現，船東讓繼續等待，他“抓緊聯繫”。

此時，一張抓捕大網正朝他們收攏。

海上追擊

又一艘船駛來，聲稱是馬國海軍，要求停船檢查。時間是2018年12月18日凌晨兩點左右。

船東下令駛離，FLYING掉轉航向，小船一路緊追不捨，速度略快。

申文波被船長叫醒去起航後，和船長、船東代表、二副一直待在駕駛臺，心裏緊張又害怕，祈禱着不要被追上。船東安慰他們，“會派直升機來救你們。”

沿馬島海岸線逃跑約4個小時後，兩船相距不到500米了。馬軍發出警告，再不停船就要射擊了。

密集的槍聲劃破深夜，駕駛臺玻璃頃刻間被擊碎。申文波倉皇逃到二樓衛生間，那裏有鋼板，安全一些。

FLYING駕駛臺上的玻璃都被擊碎了。

睡夢中的船員被驚醒了，驚慌失措地跑出去看。一見這情形嚇壞了，直往衛生間、機艙躲。

逃到二樓角落的二副，被穿透水密門的子彈殘片打中屁股。船東代表的左腿被子彈擊中，肚子上留下子彈擦過的傷口。他心想，完了，這下要死在印度洋了。

緊接着，火箭筒打到船上，警報聲四起。符偉剛去機艙查看，見一層的玻璃震得粉碎，心裏很害怕。

槍擊持續了一兩個小時。停頓之後，水順着甲板嘩嘩地往下淌，船員們以爲下大雨了，幾個膽大的探身張望，發現有高壓水槍對着船噴射。

船上的電路很快短路，舵機失靈，船失控了。船長見狀，舉手投降，衝小船喊：“不要開槍了，我們出來。”

船員們舉着手到甲板上列隊。申文波這才發現，追擊他們的是一艘拖輪，十幾個身穿迷彩服的士兵正拿槍指着他們。

放引水梯後，5個士兵登船，有的光着腳丫。他們搜走船員身上的手機、現金，讓他們在船頭抱頭蹲下，之後去生活區搜查，出來時，腳上穿着船員們的運動鞋。船員房間裏的手機、電腦、現金、衣物等也被拿走，塞進包裏，用繩子順到拖輪上。

當天，FLYING被拖輪拖着往馬國港口駛，12月20日清晨，到達塔馬塔夫港口。“命保住了。”船員們鬆了口氣。

靠港後，幾十個馬國政府官員登船檢查，詢問船長關於船東的信息、此次航行目的等，還有當地記者錄像拍照。

之後，船員們被困在船上，輪流到警局接受審問，兩個警察守在船梯口。

被困原因，馬國士兵登船時告訴他們了——FLYING 2015至2016年到馬國走私過紅木，馬方懷疑這次也是來走私的，船還沒到，就接到了情報，因此先前派出了執法船和軍機。

船員們一下懵了，他們大多2018年才登船，不瞭解這條船的歷史和船東公司狀況，也不知道這次是要拉珍稀紅木。只有船長和船東代表在這條船上工作了4年。

一位曾在FLYING上工作過的船員接受財新網採訪時透露，楊建豐2014年買下這艘船，當時船名爲MIN FENG，2015至2016年到馬國走私過幾次，沒辦合法手續，不進港，只在錨地裝貨，2016年紅木被香港海關查獲，2017年他將船噴漆改造，改名爲FLYING。

在船員們的追問下，船長承認之前去馬國裝過3次紅木，每次船東都說手續辦妥了，直到2016年紅木被香港海關查獲，他被帶走調查，才知道報關手續文件是假的。那次，貨物被扣了，但船員和船東都未被追責，他猜測“紅木（走私）集團背後的勢力很強大”。

兩位去年4月赴馬探監的家屬，也看到了當地華人手機上MIN FENG船2015年從海里吊紅木的照片，當時船身藍色爲主，而FLYING紅黑色爲主。

2015年，當地華人拍到了MIN FENG從海里吊紅木的照片。

楊建豐告訴船員，手續不全是因爲馬國合夥人欺騙他，船到了裝貨地纔有手續，未料他們沒到就被抓了。

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楊建豐承認FLYING是去拉紅木，不過是普通紅木，而非瀕危物種。被問及2015和2016年是否去過馬國，他先是否認，之後鬆口說去那邊拉過魚貨。記者再三追問有沒有去馬國走私過紅木，他笑了下，說“我真的不清楚。”

在槍擊中受傷的船東代表和二副，當天被交通艇送到醫院救治，半個月後回到船上。2019年1月17日，兩人被律師和警察帶走，以出國治療爲名偷偷回國。

這讓其他船員看到了希望。他們覺得船東代表是所有船員中責任最大的，“他都能回家，我們也能回家。”

未料20天后，他們等來的是入獄——兩名船員私逃激怒了馬國政府，導致其他船員被投入獄。

艱難求救

15個船員都在等待船東營救。

船東找了位當地律師，先是告訴他們，春節前能回國，後來變成了一審完能回。

中國駐馬達加斯加大使館派領事協助處理這件事，幾次到監獄看望船員，要求馬方公正處理案件，保障船員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督促船東負起第一責任人的責任，聘請律師，同時保障船員在獄中的生活、藥物需求。

2019年3月，馬國法院一審判決17名船員非法入境及拒絕服從罪，判刑五年，每人處罰金5250萬馬達加斯加法郎；船長和船東代表因開船逃逸罪，多6個月刑期。

船員們難以接受。船東辯解說，律師拿錢跑了不辦事。

申文波覺得不公，被抓前他已經離職，卻也被判刑了。馬國以涉嫌走私紅木爲名抓捕他們，在船上沒發現證據後，以非法入境定罪。申文波認爲，非法入境的是貨船本身，應當由船東和船長擔責。船員們都有船員證，按照國際海事法律規定，不應算非法入境。

另外，船進入馬國沒有提前彙報，“那是船長的問題，不是我們船員的問題。”船員們在法庭上的證詞、提交的證據都沒被採納，判刑有無充足證據支持，他們也不知情。

船員家屬到福州找船東楊建豐夫婦，前兩次，楊熱情接待，說他正在全力解救，他們最晚七八月就能回國。在家屬的要求下，他補發了2019年1月和2月的工資。3月之後的至今沒發。

這之後，他一直告訴船員，在和馬國談判，馬國不開條件，也沒有人出來和他接洽。

去年8月二審前，家屬第三次去福州找他，楊避而不見。家屬向當地政府、公安局求助，也沒見到人，無奈而歸。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楊建豐態度大變，經常不接電話不回微信。

到2019年11月，二審維持原判，馬國對私逃回國的兩位船員發出逮捕令，不過，在國內的他們至今安然無恙。

楊建豐在家屬羣現身，讓船員們不要在意結果，說馬方已經給出方案，他也已經接受，下週三會籤文件。等到了週三，他說改成了下週，月底，下個月……他口中的出獄日期不斷推遲，理由是，馬國政府要的是一個天文數字的價格，雙方沒談妥，需要重新談判。

二審後，楊建豐在船員家屬羣說判決結果和船員回國沒有關係。

船員們感覺被欺騙了，在網上發求助信，給大使館寫信，還提起了上訴，至今沒什麼消息。

家屬們不斷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併到馬達加斯加探監，還給海關總署發過舉報信，請求調查FLYING進出港的歷史記錄，徹查其走私情況，追究船東責任。

能想到的辦法全都做了，“但誰也幫不了”。他們想不明白，作爲船舶第一責任人的船東，爲何沒受到任何制裁，沒人去調查他。只有大使館督促船東親自到馬國談判，楊建豐不敢去，想找當地人辦，又不敢先給錢，怕被坑，但不給錢對方不辦事，擔保人也找不到……事情陷入僵局。

家屬諮詢過海事律師，律師建議先起訴船東，討要工資，其他的賠償很難，因爲證據較少，並且當事人都在獄中。

大使館則建議他們聘請馬國當地律師打官司。

中國駐馬達加斯加大使館工作人員回覆船員家屬，建議他們起訴船東。

“我們已經窮到這種程度了，還怎麼到馬國聘請律師？”一位船員家屬說，船員大多來自山東、吉林、江蘇等地農村，本就家境不佳，如今失去頂樑柱，更是雪上加霜。除了不停地找船東，找媒體求助，他們別無他法。

他們希望勞動、海事、公安等政府相關部門，提供一些幫助，幫忙督促船東，也希望有海事律師幫他們打官司。

6月11日，楊建豐告訴澎湃新聞，他已經請律師爲船員辦理保釋，“這次大使館直接參與一些事情，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過當晚申文波告訴記者，楊之前一直推說沒有律師電話，記者採訪後，他才發來一個，他們打過去，對方說不知情，掛斷了。他們發現，這個電話竟是楊建豐之前提到的拿錢後沒辦事就消失了的人。

期盼回家

申文波看過一部電影，因爲飛機失事，一個男人落到荒島上，爲了回家，他喫活魚活蟹，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活下去。兩年後，他如願回家了，心愛的妻子卻已嫁作他人婦。

“我覺得這個結局一點都不好。”34歲的申文波，第一次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和自身的渺小無力。

剛被抓時，船員們一度瞞着家人，怕他們擔心，也覺得很快就能回去。

入獄後，廚師陳旭東心絞痛發作，給家人寫過遺書；輪機長蔡擁軍“很多次想越獄，想自殺”；一個緬甸船員的女友提出分手，小夥嗷嗷大哭，剃了光頭。

大管輪徐澤進瘦了20多斤，他錯過了女兒的婚禮，覺得特別愧疚。妻子在工廠食堂幹活，每月2000元，要供女兒讀書，還要借錢還房貸。

三管輪符偉剛騙母親自己在馬達加斯加看着船，船賣了才能回。每回和母親通話，他都要控制好情緒，怕被察覺。母親隔一陣就問他弟弟，“你哥這次去的蠻久呀。”

十幾年前，孟範義做生意失敗，欠下鉅債，獨自掙錢還債，做過很多臨時工，聽說船員賺錢，纔在2016年考下海員證。他覺得自己是棵小草，爲了生存，有太多無奈。

知命之年遭此打擊，他心有不平，“我沒有觸犯法律，不覺得可恥，就是覺得冤屈。”有時，他會到監獄外的小教堂坐一會兒，祈禱早日回家。

“老婆說等我回去她就不幹了，她快撐不住了。”36歲的李以印在電話中哭了。妻子在縣城殺雞場工作，朝五晚八，每天要將幾萬只殺好的雞放到指定位置，累得胳膊都抬不起來。女兒哭着問他什麼時候回來，他說快了快了，再等爸爸幾天。

獄中，他每晚醒兩三次，白天經常頭疼，像得了抑鬱症一樣。他說出獄後再也不想跑船，只想開個小飯館，多陪家人和孩子。

申文波原本擁有一個光亮的前途。在這條船上幹完後，再上一條船做大副，他的工資將漲到2萬6。出事前他和妻子剛在市區買房，計劃着過一兩年買個車。

如今，一大家的壓力落到妻子身上。她到商場打工，月薪2000，每月還3000元房貸，還得給丈夫寄些生活費，實在捉襟見肘。公婆都剛做手術不久，沒法幹活，現在小兒子上幼兒園的錢都拿不出了。

她很少跟丈夫訴苦，申文波卻寧願她像過去那樣多叨叨幾句。奶奶去世、兩個兒子出生、父親摔傷做手術，他都不在家；家人生日、節假日，也常常因爲在船上沒信號，無法送祝福。申文波覺得虧欠家人太多。

今年生日前一天，母親語音時叮囑他煮兩個雞蛋喫，“監獄裏能煮嗎？”

“能。”兩人都哽咽了。

用手機的時限到了，他匆忙掛了電話，不知道電話那頭的母親哭了多久。

兩個兒子在院裏用泥巴給他做了個生日蛋糕。他想起離家前，大兒子抱着他哇哇大哭，他逗兒子，“爸爸在家天天管着你打你，有什麼好的。”

“你天天在家打我也行，不要走。”

最近，申文波又夢到了家人，夢中，妻子臉上泛着紅雲，兩個孩子拉着她的長裙，朝他走來。他安慰自己，離回家又近了一天。

去年12月，申文波兒子給他寫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