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魏晓涵 实习记者/潘轩

编辑/杨宝璐

5月6日,武汉市高三学生复学

再过一天,1071万考生将走上高考考场。

大概没有哪一届高三考生会像2020年的这一届,经历如此多的波折:新冠疫情爆发、连上四个月网课、再复学、高考延期。而就在他们戴着口罩进入高考考场,迎接着老师们所说“决定他们命运的那场考试”时,全世界的疫情还在继续蔓延着。

人们对于火热的七月里坐在考场中考试已没有太多的记忆——自2003年起,高考时间从每年的7月7日8日,改为了6月7日8日,那一年中国经历了“非典”的洗礼。时隔十七年后,无数家庭最关心的事——高考,则又一次挪到了7月,这一次则是因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

而在这其中,5.9万的武汉考生,将在13个区、58个考点中,为他们这半年的焦灼而漫长的努力划上句号。置身疫区,被“重点保护”的高三生,即便很少受到来自新冠肺炎的直接冲击,但疫情却在生活、心理等细微之处,留下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痕迹。

然而无论疫情如何发展,一届届高三学生总会经历这一关——仓皇而激动地迈向成年的世界。

终于,复学了

这个“寒假”格外漫长,从1月20日,一直放到了5月6日。

复课并不容易,武汉市高三开学第一天,全体老师和学生都做了核酸检测。在这所武汉知名的省重点高中,学校更是格外重视——布置好测温通道和消毒区、班级容量进一步缩小。

虽说不允许聚集,但几个月不见同学,排队检测时,学生们忍不住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讲话、打闹。还有人拿手机,恶作剧似的,拍同学做检查的样子。有害羞的女孩特地等到全班同学都结束之后,最后一个做检查,“不想被拍”。

憋在家上网课的时候,“(班级)群里特别安静,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大家都没有聊天的欲望。”易天说。到学校,熟悉的感觉终于回来了,“同学都在,挺好的。”他们快四个月没见了。

他一度觉得回不了学校,要直接从家上高考考场。这并非杞人忧天,3月末,隔壁班的小鱼在QQ群里收到老师的消息——“区教育局领导再次强调,这学期开学无望(哭),最好的情况是高考前举行几次线下模拟考。”她截图发到社交网站上,配文——“最惨高三,在线绝望”,加了个捂脸的表情。

武汉疫情一直不明朗,直到4月18日,老师去做了核酸检测,小鱼才嗅到一丝开学的气息。4月20日有了确切的通知——5月6日武汉高三复课,高考延期一个月。

简短的两条消息让易天心情复杂。高考延期让他心烦,班级群里同学们也在发牢骚。多出来的一个月没给他带来“有了更多复习时间”之感,只让他多了“不知会有什么变数”的感觉。原本暑假的毕业旅行计划也被打乱了。

不过也有开心的地方——憋了四个月,终于可以离开家了。

“真的不想天天呆在家里,很难受的。”易天家在武汉,网课期间,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手机、听课、考试。

他不太想和父母呆在一起,和妈妈一聊天,每天的话题都是重复的——“今天又没做几套卷子”、“要好好学习”、“不能玩手机”……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妈特别焦虑,很慌,又控制不住情绪,她无形之中给我很大压力。”

也有人因为高三复课伤心。另一个班的小鱼在家度过了高中时代最快乐的三个月,她家在湖北省随州市,考入这所全省知名的高中后,一直是外婆在武汉租的房子里照顾她,放假意味着终于可以回家了。

他们所在的重点高中在整个湖北省都颇有名气,近几年211高校的升学率可以达到90%。其中小鱼这样来自湖北省非武汉市的学生有将近一半,他们通常初中阶段成绩拔尖,经过选拔来到这里,目标往往是国内顶尖的高校——小鱼一直想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核物理专业,这也意味着,非同一般的竞争压力。

平时没空回家,很少有机会见到父母。一月份得知放假的时候,小鱼的第一反应是“好开心啊”。“真的,每天好幸福的感觉,家人每天都在身边陪着我,平时爸妈每周末来,相处的时间也就半天吧,太短了。”小鱼嘟噜嘟噜冒泡泡似的发来这一串,最后用小括号补充了一句,“虽然(在疫情下)这样说不太好。”

易天还记得,武汉市高三复课那天,班上闹哄哄的。为了控制人数,原本班上四十多个人要分到两个教室,来来去去搬东西,“整个人搞得特别兴奋”。学校的密度进一步减小:食堂不能面对面坐,宿舍从原本的六人间改成四人间,过去一个班的学生分为AB两个班。提前一周左右,安排老师扮演学生模拟演练,以应对突发状况。

易天和几个好朋友坐在教室后排,整整闲聊了一个晚自习,从晚上六点到十点,有一句没一句的。中途因为声音太大,被班主任“逮”了一回——似乎没有往常那么严厉,晚自习通常管得很严,同学也自觉,“别人在学习,你在聊天就不好意思”。

学校生活又回来了。

家长用保鲜袋给孩子分装试卷

焦虑

开学后第一次冲击来自全市大考,拿到成绩的时候,易天突然“醒过来”——和网课期间的大考相比,有三四十分的落差,在这所分数段咬得非常紧的高中,意味着掉落了三百多名。”打击真的很大”。

武汉市高三学生统一参加的“二月调考”延期到三月,改在线上进行。那次考试,易天成绩不错,有种“虽然这两个月都在玩手机,但还学到了很多东西”的错觉。

隐藏在分数中的秘密是,临交卷前他和同学对了下答案。

这不是个例,线上考试,有人搜答案,有人在班级群里发答案。同高中另一个班的于瑜也在群里看到了考试答案,作为语文科代表她情绪激动向妈妈表达——“不能认同”,把班级群的管理权限转给了别的班干部。

考生们回忆起网课那段日子,是迷迷糊糊,甚至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动学习的意识,有时候课不听,作业也不写。看两小时手机,什么都没做。心里发慌,应对焦虑的方式是逃避——继续玩手机。课程安排得相对轻松,常常是全年级上千人一起上大课,有人听,有人挂着课做自己的事情,老师管不过来。易天心里知道肯定会出问题,“但是控制不住,没办法”。

学校的心理老师颜言和同事们在开学之前,对高三学生做过一次心理状况的调查,最普遍的问题是“行动力不足”——“目标没办法完成,没有学习的劲头”。疫情期间他们离开学校,生活被浓缩到家庭空间的时候,如何应对孩子的各种状况,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太难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内心都很煎熬。知道不该焦虑,但是控制不了。”于瑜妈妈回忆起网课期间,十分感慨。

被困在家里,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网课要打印的资料太多太杂,买不到文件袋,于瑜妈妈只能用保鲜袋做分装;于瑜学习状态时好时差,成绩波动幅度比较大;她还总能从别的学生家长那里听到一些意外——有高三学生离家出走一天一夜、有认识的孩子妈妈因为新冠去世、还有朋友哭诉家里的要高考的孩子惶惶不可终日,彻夜失眠,妈妈陪着才能入睡。

这些焦虑都沉甸甸压在她心上,直到某天晚饭后,她看到于瑜在房间里,没有写作业,电脑在放歌,平板挂着游戏,手机和同学聊天,一下就动气了,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女儿。

于瑜没有反驳,哭了。事后几个家长交流,有人劝慰她,“孩子也挺辛苦的,得让她有个喘息的机会”,这才稍稍缓解了她的焦虑。

疫情期间,学校心理组专门组织了一个针对家长的团体辅导训练营,让家长们互相倾吐焦虑和不安,其中不少行为让心理老师颜言觉得“不可思议”——见到孩子中午多睡了半个小时就生气,一看到孩子打游戏就指责。

颜言觉得团体辅导的意义除了提供建议之外,“家长彼此在倾诉的时候,发现大家都焦虑,这是正常的,彼此之间有支持,一个人的焦虑也会减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渡过。在颜言接到高三学生打来的咨询电话里,和以往比多了不少“自暴自弃”的案例——通常是一天落一点网课,积累到考试发现成绩很糟糕,于是放弃,开始玩游戏,再到后面会出现昼夜颠倒,甚至完全不想学了,拒绝和外界沟通,“非常棘手”。最极端的情况,原本成绩挺好的孩子调节不了,已经休学了。

“一方面是性格,另一方面缺少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关系不好的孩子更容易陷入这种困境。”颜言来这所高中当心理老师的时间不长,依然强烈感受到学生们压力特别大。初中时代大家都是尖子生,到了高中,有些无法继续拔尖的同学”总想证明自己,想得到老师的偏爱,会有很大压力,很容易迷失学习的意义“,而疫情加强了这种不安全感。

复课之后,颜言给高三学生们设置了团体心理辅导。易天没有报名,回到校园第一天开始,他给自己安排得特别满,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冲击,“状态立马调回来了”。于瑜也没有参加,那一阵她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想去公安大学读刑侦或犯罪心理相关的专业,妈妈感觉她“有学习动力了”。

时间很紧,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时间。

复课之后,学生们通过大屏幕听老师讲课

临门一脚

考试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似乎是为了弥补网课期间失去的时间,节奏一下子加快了。

从随州回到了武汉后,小鱼感觉到两个月时间根本不够用,密集的考试等着回校的考生们。每周几乎都有一轮考试,其中包括两三次全市范围内的大考,因为考试过于频繁,学校甚至在距离高考只有半个月的时候,取消了一场全市统一参加的大考。

每次考试之前,小鱼都会失眠到两三点,几次大考的成绩不满意,她急得不行,“后悔网课期间没有好好学习”,每天,她都把计划排得满满当当,完不成时,紧张的情绪就又会涌上来。

学习更忙,对易天来说,反而意味着更加充实,面对高考心里也更有底。心理老师颜言明显感觉到,复学之后,高三学生的状态更稳定一些。“你要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好惨啊,他们肯定会说’我好惨啊’,但平时上下学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状态和样子,不是这样的”。

学校每两节大课之间有25分钟的休息时间,易天和班上的同学趁着空闲在栏杆前趴上一排,看地上一群蚂蚁来来回回搬家,有时候还给蚂蚁丢一点吃的。“好像大家都变幼稚了,一点简单的事就会很快乐。”

和生活一起回来的还有武汉的烟火气。城市解封之后,不久就是夏天了。复课几周,于瑜班上的许多同学都不戴口罩了,在潮湿闷热,以“火炉”著称的江城,戴口罩实在难受。于瑜因此脸上闷出了痘痘,晚上回家贴痘痘成了母女之间的温情时刻。

“网课”还在继续——分AB班控制人数之后,通常是老师在一个班面对面讲,隔着两三个空教室,另一个班的同学们通过屏幕听着同样的内容。

从早上到晚上十点下晚自习,回到学校的生活和离开的时候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忙碌紧张。于瑜只是偶尔有些惆怅,和关系好的朋友分到了两个班,交流变少了。

如果不是这些生活里细微的变化,紧张的学习、两点一线的生活常常会让他们忘了这座城市经历过什么。易天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感染新冠,最直观的感受来自每天增长的数字,感觉隔了一层雾,“很奇怪的一种状态,我也说不清在感慨什么,不是那种直接的冲击,影响来自于感染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又不是很冰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偶尔在漫长的晚自习课,班上同学各自埋头学习的时候,突然有一些瞬间把易天拉回现实——最近一次是因为关注到美国的病例又涨了不少,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疫情还是存在的。而因为北京新发地相关的疫情新闻,即使是远在武汉,于瑜班上不少同学还是感受到了危机,默默又把摘掉的口罩戴上了。

疫情的经历,在考生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留下印记。易天在疫情期间重新调整了目标——报考武汉大学的基础医学,初中看了医疗纪录片《人间世》之后,他就确定了学医的想法,只不过这次从临床转向了研究——“看到很多医生的付出,付出是快乐的,但是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临床医生有时候很无力。再加上付出和收获可能是不对等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于瑜的成绩逐渐稳定,也完成了疫情期间没法完成的心愿——去眼科医院做了近视手术检查,等高考之后,就能做近视手术了。对于想要学刑侦的女孩来说,清晰的视力,这意味着离梦想的专业又近了一步。

拍毕业照时,易天和同学们爬上了两米高的墙

取消的成人礼,取消不了的成人

原本四月例行的学校成人礼不办了,大概是于瑜高中时代最大的遗憾之一。

之前特地为成人礼写的信交还到了于瑜手中,她挺不开心的,念叨了好几天,“怎么不办了呢?”

这原本是她和妈妈最期待的日子:在四月的春风中,上千名穿着校服的高三学生和家长一起,走过一道红色的,象征着成人的拱形门。

于瑜妈妈原本也很期待,“尤其这样特殊的事件下,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仪式,学校不安排,挺遗憾的。”

因为疫情的缘故,学校原本有许多属于高三的仪式,今年都搁置了——百日誓师的时候还在隔离期,校园里空无一人,在线上勉强办完了;每年,高三上千名考生会在学校最大的广场上拍一张年级大合影,今年也取消了。

在于瑜班上,本来从高三起,有条不成文的惯例,每个月过生日的同学,班上会给他们办一次生日会庆祝一下,疫情这半年也没实现。她只能在隔离期间,通过小区里的蜂巢给同学们寄礼物。

唯一一次难得的机会是班级拍毕业照。距离高考只剩十天左右时间,结束了最后一次模拟考和试卷讲解,学校给他们预留了半个下午拍毕业照。为此于瑜班上同学和老师,在拍照前一天还正式讨论了下要穿哪一套校服。

六月底的武汉已经是三十多度的高温,易天打着领带,校服一会儿就被汗湿透了。拍完班级合影,几个男生爬到两米高的围墙上拍了几张纪念照,有人戴着口罩,有人没有。

口罩大概会成为这一届高三学子独一无二的记忆。于瑜妈妈听别的学生家长说,在武汉市别的学校,不少高三班级毕业照会拍一张戴口罩的,再拍一张不戴口罩的。

今年八月,于瑜即将度过自己的18岁生日,高考也变成了唯一一次成人礼,跨过去,就是成年的世界。对于已经过了18岁的易天来说,高考“算是一个坎,过了就是真正的长大了“。

在经历高考试炼之前,他们还得通过14天的健康状况监测,进入消毒过的考场前,只有体温低于37.3℃,才拿到高考的通行证。武汉市招办还给学生们配备了统一的高考专用口罩——上面印着“武汉高考”字样。

他们更期待7月8号以后的生活。于瑜毕业旅行想去外地毕业旅行,妈妈却担心,“现在还是比较严峻,贸然出去,别人会怎么对待你?谁也不知道。万一遇到事情担心她应付不了。”连带着志愿也成了一块小小的心病——“还是报湖北的学校吧,毕竟是武汉出来的考生,不知道别的地方会不会另眼相待。”

于瑜倒是没有太多担忧,“大学里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人之间不会发生这种歧视现象”。除了毕业后被延后的旅行,学滑冰的计划,她的安排里还多了一件事——和妈妈一起回老家探望生病的外婆。

这让母亲觉得很感动,“有时候觉得她长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还是个孩子。”

但不论满不满18岁,在家人眼里长大没长大,7月7日和8日,将近六万名武汉高三考生将走入高考考场,迎接独属于他们的考核。

(文中颜言,小鱼,于瑜均为化名)

【反侵权公告】本文由北京青年报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