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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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利霞

摘 要：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伊始，大同地區發掘了數十座遼金墓葬，其中壁畫墓佔半數以上，風格多樣、精彩絕倫的壁畫形象在體現古人繪畫藝術風貌的同時，也展現了遼代大同地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本文從大同遼金墓葬分佈概況、墓室壁畫內容和裝飾以及壁畫特點方面出發，探索大同遼金壁畫墓詳細概況以及蘊含其內的文化意義，從而展現出契丹統治下大同居民的人文生活，揭示出契丹民族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關鍵詞：遼金 壁畫 裝飾 民族融合

大同地處中原邊陲，自古爲胡漢各民族交流融合之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魏拓跋鮮卑在此建立都城。數百年後，遼金兩朝又在此建陪都西京。由於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形成了大同地區獨特而又輝煌的歷史文化。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同地區發掘、清理了三十餘座遼金墓葬，其中壁畫墓近二十餘座，本文以這些墓葬資料及相關文獻資料爲基礎，對大同遼金壁畫墓作一簡單概述。

一、大同地區遼金墓葬分佈和形制概況

自上世紀50年代，大同地區發掘、清理的遼金墓葬大約有三十餘座，遼墓主要包括城東馬家堡一座，城北臥虎灣七座，西南郊十里鋪兩座，新添堡兩座，城南紙箱廠一座，東風裏一座，以及經濟管理幹部學校、鐵十七局院、煤氣公司氣源廠等數座，共計近二十餘座；金墓主要有站東一座，南郊兩座，西南郊四座等近十餘座墓葬。從遼金墓葬分佈來看，大致分散於西京都城的近郊，尤以西南郊、南郊最爲集中。

遼代的墓葬形制多爲磚砌單室墓，南北向，穹窿頂，墓室平面一般呈圓形，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一般都在墓室北側設有半圓形棺牀，上置陶棺或石棺。絕大多數的遼代墓室直徑都在2.5米左右，極少超過3米，高約2米左右，由於墓室狹小，甬道也都很短。然許叢贇墓卻是例外，“墓室直徑達4.92米，高爲5.2米，墓道南端較窄，向北逐漸加寬、變深。

南端上口寬1.32米，北端與甬道口相接處寬1.98米，深6.2米，而墓道水平長達7.8米。甬道爲拱形頂，長1.82米，寬1.57米，高2.1米”[1]。許叢贇墓是大同地區已發掘並清理的遼墓中規模較大的一座，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許叢贇作爲遼代將軍的身份與地位（圖一）。一般來說，遼墓墓道分作斜坡與臺階式兩種，前者佔絕大多數，而壁畫則繪在墓壁和墓頂的白灰面上，有的墓在棺牀上或墓道兩側繪有壁畫，而甬道則一般不見壁畫。

圖一 遼代許叢贇夫婦合葬墓墓東北角侍女圖

女真人雖然盛行火葬，但依然保持傳統的土葬習俗。《大金國志·初興風土》卷三十九載“死者埋之而無棺槨”。金代土葬形式受遼代影響而發展，承襲北宋制度，一般爲仿木結構的磚室墓，並有單室和多室兩種。多室墓墓主一般爲女真貴族，單室墓多爲金代後期的官員或地主階層。

墓室平面爲方形或八角形，特殊的爲圓形，從墓門到墓室內大量使用仿木建築結構，少數墓中繪有壁畫。隨葬品仿照現實生活用具，如木勺、木梳、帶鉤、椅子、屏風、瓷器用品等，充分反映古人祟尚靈魂永存、視死如生的觀念。

以徐龜墓爲例，1990年6月，在大同站東小橋街發掘了該墓，爲磚砌單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組成。甬道爲拱形頂，長1.42米，內寬0.66米，內高0.98米。與遼墓的墓室平面呈圓形不同，金墓的墓室平面多爲正方形，究其原因，金代葬俗受唐宋影響，墓葬形式與宋代較爲相似。在徐龜墓中同樣有隨葬的瓷器、陶器以及精緻絕倫的壁畫，充分表現逝者生前美好的生活場景。

二、遼墓壁畫內容佈局與裝飾風格

遼代早期壁畫墓較少，到遼中期壁畫墓增多，內容亦逐漸豐富。尤其是遼晚期壁畫更爲新穎。一般都在墓道兩壁繪出行儀仗，墓門兩側繪門神，天井和墓室四壁繪男女僕侍。有些墓中的壁畫分上、下段或上、中、下三段。

壁畫中有屬於契丹衣冠習俗的髡髮、架鷹、氈車等形象，也有摹仿自北宋墓中的宴飲、伎樂等場面。在遼代末年還出現了畫像石墓，並有墓主人夫婦“開芳宴”場面和孝悌義婦等故事畫。漢人墓葬，四壁繪有枋木建築和桌椅，壁畫題材也是墓主人夫婦“開芳宴”，衣冠服飾和起居器用都與北宋墓壁畫中的極爲相似。

大同遼墓壁畫一般繪在墓室周壁及頂部，甬道處未見壁畫，墓道處繪有壁畫的也較少。在已發掘的遼墓中，墓道繪有壁畫的僅有大同市經濟管理幹部學校院中的一座遼墓。“該墓在墓門兩側與墓道東西兩壁拐角處，分別用土紅色繪出立柱兩根，柱上繪由額、闌額及櫨頭、一斗三升栱等，並與墓道兩壁的相同壁畫連接”[2]。不論是大同早期還是晚期遼墓，其壁畫布局都有一定規律。

上層穹窿頂一般繪有天象圖，如日月星辰、金烏、桂樹以及玉兔等；中間一層繪在立牆上端和起券處，內容爲斗栱、枋、檐等建築圖案，稍簡單的只繪櫨鬥與柱頭枋等；下層即爲壁畫的主要內容所在，這層壁畫繪在墓室的直壁上。“構圖上一般用立柱將壁畫分成幾個既互有聯繫，又單獨成幅的單元，立柱大多繪製4根，有的爲6根或8根，分別畫在墓室的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角，以此將壁畫隔成四個部分，東、西、北獨立成一幅圖，南壁的墓門兩側組成一幅”[3]。

圖二 大同東風裏遼墓北壁起居圖（局部）

大同地區遼代早期壁畫墓發現較少，目前僅有遼乾亨四年（982年）許叢贇夫婦合葬墓，其上、中層繪畫內容同晚期大致相同，下層壁畫繪男侍女婢、門窗之類，較之晚期要簡單些，所以各壁面沒有固定內容。到遼重熙年間以後，大同遼墓壁畫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下層壁畫布局及畫面內容基本固定，南壁甬道口東西兩側各畫一人，或爲男僕，或爲女婢，或是門神；

甬道口對面的北壁，爲墓室的正面，中間畫屏風，上以花卉湖石之類點綴，屏之上方垂以帳幔，兩側各立一侍者，或男或女。西壁主要表現“出行”場面，有的墓在出行圖中也配有宴飲等內容，東壁是四壁畫面中較爲靈活的一面，以表現宴飲、備膳爲主，偶爾也有散樂。

有時爲了表現現實生活的內容，常增加諸如衣架、衣服、剪刀、貓狗之類[4]。

2011年大同東風裏發掘的遼墓是一座典型的遼晚期壁畫墓，墓葬位於大同市東風裏街北側，爲素面溝紋磚砌築的單室磚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呈圓形，底徑2.45米。壁畫布滿墓室內壁，除頂部有少許破壞外其餘保存較好，總面積達15平方米。

“壁畫布局依其內容從上而下分爲三層。上層爲墓室的穹窿頂，彩繪星宿圖；中層爲影作的仿木構建築；下層畫面以人物爲主，用立柱將其分成四幅，每幅圖案又加繪黃色小邊框，單獨成圖。

技法分兩種，

一是敷色不勾輪廓；

二是用黑、黑藍或褐色線條勾出輪廓，而後平塗朱、黃、藍、綠等色，影作仿木構建築、畫面邊框和星宿圖採用第一種技法，

其餘爲後一種。殘存的星宿圖位於穹窿頂東北部，以硃色塗成圓點表示星辰，直徑約2.5釐米，又按各星宿形式和顆數以直線連接成完整星宿。其次，在室壁四隅以硃色繪四柱，其上繪有額、闌額及黑色的斗栱，栱上繪壓鬥枋一道，額與闌額間裝飾硃色圓點和勝紋。另墓室南壁繪男、女侍圖，西壁繪農耕圖和出行圖，北壁繪起居圖”[5]（圖二）。

總體而言，此墓壁畫的內容與格局符合大同遼代晚期壁畫“程式化”的特點，大同遼墓壁畫早期不見出行圖，晚期有出行圖而無歸來圖，且晚期墓葬北壁畫面中墓主人被影去，這是大同遼墓壁畫中非常獨特的現象。

圖三 大同市站東金代徐龜墓西壁“散樂侍酒圖”

三、金墓壁畫分佈規律與特點

金代壁畫墓均爲磚砌單室墓，磚雕與壁畫相結合，大致可分三類：

第一，以壁畫爲主的墓，這類墓室一般爲方形、長方形和八角形，墓壁砌有簡單斗栱、枋、立柱等，墓壁及門洞處均繪有壁畫，壁畫內容豐富多樣，主要以家庭生活類題材爲主，如大同金代雲大一號和二號墓中的壁畫。

其次，壁畫與磚雕內容基本相同的墓，指的是壁畫與磚雕相互融爲一體，共同表述一個題材。這類墓室平面多以方形和長方形爲主，壁畫內容也多以孝行故事居多。

再者，以磚雕爲主、壁畫爲輔的墓，此類墓中絕大多數以磚雕形式出現，僅在栱眼壁、墓門拱券等無法進行磚雕的地方繪以花卉或故事類壁畫。

大同金墓壁畫深受宋代墓葬中流行的開芳宴題材薰染，如雲中大學發掘的一號、二號金墓，其中一號墓，墓室近方形，穹窿頂。整體壁畫結構與遼墓相似，由上至下分爲三層，即頂部爲花卉、蓮花，中層爲仿木建築，下層爲人物。“頂部中心繪寶相蓮花，由三層仰蓮組成。土紅色單線勾勒，中心塗成黃色。蓮花四周六簇花卉（有牡丹及各種花草），均勻環繞在蓮花周圍。中層繪立柱、斗栱、櫨鬥、普拍枋、替木等建築構件，用墨線勾邊，內塗藍、橘黃等顏色，極具立體感。

下層四壁繪人物，南壁墓門兩側壁畫均已脫落；北壁繪黃色帳幔，帳幔下繪窗四扇，窗和窗下的牆壁上均以花卉點綴，畫面兩端各畫一男侍；東壁繪女婢六人，男侍兩人，畫面以女性爲主，或捧盤、或執壺、或作交談狀，共同組成一幅侍宴圖。西壁繪人物七名，除南端一名爲女性，其餘皆爲男性。男子皆戴幞頭，身穿圓領窄袖長袍，腰繫帶。

右端第一人雙手捧盤，內置盅；第二人外罩綠袍，雙手握笙吹奏；第三人外着紅褐色袍，雙手拿一拍板正在演奏；第四人着藍色袍，雙手握笛；第五人着紅褐色袍，左、右手各執一樂器，舉於胸前；第六人也着藍色袍，雙手捧以淺盤，內置盅，側臉向左側侍女；第七人爲一侍女，梳雙髻，身着掩腳襦裙，雙手捧一淺盤”[6]。整體畫面保存完整，是一幅典型的侍宴散樂圖。

另外，大同市站東金代徐龜墓是另一座已發掘的十分完整的壁畫墓，墓室內壁及甬道均繪有壁畫，西壁繪大型“散樂侍酒圖”（圖三），“整體爲一個大房間，左後側有敞開的帶格窗板門；房間上部有捲起的絳色竹簾，用掛鉤懸吊；竹簾前面有六條黑色垂帶，後面及左、右兩側有挽起的藍色幔帳。房內偏左側有一長方形高桌，四周用裝飾藍色條帶的淺絳色織物圍住，桌面黑色。

桌面上方左側依次放置一曲沿盆及一絳色高足小方盤，盤內盛有水果；盆和盤的下方放一件勺、一件反扣的蓮瓣形盞和五隻反扣小盞。高足小方盤右側的上方有一個盛滿水果的絳色高足大方盤，其下方有一造型獨特的淺藍色回首鳥形盂，右側則有一蓮瓣形盞。

再右是一套注子及注碗。高桌左側有一侍女，雙手捧一淺藍色橄欖形瓶，側身向桌上左側的曲沿盆內倒酒。高桌右側放一箏臺，黑色檯面上放置一七絃箏；箏臺後面坐一撫箏女，頭扎巾，身着藍色左衽交領襦，領鑲黑邊。高桌及撫箏女後面站一排侍女，共七人。

或作執筆狀，或作吹奏狀，生態各異，形象逼真。另墓室北壁、東壁及甬道均繪有人物圖”[7]。徐龜墓發掘的壁畫極爲重要，尤其是上述描述的“散樂侍酒圖”，表現出當時一般士族生活中的宴飲形式、酒具組合，以及散樂的配置、樂器組合形式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樂器中出現了箏，這在北方地區遼、金墓葬壁畫中極爲少見。

總體而言，大同地區的金代壁畫墓受宋代墓葬中流行的開芳宴題材影響較深，畫面中既有墓主人對飲圖，又有男侍女婢奏樂圖、備膳圖、侍宴圖，畫面靈活生動、形象逼真，凸顯了金人寄情家園，樂享生活的現狀。此外，壁畫中人物的穿着、裝飾，同樣也是研究金代服裝、配飾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1]王銀田《山西大同遼代節度使許叢贇夫婦壁畫墓》，《考古》2005年第8期。

[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機車廠遼代壁畫墓》，《文物》2006年第 10期。

[3]王銀田《大同遼代壁畫墓謅議》，《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4]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市東郊馬家堡遼墓》，《考古》2005年第11期。

[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東風裏遼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0期。

[6]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畫墓》，《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7]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龜墓》，《考古》2004年第9期。

（作者工作單位：大同市博物館）

原載於 《文物世界》 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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