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龐大災難死亡數據，人們會出現“精神麻木”？

新浪科技訊北京時間7月7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某位親友死亡會使我們的情緒產生強烈影響，但如果死亡人數持續增加，人們似乎會變得越來越冷漠，這是爲什麼呢？

目前，科學家例證了人類對他人困境反應中最令人困惑的一個方面，雖然我們多數人會將某一個人的死亡視爲一場悲劇，但對於大規模的生命死亡事件，我們卻難以做出同樣的反應，很多時候，大量死亡數據僅是一個統計數字。

例如：在自然災害、戰爭或者饑荒中喪生數百萬人，人們卻表現得十分平靜。即使是現今，隨着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人數急劇上升，我們看到同樣奇怪的事情悄然發生。這場疫情災難奪取40多萬人的生命，200多個國家達到700多萬病例，每位死亡患者都是親友層面上的悲劇，對一個家庭帶來巨大痛苦，但擴大範圍來看，有人真的理解龐大死亡數據的真實意義嗎？

今年6月份，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已達到10萬人，記者們設法幫助人們瞭解這場災難的嚴重性。該死亡數據是整個越南戰爭中美軍陣亡人數的兩倍，而且超過了自朝鮮戰爭以來美軍戰場死亡總數。

但是我們無法理解這些數字所帶來的痛苦，即使是現在仍有證據表明，人們對新冠病毒的新聞感到麻木，對疫情流行的相關新聞閱讀量減少了。

這可能部分歸咎於一種被稱爲“精神麻木”的心理現象，即“死的人越多，我們關心的就越少。”

美國俄勒岡大學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說：“快速的直覺反應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思議的，但它也有一些缺陷，一方面是它不能很好地處理數字量級問題，如果我們說的是生命，一個人生命非常重要，具有價值，當他身處險境，我們會做任何事情來保護他，拯救他，但隨着死亡人數的逐漸增加，我們對某人死亡帶來的痛苦並沒有遞增。”

隨着死亡人數的增加，我們不僅變得越來越麻木，而且我們的同情心會逐漸消失，事實上，斯洛維奇的研究表明，當統計災難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我們會變得更加麻木，情緒反應變得越來越低。我們不太可能採取必要行動阻止死亡人數的進一步擴大，或者在自然災難之後提供援助，或者通過立法對抗全球變暖。就新冠疫情而言，它可能導致民衆的一種冷漠情緒，使人們對洗手或者戴口罩感到沾沾自喜，這兩種行爲習慣已被證實可以減少病毒傳播。

人們變得麻木冷漠的部分原因是隨着死亡人數增加，對於我們個人的意義越來越小。

蘭德公司的資深行爲和社會科學家梅麗莎·菲紐肯擅長研究決策和風險評估，她指出，從人類進化角度來看，我們關注的是那些立即殺死人類的東西，或者小團體的戰鬥衝突，現在我們試圖找出複雜的風險情況，獲得大量有價值的統計數據，但是大多數普通人並不是統計分析師，也不是流行病學家，他們無法利用統計工具對新冠疫情等病毒大流行事件做出準確分析判斷。

但這可能會對我們面對大規模悲劇災難時的應對方式產生嚴重影響。

2014年，在瑞典的一系列研究中，斯洛維奇和同事們證明，我們不僅對死亡數字增長的嚴峻性變得麻木，而且我們的同情心實際上會隨着死亡數字的增長而減弱或者完全消失。

在一次試驗中，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分別展示了一張貧困兒童和兩張貧困兒童照片，並問詢他們是否願意捐款，當參與者看到兩個貧困兒童而不是一個貧困兒童時，他們的捐贈就會減少，而不會出現雙重捐贈意願。斯洛維奇稱，這是因爲個體是人類最容易理解和同情的。

瞭解一個貧困兒童的真實困境，比了解她是數百萬貧困兒童中的一員更能激勵我們採取援助行動。

他說：“如果你看到一個孩子，你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你可以想想他們是誰，他們多像自己的孩子，通常人們會關注一個人，而不是兩個人。如果你關注兩個人，你投入的注意力就會減少，投入的感情也會減少，我們的情感是行爲的驅動力。”

同時，斯洛維奇的研究還發現，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無法幫助那些貧困孩子時，他們對一個貧困孩子的幫扶和捐贈的積極情緒就會減少，他們將該現象稱爲“僞低效”。

斯洛維奇稱，當你無法幫助每個人時會感到很糟糕，這些糟糕情緒與良好情緒混合在一起，會降低你的良好情緒。該研究的參與者觀看了一張貧困兒童的照片，同時研究人員告訴他們照片中的貧困兒童所在地區還有更多的貧困兒童，這經常是自然災難後慈善視頻中的鏡頭。

他說：“我們認爲如果這種展示方式能夠體現災難的嚴峻性，人們會更有動力去幫助他們，相反，當照片中包含了統計數據時，捐款減少了一半，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我們人類實際是一種內心自私的生物。我們捐款是因爲我們想要幫助別人，但這也讓我們感覺很好，當你意識到一個孩子非常貧困身處險境，便會產生迫切幫助他的心情，但當你發現這樣的孩子僅是數百萬貧困兒童中的一員，迫切幫助他的情緒就會下降，因爲你意識到自己無法幫助每個人，自己的能力是微不足道時，就會感到很糟糕，這種情緒與迫切幫助他人的心情混合在一起，便降低了你幫助他人的行爲能力。”

同時，幫助他人的意願還與感覺自己行爲能力大小有關，在一場災難悲劇中，遭受痛苦或者死亡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的捐款或者賑災努力顯得更加蒼白無力，猶如滄海一粟。

斯洛維奇和同事對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進行了研究，當時100天之內有80萬人被殺，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他們讓一組志願者想象自己是來自鄰國的難民營負責人，他們必須決定是否幫助4500名難民獲得清潔用水，一半志願者被告知這個難民營收容了25萬人，而剩下的志願者被告知這裏有1.1萬名難民。

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滅絕事件，國際社會花了很長時間才掌握到該種族滅絕事件的死亡人數。

斯洛維奇說：“志願者調查結果顯示，他們更情願保護1.1萬難民中的4500名難民，而不是保護25萬難民中的4500名難民，他們認爲在第一種情況下，這樣做似乎不值得。”

當然，有些人選擇避開悲傷消息或對悲劇性災難進行深入思考是有原因的，反覆觀看暴力事件的新聞與較高程度的急性應激有關，這會對我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有時這是在大背景環境下的一次災難，卻能在心理上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研究人員對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爆炸事件的後續研究顯示，每天新聞媒體報道6個小時以上，持續一週，社會暴行事件發生率是平常的9倍，甚至幾周之後社會羣體仍保持較高的急性應激反應。

研究報告合著作者、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心理學家羅克珊·西爾弗說：“你的壓力越大，就越有可能接觸媒體，而且很難打破這種模式，特別是壞消息的時候，新聞越多，壓力越大，壓力越大，新聞越多。”

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關注城市禁閉和疫情擴散的新聞更新非常重要，但對於疫情大流行時期，這也是許多人越來越焦慮的一個原因。

羅克珊說：“這對於心理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可能會導致沮喪、焦慮、擔心和恐懼，還有潛在的悲傷。我認爲與其沉浸在疫情新聞的恐慌中，還不如選擇幾個網站，每天查看次數不要超過兩次。”

那麼當災難性悲劇在我們身邊發生時，如何避免變得麻木呢？

斯洛維奇稱，有時我們更善於理解數字的吸引力，簡單地計算，例如：什麼事物數量翻倍，就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像100、1000、100000或者1000000這樣的整數通常會吸引我們。

新聞工作者通常擅長尋找感性化的人物故事，獲得讀者和觀衆的情感共鳴，這就是爲什麼新聞媒體報道經常關注一些看起來不重要的細節，例如：某人年齡、他們的工作以及是否有孩子，這就是爲什麼拍攝一雙鞋子或者一個被遺棄玩具的個人物品照片，經常被用來將大規模的悲劇災難帶到個人層面。

有時，一場悲劇事件在更大的背景環境下會對整個社會羣體產生深遠影響，今年5月份，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蓋壓死，該事件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許多抗議者走上街頭抗議警察暴力執法和種族歧視，該事件引發的抗議遊行擴大至美國多個地區以及其他國家。

斯洛維奇說：“在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我們見證了形象力量的一個實例，該事件喚醒了我們對種族主義暴力行徑的認識，儘管近幾十年以來有大量令人麻木的統計數據。”

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讓人們關注到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暴力問題，引發了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

我們見證了一個戲劇生動的實例，圖像和視頻反映了美國種族主義暴力，此類事件在過去幾百年裏持續發生。斯洛維奇稱，2015年，3歲敘利亞小難民Alan Kurdi淹沒在地中海，爲了躲避敘利亞內戰，Alan Kurdi的家人計劃冒險偷渡進入歐洲，但他們遭遇了海難，年僅3歲的Alan Kurdi屍體衝到了海灘。這場敘利亞內戰始於2011年，截至2015年已造成25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淪爲難民。

斯洛維奇說：“事實上沒有人會在意，對於數以萬計的死亡人數，這僅是一個統計數字。”然而，他研究了社會各界上對3歲敘利亞小難民Alan Kurdi死亡照片的反應，民衆普遍對該照片產生一波同情浪潮。

他指出，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情感痛苦的畫面能夠喚醒人們，這張照片在全世界廣泛轉載，引起了人們對敘利亞難民的關注和擔憂，在這張照片拍攝之前，已有25萬人死於敘利亞內戰。

同時，斯洛維奇發現該照片發佈後一週內，瑞典紅十字會基金收到的捐款增加了100倍，那一週每天收到的捐款額比平時高55倍，直到照片發佈6周以後，捐款纔回落至之前水平。

但是每次災難危機都是不同的，例如：斯洛維奇認爲，美國黑人活動家發起的民權抗議活動可能不會很快減少。

斯洛維奇稱，我認爲在Alan Kurdi事件之後，同情心持續時間相對較短的原因是，人們不知道除了向幫助敘利亞難民的援助組織捐款之外，還能做些什麼，我們的政府似乎不知道如何做，民衆也不知道如何做纔有效。在這種情況下，民衆往往不願採取任何行動，組織進行抗議活動，這可能是他們做出的巨大努力。

但是，如果沒有讓我們關注的照片或者新聞故事，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新冠病毒導致死亡人數不斷上升，我們真對這場災難變得麻木不仁了嗎？

梅麗莎稱，政府機構和衛生官員應當非常明確地傳達信息，因爲從200萬例增長至210萬例可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也不會促使他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避開人羣、戴口罩，相反，信息傳遞應該更加人性化，情感上更有說服力。

她說：“同時使用積極和消極的信息也很重要，包括對人們長期不懈的努力給予讚揚，告訴他們進展順利的環節，時機很重要，當某些事情發生了令人擔憂的變化時，確保你有重要的話要講，並與你希望人們針對風險採取的具體行爲相結合，這樣就會引起關注。”

斯洛維奇稱，對於每個公民來說，這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進行緩慢而審慎的思考，正如二戰大屠殺倖存者赫茨伯格的一句名言：“這不是600萬猶太人被謀殺，而是隻有一個謀殺案，重複600萬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