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26日，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帶領一羣熱血軍人，在張家口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奮起抗戰。短短几個月時間裏，他們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和多倫四縣，在全國上下掀起一股抗日浪潮。

面對如此形勢，日軍惱羞成怒，國民政府亦擔心抗日同盟軍的活動失去控制，馮玉祥的軍隊就此壯大，因此兩方紛紛出手打壓，抗日同盟軍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

情急之下，馮玉祥想到了國民政府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

1933年2月，日軍三萬餘人向熱河進攻，此人曾奉張學良之命，率四十一軍馳援熱河。在赤峯，孫殿英部同日軍激戰了七天七夜，退往猴頭溝門後，又繼續與敵人展開了十多天的戰鬥。

馮玉祥認爲，此人如果合力疏導，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孫殿英的防區與抗日同盟軍接壤，若得到他的支持，不僅可以增強對日作戰的力量，還可以獲得地域上的優勢。於是，馮玉祥派人與孫殿英接洽，想要將他爭取到抗日陣營中。

國民政府得到消息後，立即派劉健雄、戴笠前往天津拉攏孫殿英，以防他與馮玉祥聯合。劉、戴二人到達天津後，很快便見到了孫殿英。

劉健雄原是何應欽的祕書，理論水平很高，見到孫殿英後便開始喋喋不休地用一套一套的大道理去勸孫殿英。孫殿英是何等人，這些堂而皇之的虛話，怎麼能夠打動他呢？孫殿英很反感，於是，隨便找了個理由，便將二人打發了。

第一次天津之行沒有成功，戴笠陷入了沉思。通過仔細分析，他得出一個結論：孫殿英是個“有奶便是娘”的人，不給他實際的好處，他是不會輕易就範的。於是，戴笠決定撇開劉建雄，獨自去天津，再會孫殿英。

經過經過深思熟慮後，他認爲第一次之所以被拒絕，除了劉健雄乾巴巴的說教讓孫殿英討厭外，兩個人的地位沒有讓對方感覺出分量來，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復興社成立僅一年，影響並不大，孫殿英對他，估計根本沒什麼印象。於是，根據自己的判斷，戴笠設計了一個新的方案。

這一次，戴笠沒有主動登門，而是先在英租界的利順德大飯店開了個豪華包間，然後請張壁前往孫宅，通知孫殿英，自己要在利順德約見他。

張壁是北方有名的政客，又是孫殿英的好友，他出馬，分量自然不一樣。臨行前，戴笠還叮囑張壁，一定要先把自己“欽差大臣”的身份亮出來。

除此之外，戴笠還請何應欽給孫殿英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稱只要孫殿英聽從安排，便可授予他察哈爾省主席或青海屯墾督辦的職位。

戴笠這招果然奏效，一接到張壁的通知，孫殿英便立即備上厚禮，輕裝簡從來到利順德拜見戴笠。

一見面，孫殿英倒地便拜。他自知上次對戴笠有些失禮，唯恐戴笠跟自己過不去，一邊賠笑，一邊奉上給戴笠準備的禮物。

見此情形，戴笠意識到自己的計劃已經成功了一半，然而，他並沒有表現出半分欣喜，而是表情嚴肅並不失時機地掏出了何應欽的親筆信。

孫殿英思忖良久，因不願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發生摩擦，最終決定保存實力，退往西北。於是，他接受了青海屯墾督辦的頭銜，並向戴笠連連道謝。

這次天津之行，戴笠一招“致勝”，打破了馮玉祥爭取孫殿英的計劃，卻給抗日同盟軍帶去了極爲不利的影響。後來，在國民政府軍隊和日軍的雙重打擊下，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被迫下野，方振武將軍出逃香港，吉鴻昌將軍在北平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