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以重农抑商为国策的，历代统治者虽然会为了税赋而对商贾网开一面并多加拉拢，但最后还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以防止其势力过度膨胀而威胁到社会稳定。当然，由于传统社会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的根基，是生产财富的源泉。至于商贾，不过是一些奸猾之徒，在法家看来，这帮”不事农工“的商贾简直就是国家的”大蠹“。

这也难怪，坊间素来流传”无奸不商“的传闻，导致大众风评和舆论对商贾的致富普遍抱有鄙夷不屑。但历朝历代，凡是社会经济要发展，就必定需要发达的贸易网络和沟通渠道。而要形成社会经济经济网络的良性运转，则必定需要稳定可靠的商贾。于是，中国历史进入明清以来便逐渐形成了八大商帮和不少商会，促使帝国经济迅速爆发巨大生命力。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纵横天下的晋商。

其实，”无奸不商“是坊间谣传，最早是陶朱公范蠡经商时的传说：贩卖粮食必定给予顾客以实惠，粮袋装满粮食后一定要冒尖才算。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诚信和本分，陶朱公成了大小商贾崇拜的偶像。千年之后，也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山右（太行山之东）崛起了晋商，号称”汇通天下“。

山西全省多高地山岭，肥沃可供耕织的土地大都分布在极其狭小的河谷。于是，山西先民自先秦便多粗犷的武士和优秀的商贾，这也促使重农抑商的法家迅速在三晋崛起并获得主导权。话说回来，千百年来，一旦山西人口繁衍过多便会造成极大的人地矛盾，从而演变出了周期性的游民。除却逃荒或移民，更多的山西人选择了经商户口。好在山西虽然并无江南或塞北那样的富饶物产，但河东却有天下闻名的盐池。

据传，河东盐池最早在唐尧时候便已经得到开发。当然，晋西南上古时代便是中原文明的重要一部，故而河东盐池所产的食盐也就很快流行天下，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必需品。春秋战国时代，河东盐便已知名，到两汉之际，由于武帝下令”盐铁官营“，河东盐更是远销豫、鲁、冀、甘等地。故而，最早起家的晋商便“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靠贩运食盐迅速崛起。

当隋唐，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便是晋阳（今太原）的豪商大贾，通过资助李渊起兵而官运亨通。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开了山西政商关系之始。之后，晋商变得平淡无奇，湮没在了历史中，直到明清，再次崛起为全国之首。大明立国后，为了防备北方蒙元势力的南下骚扰，便在北方长城一线设立了众多卫所和兵营。但北方毕竟土地贫瘠，就算屯田也很难保证粮草供应。于是，朝廷为了为边防输送粮草，便开创了以粮换盐的”开中法“。

如此利好的政策，自然是被把控河东盐场的晋商率先获得。由于山西人口繁盛的城镇大多汇集在吕梁市和太行山之间的河谷地带，故而天然的形成了南北贯通的贸易路线，足以实现南通中原、巴蜀，北接代北的商贸网络。独特的黄土结构和干燥的气候又利于粮草贮存，所以山陕商人便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通过经营金融业，贩卖茶叶和布匹到中原，并进而扩展到江南一带，实现了南北沟通。

运城盐池

明末清初，晋商抓准了时机，通过和满洲贸易而获得了”皇商“的称号，彻底实现了政商一体的强大金融体系。时人称明末清初的晋商为“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谓名震天下。随着晋商相继推出票号和钱庄，更是在官府的支持下赢得了对其他商帮的巨大优势。但也恰恰如此，在晚清那个大变动的时代，晋商仍抱残守缺，最后在西洋和军阀的夹击下衰落，天下商帮的头把交椅落到了江浙财阀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