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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輿情折射出的人性與道德

編輯：伊路芳菲

南京彭宇案，雖然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是，至今人們仍喜歡用它來說事，把法院對此案的裁判結果，說成是爲導致中國人道德滑坡的罪魁禍首。

同時，自彭宇案發生以來，“扶老人被訛”似乎成了月經新聞，隔三差五見諸新聞媒體。其實，人們對“扶老人被訛”現象的解讀，離不開以下三種論調。

一是“老人變壞論”。認爲人到老年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因而老人很可惡。這是一種很方便的解釋，也是最懶惰的解釋，更是不靠譜的解釋，是對老人的歧視。然而十分不幸，我們中的多數人都持這樣認識，只是人們不便公開說出這個理由來而已。

二是“壞人變老論”。有人認爲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言下之意，就是說那些訛人的老人都是壞人，而這些人之所以是壞人，是由於其青少年成長階段遭遇特殊動亂時代所致。這種解釋，其結果是什麼問題都沒解決，並且構成了對那一代人的人格歧視。

三是“巨嬰失控論”。有人認爲對老人來說，摔倒是一種失控，他們必須把導致這種失控的原因及責任推給外界及他人，因而他們在摔倒後遇到誰就會怪罪於誰、逮到誰就是誰。這是武志紅在《巨嬰國》中給出的解讀，貌似深刻、實則膚淺，是對“老人變壞論”的專業表達與理論升級。

然而，以上三種論調都不靠譜。對這個問題需要採用新的思維方式來解讀。最關鍵的、最核心的，是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本身是否存在，或者說這個問題的表述是否準確，也即要弄清楚“扶老人被訛”到底是不是普遍現象？

雖然，“扶老人被訛”現象肯定存在，因爲有大量新聞報道爲據，此無庸質疑。但是，要說“老人被訛”是普遍現象，則缺乏相應的事實依據。

第一，在“扶老人被訛”情況之外，肯定還存在“扶老人不被訛”的情況。只是這種情況難以引起人們觀注和注意，難以爲新聞事件。

第二，多數報道“扶老人被訛”的新聞，都是從被訛者的視角進行觀察和表達的，自然屬於單方之辭，難免主觀和偏頗。如此報道，難以做到客觀真實。

第三，即使在公開報道的“扶老人被訛”事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實情況，是致害人確實與老人發生了碰撞；或者是致害人在撞人後，主觀上沒有意識到已經撞人；或者是雖無直接接觸，但是致害人與受害人的摔倒有一定因果關係；或者乾脆就是有意賴帳，撞人者否認撞人。例如，彭宇案的當事人彭宇，在事後承認當時確實與受害人之間發生了碰撞接觸。

以上說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沒有證據表明“扶老人被訛”是普遍現象。因而，“扶老人被訛”現象在客觀上，被人們有意無意地誇大了。

既然，“扶老人被訛”不是普遍現象。那麼，新的問題就來了。

第一，爲什麼“扶老人被訛”問題會被社會誇大？俗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說明，“扶老人被訛”才具有新聞性。媒體的報道方向是跟隨受衆的喜好傾向走的，也就是說“扶老人被訛“問題被誇大，是因爲大衆傾向於看到這樣的報道內容。

第二，爲什麼大衆傾向於接受“扶老人被訛”的報道？原因在於，人們反感與厭惡老人的某些方面；或者說，人們內心深處對尊重老人的倫理要求，有所牴觸。

第三，爲什麼人們內心深處對尊重老人的倫理要求有牴觸？當代中國，原來以單位爲核心的熟人社會，已轉型爲以市場爲核心的陌生人社會。然而，我們的道倫理德規範，卻未跟上社會轉型的步伐。在熟人社會，比如在單位或家庭內部，老人必然受到普遍的尊重；而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尤其是在陌生人相互交流接觸的情形中，老人受到尊重的因素已不復存在。在此情形下，老人的特殊性，在於因其體力及心智能力的降低，而應當受到社會的特別關心關照。與之相適應，社會的道德要求，應當是關照老人，而不再是尊重老人。

可見，在如何對待老人問題上，當前的道德倫理要求與社會真實情況之間存在不協調的問題。這是導致對“扶老人被訛”問題被誇大的社會心理原因。總之，老人需要的是關照，而不是尊重；尊重老人的要求，會導致他人的反感和社會的反彈。

然而，雖然人們對老人的某些方面有所反感，對尊重老人的道德要求有所反彈，但是對此沒有人願意承認。他們必須爲自己這種不道德、不恰當的心理及情緒，尋找一種說得過去的藉口。於是，他們找到了彭宇案，找到了法院對彭宇案的裁判結果。

根據現在公開的資料顯示，當年彭宇案的判決結果並沒有錯；只是一審法官的判決說理過於幼稚與低質，使其成爲人們掩蓋自己道德下滑的遮羞布、替罪羊。

同時，在我們的亞文化中，存在推卸責任、抱怨他人、批判他人，尤其是把責任推給社會及官方，習慣抱怨與批判社會及官方的文化心理情緒。因而，在對待老人問題上，人們把自己身上的問題，包括在道德方面問題，都歸罪於南京彭宇案，歸責於法院判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見，這一切都託詞、藉口和套路。

因而，可以說，彭宇案輿情折射出來的，既不是老人變壞了，也不是壞人變老了，而是人們的內心世界變得冷漠了。雖然，彭宇案對中國公衆及其道德並無任何負面影響；然而，公衆經常用彭宇案說事的社會狀態，卻對中國司法產生了某種微妙的影響。

時間推移到2017年底，河南鄭州發生“電梯勸阻吸菸猝死案”，一審法院以公平責任原則，判決勸阻者補償死者家屬1.5萬元。此判決一出，社會輿情譁然。有人甚至稱：此案與鼓宇案一樣，會讓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再退50年（見網上文章《人民日報怒批：再不整治，會讓中囯道德倒退50年！》）。

此後，該案在勸阻者並未提起上訴、僅有死者家屬上訴的情況下，二審改判勸阻者不承擔責任，駁回死者家屬的全部訴訟請求。社會輿情對該案二審裁判結果，是叫好聲一片。

然而，也有微弱的反對聲音，主要是來自法律界的個別人士，他們認爲二審改判欠妥，因爲超越了上訴請求的範圍，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不具有程序法上的合法依據；並且認爲，部分社會公衆的誤解與責難所形成的社會壓力，已經不當地影響到了司法裁判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