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Briscoe-Smith博士身为一名黑人,当她看到黑人被暴力侵犯的画面时,内心的滋味难以形容,浑身无力,几近崩溃。作为一个多年专注研究“如何帮孩子理解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心理学家,此刻也陷入一种艰难的境地。

那么,作为父母,在面临恶劣社会事件时,该如何引导孩子呢?来看看Briscoe-Smith博士亲身经历的讲述和智慧分享吧。

在又一周的暴力事件之后,我试图坐在电脑前“工作”,或者只是做些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但我还是禁不住继续搜索和观看暴力事件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收到了一封同事的电子邮件。主题是:“Briscoe-Smith博士,作为黑人,我们该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谈论这些残害事件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干嘛要问我呀?!”就在当天下午,儿子上车时,我急忙关掉了正在播放的电台。连忙放下手机,以免坐在身后的女儿看到那些图片。

我又一次看到了暴力侵害黑人身体的画面,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有着一样的黑皮肤。画面里充满了巨大的痛苦、悲伤和愤怒。

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生命中又一次的波澜。但现在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些画面,而这些内容也暴露在我的孩子们面前。我发现自己筋疲力尽。

从2009年开始,我一直在写作和谈论创伤如何影响儿童;儿童如何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如何与儿童谈论悲伤、恐怖、种族暴力;以及如何提高恢复力。10年来我一直在谈论这些。

这些内容很好地提醒到我们,我们有可靠的科学、证据和智慧,来应对可怕的事件,以及我们作为父母、教师和照料者如何支持儿童。然而,当我再读又再听自己所撰写的文字和言语时,我感到越来越不安。

我听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们必须和我们的孩子们谈谈”或“记住,我们是可以适应的。”而今天,坦白地说,这些话,感觉像是出自别人的口中。我好累,我很气馁,我感觉无力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处于一种在麻木和对世界的现状不知所措之间徘徊的状态。

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我母亲是个黑人妇女,在吉姆·克劳时代,她和她的五个兄弟姐妹一起在南方的深渊长大。她的第一个玩具是一个“土豆头先生”,那是一个真正的土豆。她看起来像当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大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因此经常受到骚扰。

她嫁给了一位患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南老兵。她的经历已经使她很痛苦了。但面对现在出现的恶性事件,她却说这些比她之前的经历都更糟糕。

我研究精神创伤,所以我查阅有关创伤的科学文献来理解我自己的体验。“心理创伤是无能为力者的痛苦”哈佛大学心理学家Judith Herman在她的经典著作《创伤与康复》(《Trauma and Recovery》)中写道。

她还说到:在受伤的那一刻,受害者被难以承受的力量弄得束手无策。当这种力量源自大自然时,我们称之为灾难。当它来自他人时,我们称作暴行。创伤事件击溃了给人以控制感、连结感和意义的关爱系统。

去年夏天,在又一起连环枪击案发生后的几个晚上,我和一位亲爱的朋友在奥克兰市中心共进晚餐。这是一个本地餐厅,我们周围坐着各种各样的家庭。晚上快结束时,我们听到一声又一声“砰,砰,砰”的枪响,然后有人大叫:“趴下!”

我们倒在餐厅的地板上,我和朋友面面相觑。餐厅里大部分人都和我们拥挤在一起。“怎么回事?” “趴下,趴下!”“这是真实的吗?”当时有如此多的困惑、恐惧和难以置信。

我无法说出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我抓住我的朋友,爬向出口。有几个人在打电话,打911。当我爬出来的时候,有人进来说:“没事了,没事了,他们走了。”

一个女人站起来,握紧拳头,颤抖着:“谁干的?”几个人跑了出来,一对夫妇呆若木鸡般杵在那儿。盘子撒在地板上,一位母亲抱着哭泣的女儿。有人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我们都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过度警觉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志之一。

我还在拼命地抱有希望。但是,当我目睹另一股种族暴力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愤怒的深渊,不知所措,甚至麻木。

我母亲是积极和善良的,她能看到别人最好的一面。她很了解自己,并与他人有着深厚的连结。她是我的安全港湾,她帮助我度过了青春期的风雨。但她并没有在我面前掩盖她的情绪和感受。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暴怒、悲伤、悲痛。她并没有让我完全免除这些情绪的伤害。

我在学校学习过如何和孩子们谈论种族、暴力和创伤,但我从妈妈那里上过最重要的一课:我们不需要说完美的话,也不必一直做一个积极的、完美的父母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也应该承认我们的人性,以一个 “人”的感觉来生活。

在面对大规模枪击、种族主义暴力和全球性流行病的愤怒中,我再次回到母亲身边。我想让她用“现在好多了”来安慰我,但她却只是给了我真相——她的真相。

因为她没有粉饰过已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可以信任她,我知道我需要听她的。她给了自己悲伤和担心的空间。如此便也给了我这样做的空间。

这是我从“妈妈的学校”学到的。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我对我的朋友和其他父母有更多基于实证的建议。我认为我们需要记住以下几点:

由于长期接触“病毒性”图像、声音以及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渠道传播的恐怖叙述的累积效应,现在情况确实不同了。

面对自然灾害(如COVID-19)和人为暴行,普通人感到力不从心,这造成了更多的压力和恐惧。

接触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一代儿童正在消耗吸收更大、更直观、无法控制的灾难和人为暴行的图像,这些正在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看护者需要更多的支持。我们很多人都很累,太累了。累是正常的,我们要允许自己有这样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同我们的孩子谈论不断发生的可怕事件呢?以下是我的建议:

01 看向自身。

你怎么样?作为父母或照顾者,你过得怎么样?你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你感觉如何?

要对自己诚实。在我们想着要怎么和孩子讲之前,我们要觉察我们是如何讲给自己的。你的状态还好吗?如果你状态不好(我们很多人都如此),要想想怎么帮助自己。

02 尽可能地过滤孩子接触到的东西。

虽然我仍然认为,与我们的孩子们谈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坏事是很重要的,但我明白,如果能够做到,那就设法把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进行过滤。

研究表明,大规模和种族化暴力的图像和声音,正在对成年人造成伤害,也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能阻止暴力和威胁的传播,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03 致力于行动。

任何行动,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也尽力而为,为我们的孩子树立积极的、富有同情心和慈悲心的榜样。

04 倾听孩子的意见,支持他们的行动。

家长很容易站在权威的角度去和孩子讲话,但其实,家长首先需要了解孩子们是怎样的想法和做法,他们是如何理解事情的。倾听他们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可能喜欢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给予孩子支持。

如果他们已经长大到可以寻求解决方案的年龄,那鼓励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想做志愿者,那就帮助他们找到做志愿者的方式和办法。

05 让他们注意到好的、积极的东西。

可怕的事情很重要,也值得我们注意,但不必让它们支配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要多留意快乐的时刻。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英雄主义、帮助他人、同情心和适应力的例子上,你的孩子便会有意无意地追随你。

06 记住我们的韧性经历。

别忘了,我们以前确实经历过恐怖和创伤。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家家也都有自己的韧性。让我们多讲述这些经历,并创造新的剧本。

我绝望而痛苦地坚持着,希望事情很快会好起来。我需要一个朋友来提醒我,我们曾经走过这条路,我们可以一起生存。这是我可以送给我孩子的礼物,你也可以送给你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是否会记得我说过的关于种族的话。他们看过我的演讲,很快就会读到我的文章。但除此之外,我希望他们记住我的“方式”。就像我妈妈教我的那样,我不需要一直保持乐观,我希望我能向我的孩子们展示我人性的全部。

我认为,种族主义的核心是不能把对方视为“不同的人”。如果我的孩子们能从我,他们的黑人母亲身上看到人性,他们就不太可能接受种族主义对他们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我希望,这一事实将使他们,在面对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可怕的事情时更加强大。

(文:Allison Briscoe-Smith 编译:刘海鑫、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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