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睛看不見，但高分通過司法考試，當上律師還讀博士，專爲殘障羣體提供法律諮詢

金希。受訪者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張渺

金希的視力不好，但他讀書不少。

這位畢業於寧波大學法學院的年輕人，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拿到律師資格。如今，他還在攻讀美國雪城大學的法學碩士、中國臺灣東吳大學法學博士。

其實，在近30年的時間裏，他的視線中只有一點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視力障礙”，6歲時已經分辨不出氣球的顏色。但他堅持在普通學校就讀，直到參加高考。

2020年全國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試卷參加考試。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規定，視障考生的考試總時長延長50%，沒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視力障礙的人，並沒有走進高考考場。作爲曾經的“視障考生”，金希多年來一直在爲殘障羣體提供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超過600人得到過他的幫助。視障者找他，有些是因爲無法通過保險公司的核準，有些是無法提供親筆簽名、無法寫出知情同意條款，被銀行拒絕辦理業務。

最近幾個月，金希加入了一個公益組織，幫視障羣體找工作。

他在網上發佈語音公開課，分享自己的經歷，給求助者打電話、發微信，幫他們規劃職業生涯。

找到這個公益組織的人，有的從小在盲校就讀，如今大學畢業，面臨就業問題。有的試圖考研，考了3年沒考上，想先嚐試就業，同時兼顧升學。有的人大學畢業後，已經在醫院工作了幾年，生活穩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還有人曾經視力較好，後來病情惡化，待業在家，想重新尋找生活方向。

“不少視障者覺得將來只能做按摩，但他們的人生其實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說。

劉聰後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師，一直想尋找其他工作，“很困難”。2016年，劉聰參加一個公益組織的培訓，恰好金希在給這個組織做法律諮詢，兩人住同一間宿舍。

劉聰說金希“幹練”，說要做什麼就一定會去做。他與金希聊過殘障者多元就業的話題，問他“有沒有工作機會”，金希介紹了一家殘障公益組織。最終，劉聰得到了一份文案編輯的工作。

在殘障者的圈子裏，金希“很有名”，聽他說過“有事就聯繫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樣想從事法律工作的殘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學畢業生等。

求助過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學畢業。她學心理學，剛在廣西參加完教師資格證考試，通過了筆試、面試各項考覈。

因新冠肺炎疫情，學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慶認定教師資格。白燕的視力只有0.02，但在她看來，視力不好並不代表自己不能勝任相關教學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學校，她也願意去盲校從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據她所知，重慶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師在教學崗位。

“學生時代還挺迷茫的，不知道未來能做什麼，小時候喜歡音樂，但是老師告訴我這個夢想不現實。”白燕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和白燕一樣因就業體檢不合格來向金希諮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個用盲文參加普通高考的鄭榮權。2019年，鄭榮權報考南京盲校的教師崗位，筆試面試都高分通過，卡在體檢環節。通過朋友介紹，鄭榮權曾撥通金希的電話諮詢他的建議。

金希從未在盲校就讀。上學時，他支棱着耳朵聽老師講的每個字，生怕漏掉一句話。對他來說，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認。到了高中，書本上的文字成了一隻只小螞蟻，在光團裏爬來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寫作業時他得把臉貼到紙上，常常蹭得滿臉墨跡。

視力用了十五六年徹底遠離他，最終只剩一團微弱的光。但這沒能成爲他的障礙，他上學、備考、讀研、當律師。

他記得小時候，有時實在看不清板書，就請老師再念一遍。同桌也會幫他，給他念字，他“感謝老師和同學們”。

每逢考試，他隨身攜帶放大鏡。中考時他一邊舉着放大鏡，一邊塗答題卡，監考老師主動過來幫他塗。

“當時我覺得非常感動。”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在那個時代，其實人們還沒有所謂的‘合理便利’這種權利的理念，只是基於非常樸素的、人性當中的正義感，能夠作出這樣的選擇。保障殘障人士權利的制度，建立還需要時間，但是建立這種制度的人性的基礎，是一直存在的。”

如今在中國，視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號試卷和答題卡，允許攜帶盲文筆、盲文打字機、光學放大鏡等輔助器具或設備。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單獨的高考考場裏，監考老師幫他讀題。

整張英語試卷對他來說都相當於聽力，數學幾乎全仰仗心算。儘管他平時成績很好，仍然緊張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題紙，一行一行寫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疊或串行”。

他最終被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法律系錄取，兩年後通過寧波大學“2+2”考試，轉入寧波大學法學院。2010年，他以專人讀題的方式參加司法考試，拿到441的高分並通過，同年作爲全年級第一，被保送成爲寧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如今，他還在求學路上。

雪城大學和東吳大學，都有專門的殘障服務辦公室，學校會制訂整套殘障學生學習計劃，課後去教授的辦公室，能拿到課件。學校還給他提供了專門的學術助理。

金希瞭解到，不僅是大學，當地的中小學，也會給殘障學生提供這樣的“融合教育”便利。

這讓他想起在國內籌備司法考試時，音頻課程他可以聽，紙質版的真題，會有同學幫他念。當時，學院專門爲他組織了一個志願者小組，同學自發報名，排着班來協助他。

“很多時候，我們會爲好人而感動，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每個人就不用生活在一個等候好人隨機出現的世界中，無論遇到的是好人還是普通人，你的權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剛去雪城大學的時候，也曾對殘障服務辦公室的老師充滿感激，對方反而覺得奇怪，“這只是工作而已”。

“中國這幾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邁得還是挺大的。”金希回憶這些年感受到的變化。十幾年前，除了他這樣比較特殊的個案，大部分視障學生只能參加單考單招。盲文試卷的高考在近幾年開始普及，“高考是一個指揮棒”，很多考試都開始效仿，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研究生招生考試，也都出現了盲文試卷。

金希想通過努力，促成殘障羣體權益保障的進一步發展。他給許多公益組織投稿，也給參加法律援助培訓的律師講課。有時候他不能到現場，就錄視頻，配上字幕給律師看，也給到場的聾人、視障者看或聽。

“視障律師在足夠平等、包容的社會中，完全可以選擇不凸顯視障身份。回到現實，他們在許多時候，還得接受這個身份，應對視障帶來的挑戰。”一位公益組織的負責人經常與金希合作。在他看來，金希不應該被當成一個“自強不息的殘障人模範”，視障律師在司法保護等領域的探索和倡導，才更有價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網絡課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過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麼東西最寶貴？一張回國的機票啊！殘障人士沒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飛機，可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

2015年，兩名殘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無成人陪伴，無自理能力”爲由拒載，金希是這起案件的代理人。

“這是個挺典型的事件，當時，航空公司拒載（殘障旅客）的事情還是比較多的。”金希回憶，民航局當時剛出了航空運輸管理辦法，對這種情況有很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航空公司沒有遵守。航空公司願意賠償，拒絕公開賠禮道歉。但金希和兩位當事人卻覺得，應該“爲後來人多爭取一些權利”。比起機票錢，更值得他們在意的，是殘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權利。

他們勝訴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議，希望航空公司能夠做好殘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後來專門查過這家航空公司的官網，“確實有修訂規則”。

“其實很多規定，本來法律法規裏都是有的，比如說銀行簽字的規定，銀監會是有的，只是很多銀行選擇性忽視了。”這位年輕律師感慨。

一位視障者由於“無法閱讀風險提示”，在辦理信用卡激活時被銀行拒絕。當事人提出，用錄音錄像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經知悉並且同意了信用卡的風險規定，銀行沒有認可。

這起案件的代理律師萬淼焱認識金希。提到他，萬淼焱多次強調“業務能力極強”。接到這起案件後，她給金希打過電話。在她看來，銀行應當把視障者“自決的權利交給他們自己，就像所有人一樣”。

金希和萬淼焱一起準備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查法律條文。他有什麼意見，就總結成電子文檔發過去，或是通過電話討論。

“我和金希合作時，完全沒有感覺到他是視障者。”萬淼焱感慨。

他們最終沒能勝訴，但後來，銀行主動聯繫了當事人，願意上門爲他辦理信用卡。

“對視障者來說，他們需要幫助的方面，只是形成制度化的合理便利。”萬淼焱說。

這些合理便利應該出現在視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盲道不好用甚至被佔用、導盲犬不讓上公交車的情況。軟件裏的圖片驗證碼也讓視障羣體很爲難，一位視障者甚至爲此起訴過12306購票平臺，結果敗訴了。法官認爲，視障者還有其他購票渠道。

今年暴發的新冠疫情中，防控剛開始時，健康碼小程序與手機讀屏不兼容。視障者出行時，還會更多地接觸扶手、欄杆、牆壁、車廂等感染源，也很難跟其他人隨時保持間隔距離。

一位視障者告訴記者，視障羣體比普通人更恐慌，“接觸的人更少了，社交圈更小了”，原本就“充滿未知”的生活更不確定，宅在家裏的他們，很悶。

金希剛從美國飛回國內，作爲視障者，他搭乘了大使館的包機。在溫州老家宅着，他想爲視障者羣體找點“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