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實務 追尋法意

解析案例 探索規則

重新解讀霍姆斯法官名言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

編輯：伊路芳菲

有較多的法律人，很是推崇美國著名首席大法官霍姆斯所說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尤其是一些年齡較大，或者經歷較豐的法律人，更是喜歡這句話。或許，這裏邊存在一個“立場決定偏好”的因素在其中吧。

那麼，學習法律以及從事法律工作，是不是經驗越多、越豐富，就越好、越有價值呢？經驗越多、越豐富，自然是件好事。然而，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我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多個維度。一個法律人，隨着年齡的增長、經驗的積累，其在從業經歷及經驗積累方面的優勢，也可能成爲阻礙其能力增長及水平提高的制約因素。

這有點像學開車，駕駛能力及水平的提高，在學習中的某個階段，或許會迅速進步。但過了這個階段，就會變得進步緩慢。經由較長時間的學習後，或許能找到車感，像有的人說的那樣，可以做到"人車一體"。然而，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其駕駛水平就再難提高了；因爲，他不再傾情於駕車這件事情了，不再投入和關注，停止進步是必然的結果。同時，在此前形成的一些錯誤動作，也會變成習慣，並且將終身難以被發現和糾正。

學習法律及從事法律工作，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及規律。一個法律人，其對最初遇到的案件，一定會認真對待，或像初戀一樣傾情投入，或者會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般的小心與謹慎。然而，學習及從事法律工作的時間長了，其必然會形成一些方法、模板和套路，遇到案件自然套用之，這叫自動化或下意識思維。如此，其對法律及案件，不再如初戀、如薄冰、如深淵那樣視之處之。

並且，學法律不同於學車。雖然兩者同樣是技術活，但是兩種技術活的性質完全不同。駛車是動作性技術活，其中需要的理性思維及邏輯判斷並不多；而法律實務工作的核心，則重在理性思維及邏輯判方面。一個人在學習法律和從事法律實務工作方面，取得一定經驗以後，其最容易陷入的思維模式，就是放棄理性思維，而依直覺判斷，按經驗辦事，跟着感覺走，自感遊刃有餘，如皰丁解牛般自信。

從人類的認知發展歷程看，理性思維並非人的自然和固有屬性；理性思維，是人類在對環境與自我進行探索和改造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思維模式及方法論。非理性思維，相對於理性思維來說，纔是人類思維的自然及本能屬性。

非理性思維，一般不需用動用腦力，人們躺在思維的舒適區，不用燒腦費力，便可得出那些自己認爲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認識判斷結論；並且，這些認識及判斷，往往是以公平正義、良知道德等不可抗拒的名義及面目出現。這就是非理性思維的實質，它只是人們心中的某些執念而已。

其實，學習法律，就是要讓一個人像法律人那樣去思考。可見，學習法律，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改造自己的固有思維即非理性思維，最終形成法律人的理性思維。然而，對任何人來說，非理性思維都是其原生思維，因而只要其稍不注意，就會重返非理性思維。尤其是那些學習和從事法律有一定經歷和經驗的人，其在經歷與經驗方面優勢，會使他們放鬆對自己滑向非理性思維的警惕，從而導致他們不斷跌入非理性思維的陷阱中去。

由於受一些文化作品，尤其是一些勵志話語的影響，人們對非理性思維的認識存在較大的認知誤區：首先，認爲非理性思維是人的直覺判斷、本真思維，是一種被人們忽略和極具價值的有效思維；同時，倡導人們思考問題以及處理事情，都要遵循本真之心和直覺判斷。

這種對非理性思維的認知，存在較大的片面性。雖然，人類社會的認知發展，是從非理性思維到理性思維；但是，作爲個體的人，其認知的發展，並不一定是從非理思維到理性思維。對於一個人來說，其原始認知並非是天生的，而是由後天人文環境所決定的，即人的思維模式是理性思維還是非理性思維，是由其所處的文化環境，包括社會環境及家庭環境所決定的。

比如，一個人如果是在陰陽五行、玄學巫術文化氛圍濃厚的環境中長大，同時他又不注重自身思想的改造與重建，則其思維的底色必然是非理性成份占主導地位。因而，我們平常所說的或者所認爲的“本真思維”，其實是由他人、環境及文化所給定的“灌輸思維”。

同時，思維是否理性也與受教育的程度亦無直接關係，文化教育帶來的結果不一定是理性思維。那些文化教育所形成的理念，如果是一些錯誤的執念，則屬於非理性思維的範圍。如此，文化教育與理性思維之間，有時甚至是反比例關係。那些不合理、不恰當的文化教育，正是非理性思維的源泉。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郎鹹平曾經說過：“精英就是偏執狂。”他在一次演講中，介紹了關於其在美國生活時，一次準備去法院擔任陪審團成員，但是因其學歷過高（諾頓商學院博士、紐約大學教授），而被法院拒絕的故事。關於文化與法律的關係，有人曾經更誇張地說過：一個人正因爲他是文盲，所以纔不是法盲。

再比如，在我們的高中教育中，老師對學生們進行傳授和訓練的，是各種解題的方法與技巧。雖然這些確實也是關於思維的遊戲，但是這些東西培養的只是學生的解題能力，就像電腦遊戲中的通關能力一樣。這樣的訓練，對培養人的理性思維和邏輯能力並無多大幫助，反而浪費了學生的美好時光和青春。

前不久，讀到原最高法院高級法官蔣惠嶺，在北大國際法學院2020屆畢業典禮上的致詞文章，題爲《人生的四個錦囊》。其送給畢業生們四個錦囊：一是度過一個平凡的人生；二是爲社會做出或多或少的貢獻；三是共守寶貴的人文精神；四是竭力遠離“烏合之衆”。

這裏，依我的理解，其中第四個錦囊“遠離烏合之衆”中的“烏合之衆”，並非是指具體的某一羣人，而是指一個人在羣體中，很容易接受羣體多數人的行爲和話語的暗示及影響，從而形成非理性思維，並以此非理性思維去參與羣體行爲和影響他人。

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必然處在各種人羣中，任何人都無法離開其身邊的任何人羣。因而，一個人想要不受羣體非理性思維的影響，是十分困難的；如此，才更需要識別和排除這種受羣體的影響而產生的非理性思維。可見，烏合之衆，並不是某一羣人，而是整個社會因從衆心理而形成的非理性思維狀態，或者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集體無意識狀態。

在西方文化中，有“矇眼司法”的傳說。在中國古代，也有“聽訟斷獄”的講法；在這裏，我們同樣是“聽獄”，而非“看獄”。對此，有人認爲，不管是“矇眼司法”，還是“聽訟斷獄”，都是要求人們用“本真之心”去裁斷。

然而，這種認識與想法又錯了。“矇眼聽訟”，並非是要求人們用“本真之心”去裁判案件；相反，正是爲了阻斷人們的“本真之心”或“偏執之心”對裁判的干擾和影響。用現代司法理念及話語來講，就是要求法律人運用裁判規則進行裁斷，避免受個人非理性思維的干擾和影響。

因此，關於邏輯與經驗的關係，如果這裏的經驗，是運用理性思維的經驗，那麼這樣的經驗自然可取；如果這裏的經驗 ，是由非理性思維引導的偏執，那麼這樣的經驗必然有害。

可見，當一個法律人面對法律和案件時，如果不能再如初戀、如薄冰、如深淵那樣視之和處之，則需要引起格外警惕，或許他已經離開法律人的理性思維，而進入非理性思維舒適區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