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張澤紅 馮婧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內布拉斯加州，一間名爲“世界”的劇院臨時關閉，入口處掛上標識“世界暫時關閉了”（The World is Temporarily Closed）。

一間名爲“世界”的劇院因疫情臨時關閉。Edwin Hopper 攝，圖片來自Unsplash

暫時停擺的還有全球產業鏈。曾有中國的外貿商人這樣描述自己的“上下半場”，上半場“震中”在國內，工廠停產；後半場，產能恢復了，但海外訂單幾乎清零。而隨着疫情升級，一些國家發現，在口罩、呼吸機等關鍵醫療設備的採購和生產上，全球化無法應急。

早於疫情開啓的中美貿易摩擦仍在繼續，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會就此“終結”嗎？

這並非人們第一次對全球化產生質疑，在全球產業鏈愈發複雜的今天，風險也難以預期。新冠疫情緩和之後，全球化會出現哪些轉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市政廳採訪了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

澎湃新聞：新冠疫情帶來了不少次生危機，一些國家出現了保護主義抬頭，很多人認爲，這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這其中是否存在誤讀？

周振華：最近大家聽到很多類似的討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甚至“全球化的終結”，確實，全球化的走向影響着企業、產業、城市乃至國家，它涉及重大的戰略研判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回望全球化的歷史。比如在殖民時期，全球化的推動者是國家。這種以國家爲主體的貿易一直持續到上世紀，發達國家出口工業製成品，第三世界國家則主要出口能源和原材料。

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全球化的主體開始發生變化，跨國公司的角色愈發重要。產業內貿易和企業內貿易逐漸佔主導，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佈局全球產業鏈。由此，全球化得以深化，從單純的工業製成品、金融拓展到更多領域，特別是服務貿易。根據世貿組織數據，2005至2017年間，全球的服務貿易增速已經超過了貨物貿易。

從歷史軌跡上看，全球化的主體已經發生了轉變，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全球化的進程，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目前圍繞全球化有諸多疑問，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以及一些國家採取的保護主義姿態，但跨國公司的內驅力並未改變，他們仍會在更大的空間範圍內追求資源的高效配置，這是全球化的本質。

澎湃新聞：全球化的大趨勢仍會繼續，但一些產業鏈會調整空間佈局嗎？

周振華：實際上，空間佈局的調整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就已經開始了。某些產業一定是在全球範圍內離岸佈局產業鏈的，比如飛機制造。但有的產業可以實現區域化的近岸佈局。

區別在哪裏？過去，跨國公司會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成本最低處，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爲主。但經濟危機之後，他們在佈局和選址時，成本不再是首要因素，更多考慮的是一個地區的潛在市場規模和產業配套能力。

從跨國公司角度，將產業鏈收縮在一個區域內，可以減少風險，畢竟產業鏈在空間上拉得越大，就越脆弱，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整個行業。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就影響了東芝的一家芯片工廠，下游產業斷了供貨，全球芯片價格也受到波及。本次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全球產業鏈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收縮產業鏈也可以降低運輸成本，2008年以後很多行業在慢慢恢復，但航運、造船業一直沒能完全恢復，一個原因就在於全球性的運輸減弱了，區域性的運輸反而增強了。

是全球離岸還是近岸佈局需要看具體的產業，比如食品、製藥、傢俱、集成電路等可以實現近岸佈局，因爲從研發、生產到銷售都相對集聚。但有些產業無法完全退縮回某一塊區域。

跨國公司之外，國家的影響力依然存在。新冠疫情期間，一些發達國家發現，從口罩到呼吸機，一些關鍵的醫療設備和防護材料需要臨時從全球採購，這也會促使人們調整全球產業鏈佈局。

澎湃新聞：疫情和貿易摩擦會加速這種轉變嗎？

周振華：我們的預判是這樣，更多跨國公司會考慮近岸佈局。

爲什麼跨國公司幾十年前要全球佈局，現在轉而考慮區域化？因爲當時的條件不成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沒有製造能力，不具備在區域內佈局產業鏈的基礎。“亞洲四小龍”，和後來成爲“世界工廠”的中國，都受惠於加工經濟，是離岸產業鏈的一環。現在，新興經濟體成長起來了，經濟水平和製造能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如果轉向近岸佈局，對中國而言，一定會出現一些產業的撤離。比如，一些面向北美市場的公司會選擇將製造基地放在墨西哥，而面向歐洲市場的就在歐洲範圍內選址設廠。而在亞洲，印度和東盟都有可能承接一部分生產力，當然最初這些地區的生產規模可能並不大。

最大的挑戰在於，中國能否在這輪調整和轉向中找準位置。

我前面提到，跨國公司看重潛在市場規模和產業配套能力，這塊中國有優勢。印度的潛在市場也很大，但產業配套能力和基礎設施條件等還不夠。

過去的離岸市場中，中國位於全球產業鏈的下游，目前是中國嘗試產業鏈升級的機遇。

澎湃新聞：區域化產業鏈佈局爲何能成爲中國產業升級的機遇？

周振華：看資源配置能力，在產業鏈上的提升意味着有更大能力實現資源配置。

以上海爲例，截至2019年10月底，上海累計引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710家（其中亞太區總部114家），研發中心453家，他們看重的是中國的潛在市場。但現階段，這些地區總部大多做的是協調工作。

隨着近岸佈局，區域總部的能級會有所提升，爲了在區域性的產業閉環中佔據主導位置，其權能、功能、職能都會發生改變。全球化是既分散又集中的，生產是分散的，而控制、管理、協調功能會集中在某些點上。

上海提出要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認爲關鍵就是要提升它在全球化中的戰略性功能。

貿易的核心在於結算清算，亞洲範圍內，這塊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

金融也同樣，不論是債券市場、匯率市場，還是期貨市場，需要考察的並不只是它的交易規模，而是有沒有定價權。單純擴大交易量並不意味着在全球產業鏈上佔到優勢地位。

作爲國際航運中心，上海的集裝箱吞吐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了，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拉開了距離。但航運產業鏈裏細分，高端的部分在於航運服務業，不是一般的貨代、船代，而是在航運金融、海事服務、船長培訓等等。

澎湃新聞：這對一個城市的營商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周振華：中國的城市現在都開始重視營商環境了，但目前看來這都是比較基本的要求，想要成爲區域性產業鏈的核心，意味着城市需要提供更多功能。

我們在一些研究中也接觸了一些跨國公司的區域負責人，他們很看好中國市場，但也會談及面臨的一些具體問題，比如信息、人員。

以上海的臨港新片區爲例，我個人認爲，它有條件實現這些功能，比如離岸貿易、轉口貿易、離岸金融等，這些才能吸引到真正能級提升的跨國公司區域總部。但如果只是把新片區看成傳統的開發區，僅僅滿足於在GDP上“再造一個浦東”，並不意味着實現了功能提升，這不利於在產業鏈區域性佈局中佔據主導位置。

應對未來可能的轉變，上海想要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任重道遠。也要有危機意識，東京、新加坡已經在“搶人”了，他們開出了利好條件，希望吸引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入駐。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最近熱議的“雙循環”？

周振華：雙循環是應對未來的策略性思考。

首先是對內大循環，我的理解是，不能把內循環當作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中國經濟已經成爲世界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

對內大循環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中國的市場潛力還沒有被完全挖掘出來，一些中等收入者已經有了一定的支付能力，但還沒有轉化爲現實購買力，形成成熟的消費市場。

當然也需要給予人們對消費和市場的信心，這裏有很多結構性因素，人們不敢消費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我們需要繼續解決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

雙循環層面，需要繼續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離岸部分，也有近岸區域性市場。以上海爲例，長三角一體化和臨港新片區的設置在大方向上都很精準，但具體的操作和把控仍然存在不少挑戰。

區域化仍是全球化的延續，對中國而言，機遇與挑戰並存。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