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战是天启年间，明朝在面对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荷兰武装占据澎湖，并对东南沿海进行军事破坏的侵略行为，发起的一场收复澎湖和维护海疆安宁的保卫战。

澎湖海战

但事实上，荷兰侵占澎湖在天启年间属于第二次了，而第一次发生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

这一年七月，荷兰殖民者头子麻韦郎在谋求武力夺取吕宋和澳门失败后，又眼红西班牙（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通过澳门从事东西方贸易所赚取的巨额利润，急切之下，接受了明朝海澄县海商李锦提出的武力占据澎湖，效仿葡萄牙贿赂大明地方官员，借以向大明求得在澎湖长久居住，并获取大明官方授权通商的建议。

（李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 ……（麻韦郎）即驾二大舰，直抵彭湖。时三十二年之七月。汛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外国六.》

不得不说，李锦这条计谋确实对当时的明朝国情分析的很透，但他忽略了一点，此时的大明皇帝是万历。

明朝漳州月港的贸易繁华

万历三十二年，离播州之役才过去四年，明朝君臣的那种“犯边者必诛”的上国天威还没有散去，所以荷兰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行为，无疑是在向大明进行挑衅！

既然是挑衅，大明必须反击。

不过，当时的明朝福建巡抚徐学聚坚持先礼后兵的原则，他无视太监高荷兰的单方面接触，一面积极整军备战，一面派遣总兵施德政和都司沈有容登岛交涉。

当时的荷兰刚成立东印度公司没多久，在亚洲的力量还十分薄弱，面对明朝的责问，不得不退出了澎湖。

但荷兰并没有放弃对明朝领土的窥视，以及和明朝之间自由贸易权渴望。

正是这种对获取明朝丝绸、瓷器、茶叶等欧洲上层社会需求的市场畅通货的贸易执着，所以1619年荷兰在印尼站稳脚跟，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后，才会对澎湖发动第二次侵占。

《诸神之宴》中的中国瓷器（公元1514）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八月二日，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不再主动和明朝地方政府进行接触，而是强行登陆澎湖修城筑堡，作为他们在远东长久的贸易据点和军事基地，并试图以此控制明朝福建沿海及远东的海洋贸易路线。

不仅如此，荷兰殖民者还派出舰队封锁漳州月港（隆庆开关时明朝主动开放的港口），烧毁港内停泊的明朝商船，切断明朝的对外贸易窗口，试图断绝明朝的海关财政收入；同时又在福建沿海一带烧杀抢掠，除了抢夺财产外，还劫掠沿海的百姓，那些被他们劫掠的百姓除了被送到澎湖用作修建堡垒的苦力外，还被当做奴隶贩卖到东南亚一带，这种海盗行径造成了很多明朝沿海百姓的家破人亡，严重破坏了明朝东南海疆的安宁。

消息传到京师后，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对荷兰人的意图以及如何处理荷兰人的强盗行为，明朝官员们分成了“通商”、“警惕”两派，争议不休。

荷兰船队，既是商船也是舰队

其中“通商派”认为，荷兰人此举，只不过是想效仿葡萄牙，获得在澎湖的居住权，并能和大明进行互市通商。

他们认为，毕竟有葡萄牙的先例，经过这么多年的贸易往来，这些番人对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情有独钟也是事实，“其志不过贪汉财物耳”①，何况大明沿海能用作对外贸易的港口可不止一个澳门，多放开一个港口，则大明多一份财政收入。

况且利用葡萄牙和荷兰之间的贸易矛盾，大明居中调停，左手渔翁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澳门）可以互市……令一干吏，别择一澳，以宜置之。传檄香山夷人，谓彼此皆来宾，各市其国中之所有，风马牛不相及也，慎毋相残，先举兵者，中国立诛之……多一澳则多一利孔。---《粤剑编.卷四》

所以，他们支持将澎湖也开辟为海港，作为大明对外贸易的第二个窗口。

开辟海港，有助于大明增加财政收入

而“警惕派”则认为，荷兰人占据澎湖的意图十分明显，他们通商是假，谋求入侵大明内陆是真。

他们认为，不能把荷兰人等同于葡萄牙人，更不能把荷兰人占据澎湖的行为和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住权等同起来。

澳门虽然是一座小岛，但背靠内陆，又在香山县的管辖之下，一旦葡萄牙人有任何异动，大明军队随时可以开进澳门，收回他们在澳门的居住权，但澎湖不同。

澎湖孤悬台海，易守难攻，只要占据澎湖，进可攻、退可守，荷兰实质上就是大明的敌国，如果朝廷看不到这种潜在的危险，任由荷兰占据澎湖不管，还同意和荷兰的通商、互市，那么大明海疆永远得不到安宁。

此番到彭湖，则酋长不止一人，番众且以千数，筑城据胜，实怀久假之心，荐食启疆，每作横敌之势，海天风雨尽染鲸氛，闽越山川几成腥界，安危所系惟半壁藩篱，疆弱攸关几累灵长社稷。---《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七（梁本）》

《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大明及周边

为了表明自己这一派系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正的“公忠体国，为君分忧”，时任南京湖广道御史的福建人游凤翔，又向朝廷抛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案例，让皇帝和朝堂诸公作为参考。

什么案例呢？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大宋到底是如何亡的。

他指出，正是因为宋理宗时，大宋朝廷接受了襄阳守将吕文德的建议，同意蒙古人在襄阳城外设置椎场，以至于宋度宗时期，大宋的经济命脉都被蒙古人掐住了，才造成了大宋的最终亡国。

游凤翔认为，自荷兰人占据澎湖后，修城筑寨，劫掠东南海疆等种种罪行都是不争的事实，既如此，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们的通商要求？

如今，只要大明同意了荷兰的通商请求，那么，当年宋亡的情景将会再现，只不过蒙古换成了荷兰，大宋则换成了大明。

这样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值得大明朝吸取吗？

昔宋理宗时，蒙古以玉带赂吕文德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文德许之为请于朝开榷场，外通互市，内筑堡壁，由是敌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至度宗时，蒙古阿木驻马虎头山，曰：“若筑垒于此，以断宋饷道，襄阳可图也。” 遂城其地未几，而襄阳失东南半壁之天下，遂不可此往事之明鉴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七》

荷兰殖民者登录澎湖

汪郎以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经历千年的淬炼，对政局的敏锐度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善于在纷乱无序的事物中抓住问题的关键点，一击必中。

什么八股误国？死读书的确实是有，但更多的还是心怀大志的经世之才。

无论是“通商派”，还是“警惕派”，在这场争论不休的对外政事上，就看谁提出的看法最能打动人心，最能切中皇帝的要害。

天启帝朱由校虽然喜欢木工，但他毕竟是皇帝，既然是皇帝肯定不喜欢做亡国之君的，所以游凤翔的话犹如一记惊雷，炸响在紫禁城的上空，使得朱由校将自己的精力从木工中转移到了国事之上，既然荷兰占据澎湖又要求通商的做法，和大宋接受蒙古在襄阳城外设置椎场的亡国之举没有区别，那大明为什么要和荷兰通商呢？

不过站在朱由校的角度，大明毕竟是礼仪之邦，国家领土既要捍卫，但也要讲究“先礼后兵”，故而在他的旨意下，时任福建巡抚的南居益派遣千总陈士瑛奔赴澎湖，和荷兰人进行最后一次谈判，要求荷兰人主动退出澎湖。

天启帝朱由校

但对于荷兰殖民者来说，打破西班牙人对远洋贸易的垄断，控制远东的贸易航线，同时获取和大明朝的贸易权，一直是他们苦苦追求的，只是前来谈判的明朝使者陈士瑛却对通商只字不提，这是荷兰人无法接受的。

基于此，这场谈判自然也就失败了，而且荷兰人还留下了一句狠话，“若不允市，必动干戈”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在谈判桌上处理澎湖的归属问题，如果大明朝还不同意把澎湖开辟为新的通商口岸，那么，就等着荷兰的炮火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只有开打了，故此，大明朝上下终于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出兵收复澎湖，教训口出狂言的荷兰人。

战争，一触即发！

注：

①《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②《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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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铁甲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