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鬥爭之路是漫長的,前後長達22年之久。自1949年到1971年的22年裏,對於我國重返聯合國的要求,蘇聯基本持支持態度,但是由於受蘇聯領導人的變動以及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實際上蘇聯在此問題上的態度也是產生過一些變化的,具體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斯大林時期,蘇方對此積極支持。這一階段,由於中蘇關係正處於友好同盟的狀態,在中國要求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上,蘇方對於中國給予極大的支持與幫助。蘇方積極充當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國,爲中方出謀劃策,據理力爭。爲了幫助新中國順利達到目的,蘇方甚至還曾以退出聯合國爲要挾,來向以美方爲代表的反對集團施壓。

第二階段,赫魯曉夫時期,蘇方對此停止幫助。赫魯曉夫上臺之後,蘇聯與中國由於雙方產生分歧,兩國關係漸漸發生變化,由友好同盟趨於關係破裂。受此影響,中國重返聯合國的計劃進度也受到了一些影響。蘇聯對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支持力度大大減弱,從1963年開始,蘇方停止幫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提交相關提案,以至於第二年出現了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因無提案,無法在聯合國大會上召開討論的尷尬情況。基於這種情況,中國不得不重新採取新的策略,開闢新的外交路線,通過積極發展與其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來獲取在聯合國內的支持。

第三階段,勃列日涅夫時期,蘇方對此消極支持。這一階段,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得到修復,反而關係越來越惡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蘇聯對於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態度,雖沒有之前積極,但是也比1964年的情況有所好轉。蘇聯此時在此問題上基本奉行"三不"原則——不反對、不發言、不提案。對於其他國家,如阿爾巴尼亞等國關於支持中國返聯的提案——"兩阿"提案也並不反對,可以說基本上是持消極支持的態度,極少針對此問題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言。

由此可見,蘇聯對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態度雖然也受到了兩國關係變化的影響,但也不是絕對的,在中蘇關係最惡劣的60、70年代之交,蘇聯仍然贊同"兩阿提案",還對中國返聯問題保持基本支持的態度,最終新中國終於在1971 年聯合國大會上取得勝利。那麼爲什麼蘇聯在與中國關係破裂之後還會在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上,堅守"兩阿提案"的底線,保持支持態度呢?這主要還是蘇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

首先來講,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曆經20多年的返聯之路已到了最後時刻,此時正與中國處於交惡狀態下的蘇聯,還能在中國返聯問題上持支持態度,這非不合常理,而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當初蘇聯與中國交惡停止爲中國在聯合國發聲之後,中國憑藉第三世界的兄弟國家的鼎力相助,該計劃的進度又獲得新的發展,中國在重返聯合國問題上的國際輿論形勢越來越向好發展,支持中國的隊伍也在不斷的增大增強。

1961年阿爾巴尼亞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就中國返聯問題提案的時候,只獲得了36票的支持票,48票均爲反對,然而經過中國與阿爾巴尼亞等國近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到1970年時,阿爾巴尼亞等國支持中國返聯相關提案在聯合國大會上以51票贊同,49票反對的結果獲得了超半數的支持率。但是美國依然從中作梗,提出該提案只有超過2/3的通過率才能生效,當1971年"兩阿"提案獲得通過時,其中在支持"兩阿提案"的76個國家中,來自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有 49個,佔了三分之二還要多。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已然是大勢所趨,單個國家已經不能改變最終結果,更何況對於中國返聯蘇聯也曾爲此做過積極努力,並且一向未曾反對過,事已至此,趁機順水推舟地支持一番,還能賣個人情,何樂不爲?

另外,從意識形態方面來看,蘇聯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是蘇方的必然選擇。60、70年代的中蘇美三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變化。在之前的斯大林時期,蘇結成堅定的盟友關係,美國與蔣介石集團也結成盟友關係。然而到了赫魯曉夫上臺之後,由於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觀念相左,漸漸演變爲中蘇兩黨之間關於此問題的大論戰。之後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中蘇關係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惡化,雙方甚至還出現了短暫的邊境武裝對峙的情況,中蘇關係因此一度惡化。在中國返聯問題上,西方陣營仍堅決反對,蘇聯卻停止發聲,新中國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難。在此情形之下,我國不得不在聯合國大會上尋找新的支持者。

但是,處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中蘇兩國相同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了蘇聯雖停止爲中國發聲,但不會落井下石。雖然此時中蘇矛盾已經超過了中美矛盾,蘇聯威脅中國發展的事態更甚於美國,中方開始謀求新的發展;同時,美國在此時已經關注到中蘇關係的變化,由於越南戰爭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國實力有所削弱,且隨着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迅速膨脹,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受到威脅,爲了遏制越南以及蘇聯,美國打算拉攏中國,爲此美方開始做出一系列緩和中美關係的試探,中美兩國出現越走越近的趨勢,中美聯合也確實會對蘇聯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雖然中美雙方都有意緩和兩國關係,其他方面暫且不提,僅就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上,東西方不同的對立態度便顯現了出來。關於這一問題,美國仍然堅持不肯放棄對臺灣蔣介石方面的支持,即使之後美國的部分盟友都搶先美國在聯合國支持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上投了贊成票,美國仍堅持對此持反對態度。

如此可見,意識形態在此問題上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當然,出於同樣考慮的蘇聯自然也不願看到該問題最終,以臺灣方面佔據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而告終,因爲這不僅僅關係到大陸與臺灣,也關係到作爲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到底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對於蘇聯而言,若蔣介石方面代表中國作爲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蘇聯將面臨1對四的局面,這是蘇方萬萬不想見到的局面;反之,則社會主義國家將在聯合國中多一席之地。蘇聯如果在新中國返聯問題上投反對票或棄權票,那無異於直接爲美國在聯合國勢力的擴大增磚添瓦,蘇聯還不至於愚蠢至此。因此,即使當時中蘇關係不再如之前密切,出於對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在這樣的問題上,蘇聯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支持新中國。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蘇聯出於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考慮,而選擇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因爲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出現分裂的趨勢。特別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引起了蘇聯的憂慮,雖然最終以蘇聯出兵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而結束,但顯然社會主義陣營分散的趨勢並沒有因此得到有效遏制,隨後年阿爾巴尼亞就宣佈退出了華約。在當時美蘇爭霸正處於最爲激烈的當口,作爲老大哥的蘇聯,爲了與美方爲代表的廣大西方國家抗衡,不得不爲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做出努力。若此時因爲出於與中國的私怨而在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上落井下石,無異於在自損威望,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必定會因此寒心。同時,中國作爲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蘇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如果中國倒向美國,勢必對蘇聯的發展產生巨大阻礙。因此,蘇聯擔心若在此時不對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持支持態度,很可能會將中國徹底推到美國一方,故而在與中國交惡時仍支持中國返聯,這也可以看作是蘇聯爲緩和中蘇關係、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種嘗試和努力吧。

總而言之,蘇聯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完全符合其國家發展利益的,是蘇方出於趨利避害的目的,在充分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自身發展需要以後做出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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