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中國的邊疆危機是比較嚴重的，而且，不僅是海疆危機，還有內陸的邊疆也同樣遭到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英國對西藏虎視眈眈，發動過兩次入侵戰爭，俄國在新疆和東北都有侵略要求。而當時的清朝已經左支右絀，捉襟見肘，要想憑自己一己之力來保住自己的邊疆地區，在當時許多人看來，都是比較困難的。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在1870年代出現了李鴻章爲代表的海防論和左宗棠爲代表的塞防論，兩派的目的都是要儘可能的保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要靠清朝自己把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都保住，這看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財政壓力比較大，只能集中精力於海軍建設，或者是收復新疆，只能二選一的時候，那麼就應該有所取捨。兩派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左宗棠堅持新疆非常重要，必須要出兵收復，而李鴻章認爲新疆雖然地方很大，但產出很少，相比於收復新疆所必須投入的軍費支出，能夠得到的好處很少，所以不必在新疆問題上投入過多資源。因爲清朝有過經略西北的歷史，所以有新疆歷史地理研究的傳統，有些人同意左宗棠的觀點，但從當時朝廷的主流意見來看，還是來自海上的威脅更加迫在眉睫，應該優先建設海軍。

最後慈禧太后做出的折中決定是，仍然把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入到海軍建設，用以保衛海防，但也同意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主張。只不過，朝廷對收復新疆並沒有能力做出什麼實質性的支持，尤其是無法撥款幫助左宗棠去採購他所需要的武器裝備來出兵新疆。爲了出兵新疆，左宗棠最後想出了借洋債的辦法，也就是通過胡雪巖向列強舉債的辦法來籌集資金。

到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在賠款問題是獅子大開口，中國的危機再次加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出現了變法自強的主張，也就是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戊戌變法。在變法過程中，作爲官二代的譚嗣同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後又在變法失敗之後慷慨赴死，一直都是正面形象。但也是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曾經主張賣掉新疆和西藏、蒙古和東北。

根據《譚嗣同全集》記載，譚嗣同上書光緒帝：“試爲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裏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爲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爲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己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爲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付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

在這裏可以看到，譚嗣同在做出賣掉新疆、西藏以及蒙古和東北的一部分這樣的建議的時候，是有他自己的前提性判斷的。這些前提包括：首先，和列強相比，清朝當時已經無力再繼續保持這些邊疆地區，終究都是要被列強掠奪過去的；第二，清朝是不可能戰勝列強的；因此，第三，中國只能在這些地區還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儘快賣掉變現，來爭取列強的保護，爲中國變法自強提供一個相對更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譚嗣同爲代表的一些讀書人雖然汲汲以求的希望清朝能夠儘快推行新政，變法自強，這在當時是進步的。但同時也可以反映出在列強持續不斷的打擊之下，他們實際上已經對中國失去了信心，認爲中國的這些邊疆地區終究都是要淪喪的，與其最終捱打之後再割地賠款，於事無補，還不如趁着現在自己還有機會賣的時候儘快賣掉，還可以得到一部分資金來支持變法自強。

實際上，當時新疆和西藏、蒙古、東北面臨的危機確實是非常深重的，而且是多重的。除了列強入侵之外，隨着清朝進入王朝晚期，對邊疆地區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已經嚴重衰敗了，無論是在新疆還是在西藏，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主權危機。而且，伴隨着清朝管理邊疆的能力的衰退和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這些邊疆地區的聚居民族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乃至發生叛亂。

甚至究竟如何理解邊疆地區與內地漢族聚居地區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譚嗣同的這種認識在當時是非常典型的一種觀點。比如在當時極端的反滿革命一派的主張中，就發展出了極端的民族主義主張，要求排滿革命，認爲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這些地區原本就不是中國舊有的領土，爲了革命成功，都可以放棄。

而且，對於什麼是中國的認識，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爲未來的中國應該以漢朝時期的郡縣所及的版圖爲基本版圖，這種看法難免會涉及朝鮮、越南，另一種則主張以明朝的兩京十三省爲基本版圖，而且都有各自的道理。甚至在立憲派與革命派進行的辯論中，楊度也認爲，中國必須要實行君主立憲的原因，就是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只認同清朝，而沒有中國認同，所以必須保留清朝皇帝，才能保住這些邊疆地區。

清華大學汪暉教授最近出版的新書《世紀的誕生》的第一章中，就討論了楊度與章太炎爲代表的這兩種主張。大體來說，無論是楊度主張的立憲，還是章太炎主張的排滿革命，都是中國在面對着帝國主義和文明論的雙重壓力之下的反應，基於對局面的不同理解做出的反應。雖然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錯誤，但首先都是在強烈的危機感的推動下來論述這些問題的。

但汪暉發現，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雖然章太炎和楊度都是在同樣的背景下論述便將問題，但他們對形勢的判斷卻完全不同。楊度雖然主張立憲以保全邊疆，但他的前提是帝國主義是不可戰勝的，而章太炎則認爲，因爲列強之間存在着矛盾和鬥爭，所以才讓中國暫時免於被瓜分的命運，邊疆地區也還沒有淪喪。所以，章太炎認爲，只有中國本土也就是內地的明朝版圖，先在革命之後自立自強，然後才能逐步去經營邊疆地區。

不僅如此，章太炎還按照中國歷史上處理邊疆地區的方式，將新疆、西藏和蒙古定義爲三荒服，而將越南和朝鮮定義爲漢朝時期的兩個郡縣，緬甸雖然歷史上沒有被納入郡縣，但在明朝時期也曾經設置過承宣使司，而且殖民統治相對不那麼殘酷，所以將來都是可以在革命之後逐步經營的。換句話說，章太炎雖然主張排滿革命，暫時不顧邊疆地區，但將來卻要將包括朝鮮、越南、緬甸這些地區都重新納入中國版圖中來的。

也就是說，在章太炎看來，帝國主義並非不可戰勝的，帝國主義內部同樣存在着嚴重的矛盾和危機，中國只要能夠通過革命完成自身的內部動員，就能夠自立自強，重新強大起來。中國的革命不僅一定是反帝的，而且還一定是反殖民主義的，同時還必須克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矛盾，從而最終超越資本主義，也超越帝國主義，不僅爲中國，也爲亞洲爲代表的廣大殖民地地區和國家尋找一條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