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與徐鳴“大歷史”

“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之問”，是教育與思想變革之問、文化與科技創新之問，是中華民族復興之問。

坊間流傳的一個笑話，恰是這個“硬幣”的另一面。有人問老王：“你說咱們中國怎麼就造不出那麼好的芯片？”老王反問：“你孩子畢業想讓他做什麼？”“當然是進政府做公務員！”老王笑笑說：“知道了吧，這就是中國造不出好的芯片的原因。”人人追求穩定、安逸、循規蹈矩，不求創新、變革，就失去了人才成長的基礎、活力迸發的源泉。

一位縣長開會，局長彙報說，我縣的中醫藥產業園是按照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規劃的，水平很高。縣長問：“這個李時珍是哪個部門的？他今天來沒來？”……

這些源自生活真實的段子生動地反映我國通識教育非常缺乏，高中文理分科更嚴重降低了國民的思維素質和認知視野，束縛了思想的自由飛翔。

近日，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出版徐鳴所著的《大歷史：從宇宙起源到人類文明》可以說爲出版界、史學界、思想界、教育界帶來了一縷新風，甫一面世，好評如潮。這是高校、中小學和廣大讀者的一個福音，可以說這本書走實了史學創新之路，是通識教育的國民讀本，是一部簡潔的科普書大全，值得學界和讀者關注。

什麼叫“大歷史”？作者在書中解釋：傳統的歷史是建立在考古和文獻研究基礎上的人文歷史，大歷史則是以科學觀察和人文研究爲基礎的認知歷史，這才能應對高度融合的世界、飛速變化的世界。通曉科學和人文，才能從紛繁的科學現象和社會矛盾中不斷破除迷障，解除羈絆。

我們經常反思美國和中國的教育，爲什麼培養的人才在後來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其實，從中小學教育就已經開始分野。當中國的孩子聚焦標準答案時，在美國，一個10歲孩子的作業是：忽必烈發動征服戰爭對人類社會有何影響？完全是一個開放性的答案，沒有標準答案，就是鍛鍊孩子勤于思考的能力，掌握素材的能力。“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誠哉斯言。

這部“大歷史”，從史學方面看，比起韋爾斯《世界史綱》、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和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擁有了更爲廣袤的科學視野，尤其是在天文、醫學和現代科技方面。正因如此，更具有啓示的意義。而比起黃仁宇的“大歷史”，比起錢穆、徐復觀、江隆基的著作，他把自然史與人文史緊密結合，把與人類密切相關的科技成就及其與人類社會的關聯展現得更爲清晰，史前史以來的重大演變、事件、趨勢，盡在一冊之中。此書難能可貴的是，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徐鳴的“大歷史”是研究自然史與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歷史學，包括宇宙起源、生物進化、人類演變、文明發展，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和認識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運動發展過程，從中找出歷史演變規律，從而回望歷史，展望未來。

此書讀時，文風清朗，格局闊大，數字精確，語言平和，通觀如皓月行雲、清風過嶺，細品如針針細密、精琢細刻。這種收放自如、騰挪自由的功力，非尋常學者、作家可爲。作者徐鳴治學通古達今，嚴謹端正，正文看似數據與史實雜陳，實則“形散而神不散”，妙評如繁星點點，散陳於字裏行間。

徐鳴曾擔任過省級領導幹部，也曾是江蘇省最年輕的縣委書記，他典型反映着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家特有的開明民主、豁達平實。他又是農業農村方面的行家，字裏行間深深浸潤着憂民的思想、愛國的情懷，也彰顯出開放的智識和思想情懷，旺盛的求知慾，以及強大的邏輯、材料和文字、思想的統籌能力。從江蘇省科協主席、南京大學原校長陳駿院士爲他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徐鳴擁有永遠熾烈的求知慾，才能十年一劍成就斐然。

托爾斯泰說：“高超的智慧是一種縱觀全局的知識”，我想，徐鳴是具備的。這本書可能只是徐記“大歷史”的開山之作，作者也非常謙遜，還在後記中留下郵箱。我們期待將來能形成系列著作，構成一個完整的出版規劃，並且在最終，能自成體系自圓其說，昇華爲理論專著，福澤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