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康熙十七年），年已74岁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吴三桂病死，形势陡变。叛军无首，众心瓦解。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清军趁机发动进攻，从此叛军一蹶不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逐步为清军攻陷。但马宝、胡国柱等叛军仍困兽犹斗，节节顽抗；满洲将帅仍多迁延，以致时逾两年，清军才进逼云南，康熙二十年底，围攻省城昆明。吴世璠势穷自杀，余众出降，清朝的三藩之乱至此告终。

1673年（康熙十七年），年已74岁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秋，吴三桂病死，形势陡变。叛军无首，众心瓦解。其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清军趁机发动进攻，从此叛军一蹶不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逐步为清军攻陷。但马宝、胡国柱等叛军仍困兽犹斗，节节顽抗；满洲将帅仍多迁延，以致时逾两年，清军才进逼云南，康熙二十年底，围攻省城昆明。吴世璠势穷自杀，余众出降，清朝的三藩之乱至此告终。

回想当年，吴三桂称帝时改衡州府（今衡阳市）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并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铸“昭武通宝”、“利用通宝”钱币……该是多么光鲜的一个历程。而其辖衡州、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并开科取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九十五间，象征“九五之尊”。但随着三藩之乱终告平定，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

平叛战争结束后，清廷没收藩产入官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其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让今日的人们多少有些不解，甚至感到新奇的群体——站人。据清史记载，清兵入关，吴三桂投降有功，被封为平西王，带领部将镇守云南。在云南，他招兵买马，又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苗族人）入伍。叛乱被平息后，吴三桂旧部连同家属分别接受了处罚，有一部分人员被发配到了辽宁、吉林。

1685年雅克萨战役之后，清廷出于对驻防及军事供给等方面的考虑，在黑龙江境内设立了从瑷珲到吉林的驿站，驿站路线及选派驻驿人员几经变更，最终确定设立25个驿站。让谁去驻守呢？清廷想到了奉谕旨进京甄别的“吴藩”投诚官兵。这些人也受到了牵连，被抄没家产，一些男丁在京城无事可做。清廷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甄别，与从发配至辽宁、吉林的吴三桂部分旧部中挑选的男丁一起调拨充当站丁。这一群体成了后来站人中的主流群体。

从瑷珲到吉林的驿路最初被称为“大站道”，雍正、乾隆两朝又相继建立了“呼兰站道”，那些站丁久居站上，因其氏族为外地迁入，习俗、口音有别于当地居民，久而久之就通称叫“站人”了。今天的人们给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活在驿站上的人。其实，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就当时的驿站而言，都是带着兵站的性质，站人就应该是军人，是边防线上从事后勤保障的军人。事实也是这样的：站人按制是从军，是军籍，因此他们把周围的人称为“民人”。

这些站人也是有自己的节日的。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681-01-函：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十一日，钦差轻车都尉玛拉咨行黑龙江将军称：“黑龙江至吉林所设二十五站之驿丁，现正陆续抵达各驿。”站人驻驿时间在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前后，即公历1686年6月11日。因此，6月11日成为了“站人驻驿日”，简称“站人节”。节日当天，凡站人后裔，皆祭祖、拜家庙、供族谱、家谱；见面，用站上礼互致问候，说站话；吃站人传统食品等。

历史就这样被以节日的方式铭记和流传了下来，在站人的历史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当年，清廷为解决驿站中男多女少的问题，对站人统一登记后，按每人30两银标准给无妻男性站人买妻。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人道的事，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让人难言的辛酸与无奈。因为是被发配至边疆的，又因为祖上曾经上吴三桂的部下，清廷对这些人始终是不信任的，表面上给他们拨款买妻是为给他们营造一个安乐窝，让他们在家的舒心里好好工作，但实质却是对他们更为严格的限制。

给你一个家，你就得在这家好好待着。当时规定，站人越百里者砍头，其家属的生产、生活范围也规定在4公里以内。很显然地，站人被一个“家”字画地为牢了，清廷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同时，清廷还严格规定，不许站人及其子孙读书走仕途，不许经商做买卖。花30两银子，给人家娶个媳妇，就把人家的一生给捆死了，而且还影响到了下一代。

也许，有人会说，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可守也是一个不错的待遇，但现实的生活却不是守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守来的。据《吉林通志》载：各站台的管理者——笔帖式一年的饷银是36两，领催委官饷银24两。每匹马的草豆银一年18两，每头牛的草豆银一年12两。可是，每个站丁一年的俸饷不足0.16两，也就是说，100名站丁吃的“皇粮”不如站里的一匹驿马。这就是说，站人的“工资”很低，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

钱是个大事情，没钱生活质量就得不到保证，而为了活得更好，就得想一些法办，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站人只能选择种地了，进而就有了一点“亦军亦农”的性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边站岗保障边疆，一边种地顾自家活命。《吉林通志》载，妙噶山站等八站640名站丁，共种地4865垧。额定的黄牛只有640头。每个站丁负担耕地7垧多，垧为旧时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一垧一般合一公顷（十五市亩），也就是说每个站丁每人要种100多亩地。这在当时不存在农业机械的条件下，付出的辛劳已是不言而喻，虽说有时老婆孩子能搭把手，但依然是件非常苦的差事。这样的生活过至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裁驿归邮”，准站人改为民籍，站人才有了正常人的生活。

从1686年开始至1909年结束，站人在清朝的历史上存在了200多年，作为不被信任的“军人”，他们为当时东北的边防事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站人生活结束后，有一些人回到了祖先曾经生活的西南，也有些人留在了东北当地。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保留了祖国西南与东北文化交融的印迹，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即：他们从东北到几千里以外的西南，把辽东、胶东文化带到了云南，和当地的苗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先辈从云南到黑龙江后，融入了当时的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化，形成了“站人文化”。今天的很多资料中，都将站人的祖先笼统地称为苗族，其实不是这样的，除了苗族，他们还有今西南地区的不少少数民族，比如白族等。

至于“站人文化”，我们认为它的核心应该是一种军人文化，与军人略有不同的是，军人来自五湖四海，而站人仅限于西南，就像当年的清廷由西南向东北专门征了一批兵。相对而言，在军人的文化里，有4个方面很一致：1着装相同；2.很讲规矩，上下级明显；3.饮食基本一致；因为远离家乡，对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非常重视。这4个方面的特点在站人身上也体现了出来：

在服装方面：站人无论男女老少，出门时都穿戴整齐，哪怕是上了补丁的衣裤也要洗得干干净净。尤其是妇女，就是到田间劳动，也不能穿脏衣服，总要穿戴整洁，头发梳得光亮美观。老年妇女一般穿黑色的衣裤，扎白色腿带，黑鞋配白色布袜，黑白分明，挺起胸脯走路，带有一股英气。显然，这是军人的作派。另有资料说，站人无论男女老幼均喜欢穿上上衣紧瘦，裤子短肥的白色服装。干农活时头上扎着白头巾，唱着婉转绵长的山歌，一派十足的云贵风情。雪花飞舞的寒冬里，站人穿上暖和的蒙古长袍，围着火盆吃着手捧羊肉，喝着香喷喷的奶酒，品着纯奶茶，又是豪爽的北方牧民。（包晓艳《探寻“站人文化”》，齐齐哈尔日报，2007-04-20）

在规矩方面：站人的规矩很大，事事都得讲究。红白喜事坐席，辈分是绝对不能乱的。家中来客人，请到上座——炕上靠桌角的位置。饭盆不能放在里屋，客人吃一碗，守候在一旁的儿媳妇要负责添一碗。吃完了饭，要送上漱口水。

在饮食方面：站人因为军人适应生存环境的创造，使自己的饮食颇有特点。在站人圈里，腌制的酸菜是最流行的，而站人最著名的食物是“猪油小饽饽”、“飞火旗”和“汁油饼”。“猪油小饽饽”是用麦面切成方块，用手捻成指甲大小的猫耳状，煮熟后加糖和猪油。“飞火旗”大同小异，是麦面切成菱形方块，煮熟后加糖和猪油的面食。“汁油饼”是将猪肥肉切丁，加白糖作馅，麦面烙成的馅饼。当年北方奇寒，站丁为抵御寒冷，才想出了这些高热量而又制作方便的食物。

在年节方面：每年刚进入腊月，站人就开始忙活了，杀猪、宰羊，包冻饺子、蒸馒头、蒸黄面馍馍（粘豆包）。这是因为他们曾经身在异乡，因为过年而更加想家，转而落实成了他们对年节、对亲情的重视：十几户亲朋好友轮流帮忙，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每家光包冻饺子就得忙活上3天……年三十这天，饭菜上桌，妇女便领着孩子到厨房单摆一桌，或是等家里男人和老人们吃完了才可以吃，这是站人的习俗，也是他们的“规矩”。而桌上的菜也都融入了东北与西南的特色。

今天，站人文化正逐步走向瓦解，为此，一些媒体呼吁应将它保留下来。据齐齐哈尔日报的报道，在富裕县富宁村的一片松林里，十几块大小不等的墓碑以扇面状排列开去，它们就是当年驿站姜、杨、袁、任几大姓氏唯一一处保存至今的墓园。历史在这里被刻上了墓碑，墓碑的后面是曾经鲜活的生命，也有着活着的人对他们的无尽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