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康熙十七年），年已74歲的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國號大周，但未能改變叛軍的困境。同年秋，吳三桂病死，形勢陡變。叛軍無首，衆心瓦解。其孫吳世璠繼承帝位。清軍趁機發動進攻，從此叛軍一蹶不振，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地逐步爲清軍攻陷。但馬寶、胡國柱等叛軍仍困獸猶鬥，節節頑抗；滿洲將帥仍多遷延，以致時逾兩年，清軍才進逼雲南，康熙二十年底，圍攻省城昆明。吳世璠勢窮自殺，餘衆出降，清朝的三藩之亂至此告終。

1673年（康熙十七年），年已74歲的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國號大周，但未能改變叛軍的困境。同年秋，吳三桂病死，形勢陡變。叛軍無首，衆心瓦解。其孫吳世璠繼承帝位。清軍趁機發動進攻，從此叛軍一蹶不振，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地逐步爲清軍攻陷。但馬寶、胡國柱等叛軍仍困獸猶鬥，節節頑抗；滿洲將帥仍多遷延，以致時逾兩年，清軍才進逼雲南，康熙二十年底，圍攻省城昆明。吳世璠勢窮自殺，餘衆出降，清朝的三藩之亂至此告終。

回想當年，吳三桂稱帝時改衡州府（今衡陽市）爲“應天府”，改鐘鼓樓爲“五鳳樓”，回雁門爲“正陽門”，大街名“棋盤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稱，冊妻張氏爲皇后，孫吳世璠爲皇太孫，並加封文武，百官頒制新曆，鑄“昭武通寶”、“利用通寶”錢幣……該是多麼光鮮的一個歷程。而其轄衡州、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和甘肅等省，並開科取士，錄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宮殿九十五間，象徵“九五之尊”。但隨着三藩之亂終告平定，這一切都化爲泡影了。

平叛戰爭結束後，清廷沒收藩產入官充當軍餉，撤藩回京師。除吳三桂部調往邊區站、臺服役外，其餘各部重新編入八旗。福州、廣州、荊州派八旗兵駐防，廣西、雲南派綠營兵鎮守，徹底消除了藩鎮制。其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讓今日的人們多少有些不解，甚至感到新奇的羣體——站人。據清史記載，清兵入關，吳三桂投降有功，被封爲平西王，帶領部將鎮守雲南。在雲南，他招兵買馬，又吸收了不少當地少數民族（苗族人）入伍。叛亂被平息後，吳三桂舊部連同家屬分別接受了處罰，有一部分人員被髮配到了遼寧、吉林。

1685年雅克薩戰役之後，清廷出於對駐防及軍事供給等方面的考慮，在黑龍江境內設立了從璦琿到吉林的驛站，驛站路線及選派駐驛人員幾經變更，最終確定設立25個驛站。讓誰去駐守呢？清廷想到了奉諭旨進京甄別的“吳藩”投誠官兵。這些人也受到了牽連，被抄沒家產，一些男丁在京城無事可做。清廷對他們進行進一步甄別，與從發配至遼寧、吉林的吳三桂部分舊部中挑選的男丁一起調撥充當站丁。這一羣體成了後來站人中的主流羣體。

從璦琿到吉林的驛路最初被稱爲“大站道”，雍正、乾隆兩朝又相繼建立了“呼蘭站道”，那些站丁久居站上，因其氏族爲外地遷入，習俗、口音有別於當地居民，久而久之就通稱叫“站人”了。今天的人們給站人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生活在驛站上的人。其實，不是非常準確，因爲就當時的驛站而言，都是帶着兵站的性質，站人就應該是軍人，是邊防線上從事後勤保障的軍人。事實也是這樣的：站人按制是從軍，是軍籍，因此他們把周圍的人稱爲“民人”。

這些站人也是有自己的節日的。根據《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1681-01-函：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十一日，欽差輕車都尉瑪拉諮行黑龍江將軍稱：“黑龍江至吉林所設二十五站之驛丁，現正陸續抵達各驛。”站人駐驛時間在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前後，即公曆1686年6月11日。因此，6月11日成爲了“站人駐驛日”，簡稱“站人節”。節日當天，凡站人後裔，皆祭祖、拜家廟、供族譜、家譜；見面，用站上禮互致問候，說站話；喫站人傳統食品等。

歷史就這樣被以節日的方式銘記和流傳了下來，在站人的歷史中，很有趣的一點是，當年，清廷爲解決驛站中男多女少的問題，對站人統一登記後，按每人30兩銀標準給無妻男性站人買妻。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非常人道的事，但其背後卻隱藏着讓人難言的辛酸與無奈。因爲是被髮配至邊疆的，又因爲祖上曾經上吳三桂的部下，清廷對這些人始終是不信任的，表面上給他們撥款買妻是爲給他們營造一個安樂窩，讓他們在家的舒心裏好好工作，但實質卻是對他們更爲嚴格的限制。

給你一個家，你就得在這家好好待着。當時規定，站人越百里者砍頭，其家屬的生產、生活範圍也規定在4公里以內。很顯然地，站人被一個“家”字畫地爲牢了，清廷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同時，清廷還嚴格規定，不許站人及其子孫讀書走仕途，不許經商做買賣。花30兩銀子，給人家娶個媳婦，就把人家的一生給捆死了，而且還影響到了下一代。

也許，有人會說，在當時那個年代，有老婆孩子熱炕頭可守也是一個不錯的待遇，但現實的生活卻不是守老婆孩子熱炕頭就能守來的。據《吉林通志》載：各站臺的管理者——筆帖式一年的餉銀是36兩，領催委官餉銀24兩。每匹馬的草豆銀一年18兩，每頭牛的草豆銀一年12兩。可是，每個站丁一年的俸餉不足0.16兩，也就是說，100名站丁喫的“皇糧”不如站裏的一匹驛馬。這就是說，站人的“工資”很低，過着不如牛馬的生活。

錢是個大事情，沒錢生活質量就得不到保證，而爲了活得更好，就得想一些法辦，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站人只能選擇種地了，進而就有了一點“亦軍亦農”的性質。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一邊站崗保障邊疆，一邊種地顧自家活命。《吉林通志》載，妙噶山站等八站640名站丁，共種地4865垧。額定的黃牛隻有640頭。每個站丁負擔耕地7垧多，垧爲舊時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各地不同，東北地區一垧一般合一公頃（十五市畝），也就是說每個站丁每人要種100多畝地。這在當時不存在農業機械的條件下，付出的辛勞已是不言而喻，雖說有時老婆孩子能搭把手，但依然是件非常苦的差事。這樣的生活過至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裁驛歸郵”，準站人改爲民籍，站人才有了正常人的生活。

從1686年開始至1909年結束，站人在清朝的歷史上存在了200多年，作爲不被信任的“軍人”，他們爲當時東北的邊防事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甚至犧牲。站人生活結束後，有一些人回到了祖先曾經生活的西南，也有些人留在了東北當地。在他們的身上因此保留了祖國西南與東北文化交融的印跡，成爲了一個新的文化羣體，即：他們從東北到幾千裏以外的西南，把遼東、膠東文化帶到了雲南，和當地的苗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種新的文化；而先輩從雲南到黑龍江後，融入了當時的滿、蒙、達斡爾等民族文化，形成了“站人文化”。今天的很多資料中，都將站人的祖先籠統地稱爲苗族，其實不是這樣的，除了苗族，他們還有今西南地區的不少少數民族，比如白族等。

至於“站人文化”，我們認爲它的核心應該是一種軍人文化，與軍人略有不同的是，軍人來自五湖四海，而站人僅限於西南，就像當年的清廷由西南向東北專門徵了一批兵。相對而言，在軍人的文化裏，有4個方面很一致：1着裝相同；2.很講規矩，上下級明顯；3.飲食基本一致；因爲遠離家鄉，對傳統節日尤其是春節非常重視。這4個方面的特點在站人身上也體現了出來：

在服裝方面：站人無論男女老少，出門時都穿戴整齊，哪怕是上了補丁的衣褲也要洗得乾乾淨淨。尤其是婦女，就是到田間勞動，也不能穿髒衣服，總要穿戴整潔，頭髮梳得光亮美觀。老年婦女一般穿黑色的衣褲，扎白色腿帶，黑鞋配白色布襪，黑白分明，挺起胸脯走路，帶有一股英氣。顯然，這是軍人的作派。另有資料說，站人無論男女老幼均喜歡穿上上衣緊瘦，褲子短肥的白色服裝。幹農活時頭上扎着白頭巾，唱着婉轉綿長的山歌，一派十足的雲貴風情。雪花飛舞的寒冬裏，站人穿上暖和的蒙古長袍，圍着火盆喫着手捧羊肉，喝着香噴噴的奶酒，品着純奶茶，又是豪爽的北方牧民。（包曉豔《探尋“站人文化”》，齊齊哈爾日報，2007-04-20）

在規矩方面：站人的規矩很大，事事都得講究。紅白喜事坐席，輩分是絕對不能亂的。家中來客人，請到上座——炕上靠桌角的位置。飯盆不能放在裏屋，客人喫一碗，守候在一旁的兒媳婦要負責添一碗。喫完了飯，要送上漱口水。

在飲食方面：站人因爲軍人適應生存環境的創造，使自己的飲食頗有特點。在站人圈裏，醃製的酸菜是最流行的，而站人最著名的食物是“豬油小餑餑”、“飛火旗”和“汁油餅”。“豬油小餑餑”是用麥面切成方塊，用手捻成指甲大小的貓耳狀，煮熟後加糖和豬油。“飛火旗”大同小異，是麥面切成菱形方塊，煮熟後加糖和豬油的麪食。“汁油餅”是將豬肥肉切丁，加白糖作餡，麥面烙成的餡餅。當年北方奇寒，站丁爲抵禦寒冷，纔想出了這些高熱量而又製作方便的食物。

在年節方面：每年剛進入臘月，站人就開始忙活了，殺豬、宰羊，包凍餃子、蒸饅頭、蒸黃面饃饃（粘豆包）。這是因爲他們曾經身在異鄉，因爲過年而更加想家，轉而落實成了他們對年節、對親情的重視：十幾戶親朋好友輪流幫忙，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每家光包凍餃子就得忙活上3天……年三十這天，飯菜上桌，婦女便領着孩子到廚房單擺一桌，或是等家裏男人和老人們喫完了纔可以喫，這是站人的習俗，也是他們的“規矩”。而桌上的菜也都融入了東北與西南的特色。

今天，站人文化正逐步走向瓦解，爲此，一些媒體呼籲應將它保留下來。據齊齊哈爾日報的報道，在富裕縣富寧村的一片松林裏，十幾塊大小不等的墓碑以扇面狀排列開去，它們就是當年驛站姜、楊、袁、任幾大姓氏唯一一處保存至今的墓園。歷史在這裏被刻上了墓碑，墓碑的後面是曾經鮮活的生命，也有着活着的人對他們的無盡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