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8.17）

德意志人民，忍欺受骗。

为更高理想，在斗争中

血流成河，历尽苦难。

单纯的心灵啊!

变得桀骜不驯。

缪斯赋予了灵感，

德意志人民，你本是那——

他笔下描绘的

可怜的西木!

这段铭刻在《痴儿西木传》(1668，以下简称《西木》)的作者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夫·封·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2—1676，以下简称格氏)纪念碑上的诗行，足以说明这部长篇小说何以能经受三百年的沉浮，在德意志人民中间深深扎根，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作品的内在因素了。

这部描写一个小人物在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的遭遇的作品，重哲理而隐晦难懂，虽然 早为文学史家确认为十七世纪文学高峰，却很少有人从巴罗克流派的角度来加以分析阐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巴罗克作为这一种艺术流派从它一开始便被判为“教会与封建的文化运动”，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获得平反。二次大战后，尤其从六十年代起，在欧美诸国蓬勃开展的巴罗克文学研究中，《痴儿西木传》恰如群山之巅，巍然屹立。如今它已有了世界各国译本。当汉译本于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出版以后，才使我们有机会获得丰富的有关信息，看清了它绚丽而多彩的面目。

《痴儿西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痴儿西木传》的作者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文化造诣并非来自学校，而是来自艰苦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称得上是位奇才，他的《西木》具有巴罗克艺术风格的种种特点，而在思想上并不受教会与封建社会种种规范原则的约束。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评论《西木》道：“这是一座极为罕见的文学与人生的丰碑。它历经近三百年的沧桑，依然充满生机，并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更长久地巍然屹立；这是一部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叙事作品，它丰富多彩、粗野狂放、诙谐有趣、令人爱不释手，生活气息浓厚而又震撼人心，犹如我们亲临厄运，亲临死亡。它的结局是对一个流血的、掠夺的、在荒淫中沉沦的世界彻底的悔恨与厌倦。它在充满罪孽的、痛苦悲惨的广阔画卷中是不朽的。”

《西木》近乎自传体小说。当代格氏研究者柯乃克在黑森州及巴登档案馆成功地找到了证据，说明小说中主人公西木的经历在第四卷之前几乎与作者经历一致。小说以第一人称自叙体写成。主人公西木是个孤儿，被德国中南部偏僻农村的一户农民收养，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思想单纯无知。在兵燹之乱中，小西木逃入树林，夜遇隐士，隐士对这孩子的种种无知感到惊讶，于是给他起名叫“西木”，意为单纯无知。隐士灌输给他基督教的信仰和种种知识。两年后隐士去世，临终留给西木三句话，作为他今后生活的准则：一要有自知之明，二不与恶人为伍，三要坚定地生活下去。此后小西木离开树林，进入人间社会，从此经历种种冒险生涯，饱尝人间残酷暴虐。先当书童，后当小丑，供人取乐。在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从军队一方转到另一方，不得不被迫时时说谎，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在马格德堡皇帝军中，结识了海尔茨布鲁德父子和奥立佛，前者代表“善”，三人结为生死与共的莫逆之交；后者代表“恶”，在西木后来生涯中，与奥立佛起着难解难分的作用。西木依靠自己聪敏的天资，对环境的善于应付，终于成为一名远近闻名、智勇双全的猎兵，凭着兵不厌诈、克敌制胜的本领，屡建战功。这时达到他生命的制高点，荣誉与财富同来，获得了许多妇女的青睐，风流韵事迭出，被迫与一个军官的女儿结婚。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荣华富贵的高峰堕入贫穷潦倒的境地，沦落为兵痞、流浪汉、骗子、卖假药的人、强盗等等。作品中对三十年战争后期产生的“梅罗德兄弟团”——散兵游勇、打家劫舍的兵痞集团有生动具体的描写。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西木洗心革面，皈依了天主教。但又不甘寂寞，再次结婚，并成为上天入地的探求者，最后又重返战场。其间，他邂逅养父，知道了自己贵族出身的来历，隐士原来是他的生父。西木对人生厌倦绝望，重新开始过隐居生活。

《西木》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哲理色彩，这与北欧人倾向于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来观察人生是分不开的。同时，十七世纪的德国在新、旧教外衣下进行的三十年战争是德国土地上的一场欧战，在教皇、皇帝与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背后都有外国的支持与参与。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口骤减，德国从此分裂为三百多个专制小邦。在这个政治经济混乱落后、信仰危机的时代，《西木》中反映出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和教会腐败的倾向。作者通过西木的口，认为在宫廷里，牲畜和人之间的差别已经很小：“我曾亲眼目睹，有些人怎样比猪更肮脏，比狮更凶残，比羊更淫荡，比狗更下贱，比马更放浪，比驴更粗鲁，比牛更贪饮，比狐狸更狡猾，比狼更贪婪，比猴更愚蠢，比蛇蝎更狠毒，他们只不过在外表上区别于野兽而已。”他寄希望于德国的统一，由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来治理德国和世界。格氏虽然身为天主教徒，但他在《西木》中对教会的批判是无情的，一针见血的。他笔下的教士多半是虚伪贪婪，丧失天良，不学无术而又狂妄自大。他认为教士与强盗的差别只在于：“盗贼从来不说他们所干的事，而教士正好相反，从来不干他所说的事。”又例如西木见到士兵残忍地杀害五个农民，在杀害之前，有这样一段对话，士兵对一个农民说：“如果你否认上帝和所有的圣徒，那我就放你逃跑……”这个农民回答说，他一向不把圣徒放在眼里，而且直到现在也不和上帝结缘。他还慎重发誓，说他不知道上帝，也不想从天国得到一分好处。小西木自认为进入人间世界时，“身上没有任何珍贵的东西，惟有一颗纯洁的良心和正直而虔诚的感情……自己所受的教育和被养成的习惯就是要时时刻刻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要最真诚地按照他的神圣意旨去生活……而实际上，我所见到的无非全是糟透了的恶行……呜呼!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作为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理应具备的高尚正直的内心世界，而是充满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们身上原都无不充满着的虚伪和愚蠢。我怀疑，在我眼前到底还有没有基督徒存在……上帝的真正意愿，尽人皆知，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当真在实行上帝的意愿。”小说中许多段落都反映了十七世纪这一信仰危机的时代，也表明作者的思想境界并未受当时所谓的御用文化——巴罗克文化尺度的限制。

《西木》在一六六八年年底初版时，作者以化名发表此书，其风靡畅销，自不待说，三年之中，重版三次。之后竟湮没冷落一百多年，十九世纪时，重为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所发掘。《西木》中“来吧，哦，夜莺，夜的安慰”一诗也被收入当时浪漫主义诗集《儿童奇异的号角》中。之后，几经论争与波折一八七六年，即格氏逝世二百周年时，普鲁士文化部长法尔克要求中小学图书馆购置《西木》这部书，而被天主教会作为攻击俾斯麦政府的把柄，认为《西木》有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但是人们为了抗议天主教会的攻击，对《西木》表示敬意，同年在伦兴地方举行了格氏纪念大会，并于三年之后在当地为格氏树立了纪念碑。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今日已有数百篇有分量的论文从风格怪异、深奥难解的《西木》中揭示出作者格氏非凡的记忆与创造能力，以及善于表达的天赋才能：通过小说数说历代帝王、神话和能工巧匠的故事，显示出他的博学多才，对于古代神话、英雄史诗、帝王历史、宗教、民间传说、民俗学、动植物、医学、化学、星相、音乐诗方面的谙熟。

在小说的艺术风格上，他重视巴罗克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表达与独具匠心的创造，首先体现于小说语言的运用和表达上。一是使用德语中典型的框形套句结构，这正与巴罗克的螺形旋涡风格相配称。由于在一个主句中插入了许多短句，导致句型复杂，难免有累赘费解之嫌，但被描述的事物因此生气勃勃，形象真切，有动态感，如对于维特斯托克战役一场的描写。二是多用谐音，表达含义双关，使风格不致流于平淡，而又妙趣横生。当然，这样的语言要通过翻译而保持原来的文采，是困难的。例如小西木把自己在偏僻山区闭塞而无知的生活称做“驴的生活”，它恰与“高贵的生活”谐音，作者意在表达纯朴无知的生活是接近自然的生活，因而也是高贵的生活。又如小西木被俘到哈瑙宫廷，见到一个军官，这个军官穿着时髦，他的裤子几乎像裙子，梳着发辫，胡子很短，这是当时流行的、模仿法国穿戴的风尚，但在小西木的眼里，不知他是男是女，就称他为“赫尔曼发洛狄特”(意为阴阳人)，军官很奇怪小西木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正巧名叫“赫尔曼”。再如西木在自以为得意，却逢厄运又降时，作者写道：“以为顺风去英国，岂知违心到荷兰”，在德语里，英国原与“天使之国”谐音，荷兰与“地狱之国”谐音。三是文字游戏。作者以假名发表了这部小说，小说主人公西木最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为梅·斯·封·福格斯海姆。作品结尾又提及作者真名是萨·格·封·赫尔希弗尔德。而最后签名又是哈·依·策·封·格·佩等等。这些名字虽然不同，它们却全由格里美尔斯豪森这一真实姓名的字义颠来倒去、排列组合而成。这类扑朔迷离的文字游戏在巴罗克时期流行，当时，这与小说的地位低下有关。作者隐姓埋名乃属常事。四是排比的句法，体现了当时修辞学在指导创作方面起的重要作用。《西木》五卷的最后两章尤为典型，可谓模仿与创造并举，文字雅俗共存，笔法洒脱不羁，荒诞离奇之中见严肃睿智，格氏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

格氏笔下的西木，全名原为“德意志的富有冒险生涯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名字的前一半意为单纯无知，后一半体现了极端的夸张，意为单纯无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而这个人物是一个德意志人，能经受人生一切艰难险阻。在巴罗克时期，往往用抽象名字，以表示一种理想。作者借西木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在隐士身边长大，这样他们便会用西木般天真无邪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本性。如果世界上全是西木的话，我也不会显得那样聪明了，也就看不出那么多的邪恶了。”在西木初闯人世，遭受暴虐时，他体会到隐士为何逃避了人间而选择了荒野的道理。这个夸张漫画式、粗犷质朴、却又有血有肉的形象表现了一种若痴若愚、天真未凿的本性，未受肮脏世界、世俗观点的熏染，这是一类不同凡俗、标新立异的形象，通过西木的观察与评论，病态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就被揭示得更加清楚。西木可谓开荒诞角色之先河，我们可以在卡夫卡笔下和当代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与《比目鱼》这些作品中看到西木的许多派生兄弟们的形象。

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巴罗克特点是《西木》封面的古怪人像。这一怪人的象征画承袭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其含义不亚于斯芬克斯难解之谜。在怪人像下附有的诗句是：

像凤凰在火中再生，

我腾入太空而不失踪影，

我漂越大海又遍游大地。

我在遨游之中四海扬名。

是什么，

使我心忧伤，难能欢乐·

我把一切，记述书中，

为使读者，如我所做，

远离愚昧，永得安宁。

怪人身后是一片红色的火，象征在火中的再生。它本身由不同因素组成，上半身半男半女，目光敏锐，长钩形鼻子，大嘴，头的左右两边长有一对山羊角和驴耳。一条腿是牛脚，另一条是水禽的蹼。背有翼，身后有海豚般的尾。象征腾入太空，漂越大海，或遍游大地的必要装备。手持世界之书，或称命运之书，上有皇冠、僧帽、大炮、岗楼、色子筒、船、小丑帽、烧鹅、小昆虫等，象征五彩缤纷的世界，小说情节的变幻不定，也象征人生的种种经验。在怪人脚边，躺着许多假面具，象征以它们来对付险恶的人生。这幅画已成为格氏的标志、西木的标志以及德国巴罗克文学的标志，而它象征性的含义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用蓬勃开展这四个字来形容格氏及其《西木》在德国和美国的研究并不为过。关于格氏本人和小说本身的研究以及它成为德国巴罗克文学的代表作，以及它在承前启后方面研究的影响，都有了新的突破。必须一提的是贡特·魏特教授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格氏及《西木》研究专著《论巴罗克文学中的模仿与创造》一书被日耳曼语文界公认为当代德国文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之一。魏特教授以丰富确凿的资料，令人信服的考据和论证揭示了《西木》的多源性以及格氏并非一位学识欠缺的乡土作家，尤其重要的是，魏特教授首次解开了《西木》的内在结构之谜，他根据情节和十七世纪盛行的星相占卜之术，以及古希腊罗马诸神与各种金属典故等等的联系，从它们之间含义上的相符一致推断出格氏是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来安排情节的。这又揭示了巴罗克风格的另一重要寓意特征。这种内在结构的剖析进一步解释了艺术结构与作家世界观的联系。魏特教授的这部著作已成为研究巴罗克文学的必读之作。

当一九七六年格氏逝世三百周年之际，联邦德国为这位民族作家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国际学术报告会，格氏及其作品展览会，一版再版新的《西木》注释本，发行纪念货币和邮票，并由当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曼佐在伦兴城为格氏树立了新的全身铜像。在与《西木》有着不解之缘的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大学成立了国际格氏学会，公推当代日耳曼语文界四大名师之一的贡特·魏特教授任学会主席。每年出版一期国际性的、以格氏研究为中心的巴罗克文学论文集《西木卜里希阿娜》。一九八三年联邦德国放映了《西木》电视连续剧。近年来，格氏及《西木》已成为国际性研究课题。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国际比较学会副会长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在他的论著《欧洲小说的演化》中专论《西木》，并称之为“宏伟的巴罗克文学顶峰”。当代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自称是“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继承者”。由格氏学会组织的每年一次国际格氏会议有世界各国学者参加。如今《西木》已有了世界各国主要语种译本。七十年代苏联译本和日本译本相继问世。一九八四年《西木》中译本在北京问世，引起联邦德国的关注和兴趣。一九九〇年春，以瑞士苏黎世为起点，然后在西德巡回展出二十世纪《西木》画展。

《西木》及其艺术风格或许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正如《西木》中所说：“凡煞费苦心做成的东西，总是最珍贵的，也是更有价值的。”二十世纪后期的研究热潮是继十九世纪起伏之后而出现的，这部作品今后是否还会销声匿迹，而后再来一个热潮，这有待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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