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淘历史

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经历了由传统的以中原汉族政权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心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高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南部的汉族政权（宋朝）与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与金朝）的呢？一、宗主正统：早期高丽人的“宋朝观”

在早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无疑是“正统”，是高丽的宗主国。

这一观念的源头可追溯至新罗奉唐正朔，接受唐朝册封。唐王朝崩溃后，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朝鲜半岛上依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高丽太祖十六年（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行后唐明宗长兴年号。此后，高丽先后行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并前后五次接受后唐、后晋、后周册封。北宋建立前，王氏高丽以五代各政权为正统，奉五代政权正朔。

在此对中原政权认同的基础上，北宋建立后，高丽于光宗十三年（962年）与宋朝建立外交关系。并于次年（963年）十二月行北宋乾德年号。此后，高丽光宗、景宗、成宗先后八次接受北宋册封，以北宋为正统，为宗主国。

王氏高丽时期的宫廷服饰

这一时期，王氏高丽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中原五代政权。高丽于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以前，共遣使五代政权22次，遣使北宋17次。除一般的“献方物”“贺即位”“告嗣位”外，高丽积极支持中原各政权对抗辽朝。甚至一度试图联合后晋夹击辽朝。

相反，此时高丽人以契丹为“禽兽之国”“强恶之国”，排斥甚至拒绝与之往来。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以前，高丽遣使辽朝仅有8次。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年）十月，王建单方面断绝与辽朝的外交往来。甚至在临终前亲授子孙《训要》：“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即使高丽成为辽朝属国初期，高丽依然以北宋为“正统”，不以辽朝为“正统”。此时，高丽虽奉辽正朔，成为辽朝属国，但这只是迫于辽朝军事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并非真心归顺。高丽希望北宋能够出兵征辽，至少牵制契丹，以分担高丽压力。甚至在辽丽战争期间，高丽于显宗七年（1016年）“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表明与辽朝决裂的决心，希望脱离与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奉北宋为宗主国。

这是反映高丽王朝抵御外敌的绘画二、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

高丽文宗王徽是高丽历史上最向往宋朝的一位国王，文宗虽从未前往过北宋，但曾梦见自己奉宋朝皇帝召见，前往北宋首都开封参加上元节观灯。然而，当文宗十二年（1058年）八月，文宗提出建造大船，与宋朝通好的想法时，却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这反映出后期高丽人的对宋态度，宋朝作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与北宋交好固然重要，但为了与北宋通好而得罪宗主国辽朝，显然是不值得的。

即使到了辽朝灭亡前夕，高丽仍拒绝奉北宋正朔。睿宗十七年（1122年）四月，高丽睿宗病逝，仁宗继位。次年六月，宋遣国信使出使高丽，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然仁宗找借口推脱，次年遣使北宋“谢恩、献方物”时仍未向宋朝请求册命。

靖康之变后，宋朝在高丽人心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高丽仁宗四年（1126年）七月，北宋遣使前往高丽请兵，在给仁宗的诏书中，宋钦宗从“大忠”“大义”“大威”三个方面试图劝说高丽出兵。

高丽统治者优待逃入其境内渤海人的政策，激怒辽朝统治者

宋朝自欺欺人的说辞，令高丽仁宗不满。故仁宗一方面感激宋朝曾经对高丽的“恩礼”，并详细解释了高丽不能出兵的原因。另一方面，仁宗毫不客气地指出，宋朝使者在金朝面前，所行礼仪是以小事大的属国礼仪。指出宋朝以中国之大都无法抵抗金朝，何况偏安一隅的小国高丽。并明确告诉宋朝，“今年四月，特遣使（与金朝）修好”，不会出兵助宋。

南宋建立后，南宋与高丽之间又发生多次不愉快事件。

仁宗十三年（1135年）正月，高丽西京发生叛乱，六月，南宋派遣吴敦礼出使高丽，提出“欲发十万兵相助”的建议。对此，高丽予以严词拒绝：“理有不便，难以承当”。吴敦礼之后，南宋又通过商人陈舒告谕高丽，南宋欲遣使与西夏使者一同出使高丽，商议假道伐金事宜。

“假道入金”等事件引发高丽君臣的极度不满，仁宗十四年（1136年）二月，高丽平定西京叛乱后，九月，派遣金稚规、刘待举出使南宋，就吴敦礼所言事向南宋政府提出抗议。

高丽指责自己曾经的宗主国宋朝，并迫使南宋道歉，南宋在高丽人心中，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可见，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不再是高丽的宗主国，不再是“正统”，且自北宋至南宋，宋朝在高丽人心中的政治地位不断降低。故高丽一方面以辽金为“正统”，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与辽金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高丽与宋朝的官方交往逐渐消亡。高丽遣使北宋共计51次，而高丽遣使南宋仅有8次。宋朝在高丽人心中，已无任何上国形象与政治地位可言。

高丽皇宫一景三、文化中国：后期高丽人的“宋朝观”

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不再是高丽的宗主国，而是文化层面上的“中国”。

高丽人以汉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政权一直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高丽人将“中国”一词视作一个文化概念，汉族文化水平高、礼仪健全，故为“中国”；夷狄愚昧落后野蛮，所以不是“中国”。“中国”在高丽人心中，始终是文化水平最高、礼仪最健全的地区。

在高丽人心中，作为汉族政权的“中国”与作为文化概念的“中国”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加之在唐五代以及北宋早期，新罗、高丽奉唐、五代、宋等政权为正统，此时朝鲜半岛他者语境下的作为汉族政权的“中国”又有“正统”的含义。

高丽人早期使用“中国”一词指代北宋时，包含“汉族政权”“文化概念”“正统”三层含义。后期高丽以辽金为正统，高丽人使用“中国”一词指代宋朝时仅包含“汉族政权”与“文化概念”两层含义。

高丽人早期使用“中国”一词指代北宋时，包含“汉族政权”“文化概念”“正统”三层含义

后期高丽人以宋朝为“文化中国”的观念在外交上亦有体现。

比如高丽文宗时，内史门下省反对文宗通使宋朝的理由是：

高丽无须从宋朝引入“文物礼乐”，所以不支持通使宋朝。宋朝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里，作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宋朝观”影响下，后期高丽与宋朝的官方交往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商人成为连接两国外交的纽带。偶尔关于某些政治事件的交涉便交由这些商人代为传达。

最后，高丽人认为，“高丽本在海外，别作一国，苟非中国有圣人，邈然不与相通”。正是中国有“圣人”，高丽才与中国相通。高丽后期以辽金为“正统”，同样出于双方在文化上逐渐增强的认同感。

高丽统治时期，汉字盛行四、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原因

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由来已久的保邦意识。

自高丽建国后，“舍辽事（后）唐”，奉五代政权及北宋正朔的目的皆是为了通过“尊中国而保东土”。即使当高丽以北宋为正统时，面对北宋提出的可能威胁高丽国家安全的事情时，高丽亦予以拒绝。

如《高丽史·成宗世家》记载，成宗四年（985年），“宋将伐契丹，收复燕蓟”。由于高丽意识到辽朝当时绝非“垂亡之虏”，故“迁延不发兵”，直到“国华谕以威德，王（高丽成宗）始许发兵西会”。虽然高丽同意发兵助战，但为了

避免辽朝报复，高丽只是做做样子，并未协同宋军作战。

高丽人对宋辽金各朝的态度，皆以“保全国家”为根本出发点。金朝建立后，高丽仁宗奉行“事大主义”，及时对金称臣，使得高丽免于战乱，这成为仁宗在位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综上，影响高丽人“宋朝观”以及“辽朝观”“金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的“保邦意识”，正是在“保全国家”这一根本前提下，高丽人不断调整对宋辽金各朝的态度。

不论是宋朝还是辽金，只要能保证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便以之为正统，为宗主国。南宋朱熹评价“高丽与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灭者，多是有术以制之”。这个“术”指的应该就是高丽君臣以“保全国家”为根本出发点，所制定的一系列实利主义外交政策。

至于影响高丽人“宋朝观”的其他因素，如金朝控制山东半岛，高丽前往南宋交通不便，宋丽交流减少；高丽与辽金交往，获得巨大利益等，皆非根本原因。

元朝时期的高丽版图结语：

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标志着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新的开始，即南北两大次级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成。

如果我们将东亚国际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则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包括两个一级中心，其分别对应的半边缘、边缘区既有不同，又具有重叠的部分。东亚南部国际体系以宋朝为中心，半边缘区包括高丽、交趾、占城，以及三佛齐、真腊、真里富、罗斛等南海诸国，边缘区为日本。东亚北部国际体系以辽金为中心，半边缘区为高丽，边缘区为日本。

东亚南部国际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体系，以高丽不奉宋朝正朔为标志，东亚南部国际体系中的构成单位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虽然宋朝以上国自居，但高丽对宋朝的朝贡逐渐消亡，宋朝始终没能恢复与高丽之间的宗藩关系，册封更是无从谈起。交趾、占城以及南海诸国对宋朝贡亦逐渐减少，宋朝虽册封其君主，但更多的是宋朝皇帝需要的华、夷共主的身份，营造四夷臣服的政治意象。宋朝更重视的是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市舶贸易，经济文化成为宋朝构建东亚世界南部松散国际体系的纽带。

宋朝更重视的是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市舶贸易，经济文化成为宋朝构建东亚世界南部松散国际体系的纽带。

东亚北部国际体系则为紧密的国际体系，更加突出等级制。高丽作为辽金属国，在册封、朝贡回赐、遣使频率、外交礼仪等方面皆有严格规定，高丽作为属国需严格遵行。封贡体系成为辽金构建东亚世界北部紧密国际体系的纽带。

高丽作为东亚南北两个国际体系之间的重合区，维系高丽同时存在于东亚南北国际体系的纽带即前文所说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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