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德堡“病毒暗史”：美國中情局精神控制實驗的痛苦之源）

1953年11月，初冬，一天清晨，天色尚未破曉，紐約曼哈頓第七大道的上空突然傳來“噼裏啪啦”玻璃破碎的聲音。幾秒鐘後，一個人重重地砸在了人行道上，斯塔特勒酒店門口的保安被嚇了一大跳，他轉身跑進酒店的大堂，高聲喊道：“有人跳樓了！有人跳樓了！”

在趕赴現場的警察最初看來，這不過是又一起普通的跳樓自殺事件，然而，死者的身份並不尋常，他名叫 弗蘭克·奧爾森（Frank Olsen），是一位曾經參與美國政府最高機密項目MK-Ultra計劃的軍方科研人員。

英國《衛報》刊文指出，大約時隔20年後，奧爾森之死背後的原因才漸漸浮出水面。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承認，在奧爾森死前不久，他的同事曾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往他的酒水裏摻了LSD（麥角酸二乙酰胺的簡稱，是一種致幻劑），該藥物據說致使奧爾森的重度抑鬱症發作。

“偏執狂”開啓計劃

20世紀50年代初，新成立不久的中情局曾斥資24萬美元，在全世界範圍內採購LSD，然後通過美國國內外各種巧立名目設立的基金會，將這種致幻劑分發給醫院、診所、監獄和大學研究機構，讓其就LSD的特性、用藥後人體的反應，以及是否可被用於精神控制展開研究。

英國《獨立報》報道稱，這項關於LSD的研究正是美國中情局當時祕密展開的名爲“MK-Ultra”的精神控制計劃的一部分，而有着研發生物武器黑暗歷史的美國陸軍基地——德特里克堡則是這項計劃的主要陣地。地處馬里蘭州偏遠角落的德特里克堡在二戰時被美國陸軍選中作爲陸軍生物戰實驗室，不過，隨着美國率先成功研製出核武器，美軍對於生化武器的需求不再迫切，因而德特里克堡的重要性在二戰結束後有所下降。

然而，隨着美蘇冷戰的爆發，一起事件吸引了中情局的注意。

1949年匈牙利政府對天主教司鐸級樞機（即紅衣主教）及艾斯特根總教區總主教敏真諦·若瑟(Mindszenty József)犯有“叛國罪”的公開“審判秀”中，主教看起來神智不清，語無倫次，並承認了莫須有的罪行。

中情局對這一情況的解讀是：主教被洗腦了。儘管中情局手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這一點，不甘落後的中情局遂推出了自己的精神控制研究計劃——MK-Ultra。

對於實施MK-Ultra計劃的這段時期，曾是英國《獨立報》駐外記者的 魯伯特·康威爾（Rubert Cornwell）評論道：“那是一段中情局被偏執狂主導的時期。”此時，麥卡錫主義引發的反共產主義浪潮在美國國內達到了頂峯；在國外，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被視爲致命威脅，冷戰的鐵幕已悄然降臨。

德堡的新使命

就這樣，在冷戰的陰影和國內疑共情緒的籠罩下，原是生物武器實驗室的德特里克堡自此被賦予了一項新的使命——開展精神控制實驗。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稱，1949年春，美國陸軍在德特里克堡創立了“特別行動師（Special Operations Division）”，這是一個由化學家組成的小型頂級機密團隊，其任務是探究有毒細菌的軍事用途。

與此同時，中情局的技術服務參謀部（Technical Services Staff）也成立了自己的化學專家團隊。一些在海外活動的中情局員工經常會抓捕可疑的敵方特工，他們企圖尋求新的刑訊手段——特別是使用精神藥物讓審訊對象喪失自我認同感，進而在誘使之下吐露他國國家機密，甚至讓中情局可以操控其思想，實施違背審訊對象本來意願的行動。

上世紀50年代初被提拔爲中情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正是上述祕密行動部門的負責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計劃最初代號是“藍鳥”(Bluebird)，隨後改爲“洋薊”(Artichoke)，最終在1953年才確定爲 “MK-Ultra”。這個隱晦代號中的“MK”表明該計劃是由中情局技術服務參謀部主持，後面的單詞“Ultra”在二戰前後的情報類別中用來表示最高密級。

在杜勒斯看來，這些精神控制實驗至關重要，甚至決定着美國的生死存亡。他上任後不久便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次校友聚會上公開表示：“和蘇聯爭奪人類思想的戰爭已經變得無比險惡，我們西方國家在‘大腦戰’方面太落後了。”

1951年，杜勒斯將化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招入麾下，讓他來領導中情局技術服務參謀部的化學家團隊，負責監督生化毒劑的製備，以及開展精神控制方面的藥物試驗。

由於戈特利布想要充分利用德特里克堡先前從事生物武器研製的優勢，將精神控制計劃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因此他向杜勒斯提議讓中情局和軍方談判達成一項正式的合作協議，中情局可藉此使用陸軍的知識儲備、技能和設施來研發適用於該情報機構的武器。

在雙方達成一致後，戈特利布在德特里克堡內部創建了一個祕密的中情局基地，他手下的幾名中情局化學家與陸軍的特別行動師就此展開了緊密的合作，共同推進MK-Ultra計劃。

五花八門的瘋狂實驗

一番準備之後，MK-Ultra計劃於1953年4月啓動，該計劃的實驗重點是LSD，對這種致幻劑的研究隨後衍生出許多MK-Ultra的子項目，這些項目的目的均是開發一種可以讓受試者徹底坦白情報，或摧毀其思想的藥物，並將其塑造成傀儡特工。

LSD的實驗對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囚犯、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用一位中情局官員的話來說，這些都是“無法反抗的人”。在一組實驗中，肯塔基州列剋星敦的7名囚犯在連續77天內被注射超劑量的LSD。與此同時，一些吸毒人員在參與LSD實驗後獲得了獎勵——更多的海洛因，這與爲了戒毒而關押他們的初衷南轅北轍。

除去上述“無法反抗的人”，連一些中情局僱員、軍人、醫生、政府人員甚至普通民衆也成了“小白鼠”。 美國曆史頻道（History.com）刊文稱，之所以這些人也“慘遭毒手”，是因爲戈特利布認爲實驗測試效果和實際運用效果存在偏差，他想要測試LSD在日常生活情景中的運用效果。

正是因爲戈特利布的瘋狂念頭，中情局竟然開始未經事先通知就給實驗對象服用LSD，這使得受試者時常在毫無準備之時遭受不良反應的折磨，比如一位中情局特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喝了一杯摻了致幻劑的咖啡，藥效發作後，他變得精神錯亂，華盛頓特區大街小巷駛過的每一輛汽車在他眼中都成了“怪物”。

在LSD之外，MK-Ultra計劃中的另一項實驗更爲瘋狂。實驗人員先向受試者的一隻手臂靜脈注射巴比妥酸鹽（一類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的鎮靜劑），然後再向另一隻手臂靜脈注射安非他命（即苯丙胺，一種人工合成的興奮劑）。巴比妥酸鹽先產生作用，受試者會昏昏欲睡，然而正當他或她即將閉上雙眼之時，安非他命又緊接着開始發揮藥效，在兩種藥物的共同影響下，受試者會變得語無倫次，有時研究人員還可以藉此從受試者口中問出想要的情報。

在美國國內進行實驗的同時，中情局還在美國本土之外大肆推動MK-Ultra計劃。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PR）刊文指出，日本、西德和菲律賓等美國的盟國都設有中情局的祕密拘留營，其中關押的囚犯不少成了這一計劃的實驗對象——在中情局眼中，這些人都是“可被犧牲”的對象。在針對囚犯的實驗中，實驗人員除了對他們使用致幻劑，也通常對他們施以其他折磨手段，如電擊、感官剝奪等。

在與美國毗鄰的加拿大，中情局則高薪僱用了英國精神病學家唐納德·卡梅倫（Donald Cameron）在蒙特利爾開展MK-Ultra計劃的實驗。美國 《Aeon》雜誌刊文指出，卡梅隆本人對於科技有着一種近乎狂熱的激情，他認爲傳統的心理矯正方法是緩慢而無效的，因而他轉而投向一種名爲“精神驅動”的激進療法。這種療法包括兩個步驟：首先是通過一種遠遠超出正常功率的電休克療法“消除”病人腦海中的痛苦記憶和病理行爲；接着，再對着病人循環播放錄有單一信息的磁帶，試圖以此重塑病人的心理。當病人因無休止的重複而感到痛苦時，卡梅隆就會用各種粗魯而奇怪的方法來約束他們。

然而，事與願違，卡梅隆並未通過“精神驅動”治癒受試患者，他們的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往往出現嚴重的失憶症狀，甚至認不出自己的家人。這一結果是毀滅性的。

對此，美國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麥考伊（Alfred W. McCoy）認爲“卡梅隆的實驗爲中情局日後採用的兩階段心理折磨法奠定了科學基礎”，該心理折磨法指的是先在受試者身上施加一種精神錯亂的狀態，然後再製造一種“自我造成”的不適感，在這種情況下，不堪重負的受試者往往會爲了減緩自己的痛苦而選擇屈服。

無法彌補的痛苦

儘管MK-Ultra計劃在多地開展了層出不窮的瘋狂實驗，但該計劃始終未能取得重要成果，中情局渴求的精神控制也遲遲無法實現。主導實驗的戈特利布雖然竭盡所能地尋找一種能夠摧毀人類精神的方法，以便將新的思想植入人的大腦。然而，在經歷無數次失敗後，戈特利布不得不承認，“很難用這種方式來操控人的行爲”。中情局精神控制的瘋狂實驗最終宣告失敗。

正因如此，MK-Ultra計劃在60年代中後期被聯邦政府削減了預算，並最終在1973年被正式叫停。

在MK-Ultra計劃壽終正寢之後，1974年底，《紐約時報》曝出了該計劃的黑料，該報發文指控中情局於20世紀60年代對美國公民進行人體試驗，而受試者對此毫不知情。

一石驚起千層浪，《紐約時報》的一紙報道引爆全美輿論，促使美國國會在1975成立了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並指定其與洛克菲勒委員會(Rockefeller Commission)一同負責調查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和軍方內部在MK-Ultra計劃中涉嫌濫用職權的行爲。

隨着丘奇委員會披露的材料愈來愈多，MK-Ultra計劃引發了全美輿論的廣泛關注。然而，有關該計劃的官方文件早已於1973年被時任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下令銷燬，調查委員會只好通過受試者的證詞以及爲數不多的民間記錄尋找這一令人髮指的計劃的蛛絲馬跡。

丘奇委員會的調查顯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實驗顯然違反了二戰後美國承諾遵守的《紐倫堡法典》（二戰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爲規範人體試驗行爲而制定的一系列國際原則），無數無辜民衆因此受害。其中，美軍科研人員弗蘭克·奧爾森是中情局MK-Ultra計劃中最廣爲人知的受害者。

美國曆史頻道（History.com）網站報道稱，上世紀50年代初，奧爾森在目睹自己參與研製的藥物被用於各種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後，他的精神備受折磨，患上了抑鬱症，因而終日情緒低落，最終產生了離職的想法。

1953年11月，奧爾森收到戈特利布的邀請，前往馬里蘭州西部的深溪湖度假。他怎麼也想不到的是，就在這次度假之行中，自己和其他幾位同事也成了戈特利布的人體試驗對象，後者偷偷在他們的酒水中放了LSD。

一週多後，度假歸來的奧爾森在紐約墜樓身亡。《衛報》刊文稱，雖然聯邦政府認定奧爾森之死是是自殺或意外事件，但是他的家人始終認爲另有原因：中情局有關人員擔心奧爾森離職後會泄露德特里克堡內有關MK-Ultra計劃的機密，因此把他從酒店窗戶扔了出去。

奧爾森本是研製精神類藥物的人，最終卻死於精神類藥物。而MK-Ultra計劃的受害者絕非僅僅奧爾森一人，中情局開展的精神控制實驗給無數人帶來了痛苦。Politico刊文指出，這些實驗摧毀了許多人的思想，導致了難以統計的死亡事件，而許多用在受害者身上的藥劑、藥片和氣霧劑均由德特里克堡的實驗室研製，“MK-Ultra計劃是美國政府在人類身上進行過的最可怕的實驗”。

“儘管人的精神可以被摧毀，但我們永遠無法填補精神被摧毀後留下的空洞。”戈特利布在計劃失敗後承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