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爲何對印度突然強硬？1962年令殲滅入侵印軍

本文轉載自瞭望智庫文 | 高學思瞭望智庫特約國際觀察員

毛澤東作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在國內備受尊崇，同時作爲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他的影響力早已超出了中國的國境線——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側，毛澤東及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印度的歷史進程和政治現狀。

印度毛主義者（Maoist）的宣傳畫

那麼，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毛澤東如何影響印度？在印度人眼裏，毛澤東的形象又是什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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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祥可親的朋友

1950年4月1日，印度成爲首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

當年5月，印度駐華大使潘尼卡爾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在回憶錄中，潘尼卡爾對毛澤東充滿好感與敬意：

“（毛澤東）的面容慈祥可親，目光誠懇……在他的言行舉止中我看不到任何冷酷或殘忍。實際上，他更像是一位思想家，有些理想主義，但是絕對真誠。”

毛澤東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卡爾（K. M. Panikkar）

作爲一個公開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尼赫魯對中國領導人有種惺惺相惜的情感。在對民衆的演講中，尼赫魯表達了對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獨立自由的祝賀與敬佩，“Hindi-Chini Bhai Bhai”（“印中是鐵哥們兒”）的口號很快在印度流行起來。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此時，在印度國內則出現了一些焦慮的聲音：下一步，中國會不會向印度擴張呢？”對此尼赫魯回應說：“我們不要過度批判北方鄰國，他們也是剛從西方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1952年夏，尼赫魯的妹妹維嘉雅（曾任印度駐蘇聯大使）率領政府代表團訪華。

在她寫給尼赫魯的信件中，毛澤東“富有幽默感”且“極受人民愛戴”。維嘉雅將毛澤東與斯大林做比較，說雖然兩位領導人的肢體語言類似，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顯然更爲充滿活力地投入工作，“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壓迫感在這裏並不存在，每個人都在很快樂而堅定地建設國家。”

尼赫魯的妹妹維嘉雅（Vijaya Lakshmi Pandit）

在這樣友好的氣氛下，1954年，中印簽署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印度正式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第一次明確規定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當年秋天，尼赫魯訪華，在北京與毛澤東三次會面，共論世界局勢，相談甚歡。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在2004年解密了這幾次會談的全部記錄。當時毛澤東提到，雖然兩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體制不同，但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理想高度一致。尼赫魯對此表示贊同，並說道：“中印人口加起來有十億人……將來美國人不能再用他們的標準小看我們了。”會談結束，毛澤東在送別尼赫魯時，還吟誦了屈原的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這兩位“新相知”的亞洲大國的領導人可謂相見恨晚。

毛澤東會見尼赫魯

難以預料的對手

然而，這樣和諧友好的關係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邊界問題令兩國之間的隔閡乃至衝突難以避免。

尼赫魯一直將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當作中印間理所應當的國界線，而中國政府因爲希望在邊界問題上維持現狀，保證西南後方穩定、平靜。所以，對印度的擴張，中國一直保持着剋制和忍讓。

中國的剋制，讓尼赫魯誤以爲中國已經在部分地默認“麥克馬洪線”。

1959年，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的與印度外交部外事祕書的談話，更加強了尼赫魯對毛澤東不會與印度爲難的判斷。

在這段談話中，毛澤東說：

“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而不在印度……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

因此，在1959年西藏平叛過程中，當中國軍隊追擊叛亂分子至“麥克馬洪線”，並在朗久地區與印軍發生第一次武裝衝突時，尼赫魯感到十分震驚。

他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爲什麼突然強硬了起來。

中印邊境對峙

衝突後，毛澤東命令軍隊後撤20公里，以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

但是，印度領導人顯然錯誤理解了中國軍隊的行爲。在印度情報部門的分析中，當時的中國剛拼盡全力與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打了一場，與蘇聯的關係也不再友好，國民經濟虛弱不堪。這些都讓尼赫魯信心倍增，他認爲：“這些問題似乎嚴重得足以阻止中國對外實行冒險主義”，因而認定印度可以實行蠶食中國領土的“前進政策”，而中國方面不會反抗。

尼赫魯希望以此改變邊界現狀，造成既成事實後強加於中國。

這是尼赫魯的又一次誤判。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1962年10月17日，中央軍委終於下達了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

輕敵而懈怠的印度軍隊在中國軍隊的進攻之下毫無還手之力。

戰爭的爆發和結果都出乎尼赫魯的意料，原本對印度第三世界大國地位自信滿滿的尼赫魯，不禁哀嘆：

“當前世界不再有弱國的位置了……我們原來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毛澤東指引我們前行！”

1969年，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有一支農民武裝喊出了這樣的口號：“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

這支武裝的領導者，是一位印度共產黨員。

早在獨立運動時期，共產主義運動就已在印度萌芽。獨立後的幾年不穩定期，給印度的共產黨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會。

在印度中部的特倫甘納地區，印度共產黨將當地地主的土地分給佃農，告訴他們從此不用再交租，並教會他們成立公社，組建遊擊小組和民兵隊伍。

在獨立運動中支持國大黨的印度共產黨，在1948年加爾各答黨代會後陡然轉向，新的總書記蘭納迪夫宣稱尼赫魯政府是“由資產階級主導的、受英美帝國主義勢力操控的的傀儡政權”，因而號召工人和學生髮起城市起義，“對國大黨開火”。

特倫甘納農民起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蘭納迪夫致信毛澤東：

“印度的勞苦大衆爲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勝利而歡呼……這激勵着我們更爲堅定和勇敢地投入戰鬥，推翻現在的政權，建立人民民主政府。”

1950年後，站穩腳跟的尼赫魯政府開始大規模鎮壓印度共產黨的活動。很快，5萬名黨員或起義參與者被逮捕或拘留。此外，政府也制定出了自己的土地分配方案以爭取人心。

印度共產黨的第一輪武裝鬥爭浪潮宣告失敗，黨員人數也在兩年內從約9萬人跌至到2萬。

這時，印度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分裂：

一部分成員從此放下武裝，走上議會鬥爭的道路，主張聯合國大黨，實現“民族民主政府”；另一部分成員則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其中，後一部分中更爲激進的成員在1964年獨立建黨，即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簡稱印共（馬）。

1967年，印共（馬）發動並領導了新一輪的武裝鬥爭。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西里吉里地區幾乎所有農村都行動了起來，近2萬農民參加了鬥爭。其中，納薩爾巴里村的鬥爭最爲激烈，村民拿起弓箭，佔據了富農的土地，然後進行耕種，以此宣示他們對這些土地擁有所有權。

從那以後，印度的共產主義武裝鬥爭者也被稱爲“納薩爾派”。

對此，中國的《人民日報》在當年7月5日發表社論：

“霹靂一聲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印度大吉嶺地區的革命農民，起來造反了。在印度共產黨革命派的領導下，一塊農村革命武裝鬥爭的紅色地區在印度誕生了！……用毛主席所親手製訂的一整套人民戰爭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去對付暫時比革命力量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武裝鎮壓，堅持長期的武裝鬥爭，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革命的勝利。”

的確，這一輪武裝鬥爭的領導者擁有更加強大的思想武器，其革命鬥志也更爲堅定。

那時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春雷”節目，在納薩爾派當中非常受歡迎，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鬥爭方式。

1969年，一部分對毛澤東無比尊崇的共產黨人建立了新政黨印共（馬列），由馬宗達任總書記。在印共（馬列）的黨章中這樣宣佈: “我們黨首位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農民羣衆進行遊擊戰爭，開展農村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利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控制城市和解放全國。”

印共（馬列）前總書記馬宗達（Charu Majumdar）

當時納薩爾派領導人馬宗達是毛澤東忠實的追隨者。他在印共（馬列）的官報《今日愛國者》上寫道：

“我們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今天，由他所領導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指引着全球無產階級進行光榮的鬥爭，以奪取世界革命的最終勝利……這就是爲什麼印度的革命者們要不斷學習毛澤東的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最高體現……勝利最終會屬於我們，因爲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而中國的道路就是我們的道路！”

70年代初，納薩爾派運動經歷了一個迅速發展階段，短短1年間，就從西孟加拉邦擴大到了全國，沒有觸及到的地方只有東北部各邦以及果阿、本地治裏和安達曼尼克巴羣島。據估計，大約從1970年中期到1971年中期，印度全國共爆發了4000次大大小小的納薩爾派起義。

不過，70年代後期，在政府軍的強力鎮壓下，印度共產黨人領導的第二輪武裝鬥爭再一次失敗了。

從上述兩輪武裝鬥爭的歷史中我們能看出，毛澤東可以說是印度左翼武裝的精神領袖。

這在新世紀以來，印度共產黨人所發動的第三輪大規模武裝鬥爭中更爲明顯。這次，他們直接用“毛主義”命名自己的新政黨，即印共（毛）。

目前，這一武裝鬥爭仍在進行中。

印共（毛）的武裝部隊

共產黨治下的印度一瞥

除了武裝鬥爭，印度共產黨也積極利用議會民主的方式來爭取政權。

目前，印度約有200萬共產黨員，是世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強大的一支共產主義力量。位於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早在1957年就選舉出了第一個共產黨政府，之後的六十年裏，超過一半的時間都由共產黨執政。2016年，在最近的一次邦議會選舉中，印共（馬）所領導的左翼民主陣線再次獲勝。

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給當地帶來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曾在3年前從北至南遊歷這一“長月牙形”的地區，發現與“髒亂差”的首都新德里相比，喀拉拉邦的特里凡特朗、科欽等城市的街道要乾淨整潔得多，也更有秩序。公路旁飄揚着一面面鮮紅的帶有鐮刀錘子圖案的旗幟，列寧、切·格瓦拉等革命者的畫像與雕塑也十分常見。

在書店裏，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著作一應俱全。除英語版外，《毛澤東語錄》、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書也被翻譯成當地的馬拉雅拉姆語，很受喀拉拉左翼青年的歡迎。

印共（馬）的宣傳海報

經過更深一步的瞭解與調查，我得知喀拉拉邦在印度可謂是社會進步的模範地區：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該邦人口識字率爲94%，預期壽命達74歲，均爲全印度之冠；而嬰兒死亡率與謀殺率則是全印度最低。從綜合了經濟、教育與健康等評價指標的人類發展指數來看，喀拉拉邦在2015年更是達到了高水平的0.71（同年印度全國爲0.62，中國爲0.74）。

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印共在喀拉拉執政期間所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土地再分配，令“耕者有其田”；對生活必需品價格進行調控，保障貧困人口不受飢寒之苦；而大規模開展的全民識字運動，則顯著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從而把喀拉拉建設成爲了印度的“人間天堂”。

喀拉拉邦的“椰林回水”

在當地最有特色的“椰林回水”中游覽時，爲我們做嚮導的是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卡南。當天下午，小船緩緩經過他的村莊，我們看到岸上的一個小磚房也掛着共產黨的鐮刀錘子旗。

卡南告訴我，那裏正是他們村莊的黨支部。他們這個村子有2000多名居民，印共(馬)的黨員超過50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基層黨員在村子裏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農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調解村民之間的矛盾，同時積極引進新的農業知識與生產技術。由於緊密聯繫羣衆，印共(馬)在這個小村子裏深得人心。而黨支部每月也會組織黨員進行理論學習活動，毛主席的著作正是學習的重點之一。

“國大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人民黨是法西斯分子的政黨，而共產黨纔是貧苦大衆的政黨，”卡南自豪地宣稱，“相比印度的其他政黨，共產黨對個人品行要求最高，在政治上也最爲清廉。”

導遊結束後，爲感謝他的用心講解，我拿出了印有喬治·華盛頓的1美元作爲額外的小費，但卡南猶豫了一下，卻表示他更想要我錢包裏另一張印有毛澤東頭像的5元人民幣，即使這張鈔票在匯率上的價值更低。

“因爲他更貼近我的信仰。”卡南說。

民衆的羨慕

60年代初，中印交惡以後，來自中國的印刷物、商品等長期屬於禁品。直到80年代末，拉吉夫·甘地執政時期，印度才逐步和中國互通有無。

中印20年的交流匱乏，使印度人對於毛澤東的看法長期停留在中印戰爭時期，所以，在筆者接觸到的一些印度中老年人眼中，毛澤東是“敵國領導人”。

印度教材中關於中國的內容也並不算多。

筆者在印度的房東是當地教育協會的幹部，我曾在他那翻看一些在印度中學裏十分流行的近代史教材，比如《India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印度和同時代的世界）。

在這本教材中，關於建國前的中國近代史，只用了短短的幾句交代，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最終打敗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對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或中華民國時期毛澤東事蹟作更多描述。新中國的歷史則不在印度中學生的課程大綱中。

所以，當我問房東上高中的女兒：你知道毛澤東是誰嗎？她只能給出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Chinese Gandhi with a bigger face.”（中國的甘地，就是臉更胖一點）

相比之下，印度的大學生則對毛澤東有着更深入的瞭解。

來自印度東部的賈坎德邦的施布，正在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化學系上學。他的家鄉正好位於印度納薩爾派運動的核心地帶。

出身於表列部落的他對我說，他的長輩中很多人都曾參加納薩爾派運動，把毛澤東當作神靈一樣崇拜，直到現在，家裏的老箱子中還放着七十年代留下來的毛澤東像。

在家人的教導下，他也從小就知道一些毛澤東的英雄故事，比如說毛澤東雖然出身地主家庭（事實上應爲富農家庭），但卻因爲富有正義感而選擇爲貧民爭取權益。

注：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是對印度一批特定社會羣體的正式的、帶有法律效力的稱謂。除了十多個大民族外，印度還有300多個“表列部落”，這些民族分佈在印度各地，一般遠離其他民族、遠離現代社會。

印度東部山區的部落民參加印度（毛）的集會

拉傑什是馬德拉斯大學國防系的一名副教授，他曾經到復旦大學參加學術會議，對復旦大門口的毛澤東雕像印象頗深。

他對筆者說，自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所以在很長時間裏，都因爲毛澤東在中印戰爭中的“背叛”而對他恨之入骨。但是，後來在看了一位西方記者根據印度軍方機密報告寫成的《India’s China War》一書後，終於知道了真相——印度官方一直是將尼赫魯的判斷失誤轉嫁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於是，他決定靜下心來，去深入研究下這位中國領袖的事蹟。

拉傑什說：“我最爲佩服的是，毛澤東能在二三十年內，迅速在中國普及了基礎教育，而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的改善。中國後來的經濟騰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這些都非常值得印度領導人學習。”

執政者的反思

毛澤東對印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他指揮的中國軍隊，在中印邊境戰爭中給印度領導人“上了一課”，讓他們更清醒地認識了印度軍隊的戰鬥實力，重新反思對華外交政策；他的革命號召和戰略戰術思想，在客觀上激勵並指導了印度一部分窮苦大衆，與印度中央政府相抗爭，用武裝鬥爭的手段改變自身命運；他在中國教育普及和婦女解放事業上做出的貢獻，也被許多印度知識分子所注意到，成爲印度現代化建設的榜樣教材。

在當今的印度，受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印度東部和南部的一部分山區中，在印共（毛）的旗幟下生活的部落民。

長期以來，由於印度政府的忽視以及跨國企業對當地資源的粗暴開發，這些部落民很難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教育機會和人格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