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场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骤然而至，逆全球化的寒流雪上加霜，国际贸易遭受重创，制造业产业链脆弱不堪，各国服务业深陷困境，复产复工面临二次疫情的严重威胁。

几乎没有人料到，小小的病毒竟然迫使庞大的世界经济机器濒临瘫痪长达半年之久。更糟糕的是，这场导致2000多万人被传染，80余万人丧命的疫情似乎并没有在2020年结束的迹象，迅速扑灭全球新冠病毒的希望已经错过了时间窗口，二次甚至三次疫情高峰的梦魔开始深深植入政策预期。

疫苗成为万众瞩目的唯一希望。不过，如果新冠病毒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一种经历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磨炼的“狡猾敌人”，那么希望发明一种高效疫苗能够杀灭所有新冠病毒的毒株，就仅仅是一种幻想。

HIV病毒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当1980年美国第一次发现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时，那时人们以为HIV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实际上，HIV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从非洲原始森林的大猩猩身上传染给了喀麦隆的猎人，由于猎人们远离社会，所以病毒传染没有扩散，有些猎人的免疫系统甚至战胜了病毒。

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HIV病毒在自然界、大猩猩和人类之间跨物种反复跳跃达13次之多，但由于病毒的功力尚浅，尚不足以完全击垮人类的免疫体系，更重要的是，当时非洲经济贫困、交通落后、村落偏远，病毒每次在杀死最后一名感染者之后，被迫退回大自然，重新修炼攻击人类的战略战术，在致命性和传染性之间不断寻求完美的平衡点。

到60年代初，非洲经济大发展，全球化、城镇化、商业化使大批人口从偏远的乡村迁移到新兴的城镇，同时也带去HIV病毒。人口密集和交通便利使HIV在宿主之间的传播机会大增，病毒面临空前的宿主多样性，也激发出病毒不断变异的适应性。

经过漫长的进化斗争，60年代HIV病毒终于走出非洲，传到了海地，70年代扩散到了美国，80年代第一次被人类发现，这已经是HIV与人类反复较量80多年之后了。对付HIV这种历史悠久和斗争经验丰富的病毒，人类花费了数千亿美元和40年时间，至今仍然没有高效的疫苗。

新冠病毒在短期之内以如此惊人的传染力横扫世界，2020年应该不是它第一次与人类打交道，没有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进化和变异积累，病毒很难如此精确地摸准人类防御体系的命门，而且面对不同宿主的适应性极强。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个“老手”，那么短期之内疫苗成功扑灭疫情的希望并不乐观。

更长远看，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大发展，人口高度密集，交通设施不断升级加速，原本隐藏在大自然中的蛰伏病毒，它们或许已经与人类较量了许多年，但传播范围长期被限制在偏远地区，而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改善将使成千上万的病毒大军获得越来越多的向人类社会大规模入侵的机会。

一句话，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概率与经济繁荣成正比，经济发展越快速，病毒攻势就越猛烈。而且病毒将重点打击都市圈经济，人口越密集的城市、交通越便利的社区、学生越多的学校、客流量越大的商场、活力越旺盛的娱乐场所，都将是病毒扩散的天堂。

新冠大爆发导致现代社会第一次因疫情被迫进行全球经济大封锁，而新冠绝非最后一次病毒对人类社会的致命攻击。恰恰相反，这也许是拉开了病毒高频率入侵的序幕。在过去的经济模式中，病毒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今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必须考虑病毒这一巨大的经济成本。

历史由此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前病毒经济时代与后病毒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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