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韩原大败后，为赢回国人信任，晋惠公决心进行让利于民的改革。

公元前645年，韩原大败后，为赢回国人信任，晋惠公决心进行让利于民的改革。

为此，吕诒甥代表晋惠公进行了“作爰田”的改革。在宣布完这一决定后，吕诒甥向众人倡议：“国君不顾自己流亡在外，却为群臣担忧，恩惠已经施予众人，可我们又该如何报答国君呢？”

晋国士人们纷纷响应道：“您说该怎么办呢？”

吕诒甥答道：“征收赋税、修缮城墙以辅助太子，诸侯听闻我们丧失了国君却有了新君，群臣和睦相处，甲兵比以前更多，那么友好国家就会鼓励我们，仇敌之国就会害怕我们，这样才能对国家有好处！”众人听了后，大悦。

于是，吕诒甥顺势又在晋国推出了“作州兵”改革。“作州兵”，就是晋人扩充军力之举，不但扩充武器装备的生产，还增加兵源——把征兵范围扩充到“遂人”。

这两项改革，是晋惠公不得已而为之，却对晋国后世影响极深。晋文公回国后，之所以能迅速称霸，就是这两项改革所奠定的基础。

然而，“作爰田”改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很多古人认为，“作爰田”改革不过是恢复易田制：西周时有让农民定期在优劣土地上轮耕、易土易居的制度，以确保土地分配的公平性；早先晋人停止了这种做法，晋惠公借此恢复古制，以取悦于民。然而，“作爰田”如果只是恢复易土易居制度，那么由良田更换至劣田的人肯定不会高兴，谈何收买全体晋人之心？

杜预认为，“作爰田”是将公田之税分赏给国人，以收买人心。可藉田制下，公田本身就是“税”：农民到公田上劳作，以此作为获得“私田”作为报酬。农民以劳动力而换取私田的现象，被现代人称作“劳役租”。藉田制下，并不存在“实物租”，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田之税”了。

否定了以上两种说法后，近现代学者们大多认为“作爰田”是晋国改变田制之举，即将公室之田全面私有化了。公室之田全部私有化给国人，正好证实了《国语·晋语三》的记载：“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辕田”，即“爰田”；为了赏赐众人才“作爰田”，恰恰反证了为收买人心，晋惠公不得不将公室土地私有化给国人。

确定“作爰田”改革是改变了田制，可争议还是存在：改变田制后，晋惠公是将公室之田完全分配给了农民吗？

这一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虽然是公室之田完全私有化，但私有化对象不一定是全体农民，更有可能是卿大夫阶层。晋惠公要收买的对象，肯定是能够决定其去留的中上层人士，而不是底层士人。虽然士人也能参加国人大会，但在藉田制下，士人是“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也就是说，分封制下士人是没有分封资格的。这次“作爰田”改革，士人怎么可能得到世袭土地？

从另一项西周制度的演化，也可看出“作爰田”改革的受惠对象。

在藉田制基础上，周人建立起了乡遂制度。晋惠公回国前的这次“国人大会”，就是乡遂制度下乡人（即士人、国人）“询国迁”、“询国危”、“询立君”集体议政权利的体现。

可“作爰田”改革以后，晋国却再也没举行过国人大会，来让全体士人来践行“询国迁”、“询国危”、“询立君”的政治权利了。公元前607年，赵盾杀死晋灵公改立晋成公，没有举行“国人大会”；公元前573年，栾书与荀偃杀死晋厉公改立晋悼公，也没有举行国人大会。

为什么“作爰田”改革后，晋国士人的议政权利都取消了？

其实晋国士人议政之权并没有取消，只不过下移了。

公元前550年，在齐庄公支持下，栾盈偷偷返回晋国、进入了自家采邑曲沃（今河南陕县曲沃镇），找到曲沃大夫胥午，提出要造反。第二天胥午就邀请曲沃人喝酒，并在酒席上故意提及栾盈。曲沃人群情激愤，纷纷高呼道：“得主（指栾盈）而为之死，犹不死也！”最终，栾盈在曲沃人支持下发起了叛乱，一度攻入了晋都绛邑！

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作爰田”改革后，国人议政权利并没有取消。只不过，“作爰田”改革把公室之田全部分配给了卿大夫，公室田地上的民众自然也归于卿大夫门下，国人大会从此不能议国政，只能议卿大夫的家政了。

可见，晋国国人大会并非消失了，只是权力下移了。

国人大会，是藉田制基础上的一重要集体政治活动；能在卿大夫采邑中得到保留，恰恰证明了“作爰田”改革，并没有将土地分配给了底层农民，只是将土地私有化给卿大夫这一层级。

如果土地完全私有化给了个人，这类集体政治活动的基础还存在吗？

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描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巨变。在小说中，记载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在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前，双水村经常举行各类集体政治活动；可一旦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到位后，人人都只顾自家生产，根本就无心再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导致双水村村委会大门上的锁都锈蚀掉了！在土地完全分配给农户后，农民整天忙于自家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哪还有时间去参加各种形式化的集体政治活动？

如果说国人议政大会的存在，只是没有将土地完全私有化给普通农民的外在表象的话，那么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就是决定藉田制长期存在的客观必要了。

春秋时代，虽然在中国已出现了铁器，但铁器的使用并不广泛。由现代考古发掘的吴王夫差剑及越王勾践剑的材质看，主要都是青铜材质。春秋晚期的两大霸主所铸之剑都是青铜剑，足见当时铁器并不流行。缺乏足够坚韧的铁器，导致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极低。因此把土地完全私有化给个人，单个农户家庭未必能独立承担起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当时也不具备将土地完全分配给农民个人的技术条件。

藉田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其“公社”性质，农民祖祖辈辈都集体生活与劳作在一起，彼此互帮互助，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人能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生存下来。所以，“作爰田”改革的私有化对象，不太可能是底层农民。

公室之田完全私有化给了卿大夫，一旦有了战事，晋国军队兵源就只能出自于卿大夫们的封邑了。因此，卿大夫家族的封邑越多，不但能控制晋国经济命脉，也能掌控晋国军事命脉。

晋景公、晋厉公执政期间，郤氏人才辈出，郤锜、郤犨、郤至三人成为卿士，家族中还另有五人成为大夫。时人评价郤氏，是“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郤氏如此财大气粗，家族兵力又多，难免会有些嚣张跋扈。有一次，晋厉公组织大臣们田猎，郤至与晋厉公身边寺人孟张产生争执，郤至竟然想都不想就将孟张给射杀了！为此，晋厉公狠下心来，把郤氏给彻底剿灭了。

无论是晋景公灭赵氏，还是晋厉公灭郤氏，都是“作爰田”改革后，公室对威胁到自身地位卿族势力的无情镇压。可既然无法推翻“作爰田”改革，那么公室被边缘化的宿命又怎么能够逃脱？

公元前552年，晋平公将栾盈驱逐出晋国，并下令栾氏家臣不得跟随他出逃。可栾氏家臣辛俞却公然抗命，试图追随栾盈，不幸被抓到了。当晋平公质问他时，辛俞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听说，‘三世为大夫家臣，就将大夫视作国君；二世以下，侍奉大夫如同主人。’侍奉国君要不惜以死殉职，侍奉主人要勤勉尽责。下臣祖父因为没有大功劳，世代隶属于栾氏，到现在已经第三代了，我因此不敢不把栾氏当作国君来看待！”

辛俞的回答，道出了晋国的最大隐忧：自“作爰田”改革以后，晋国之民有多少代隶属于卿大夫了？如果晋国之民都侍奉卿大夫如同国君，那国君在民众还有地位吗？

辛俞之说，证明在“作爰田”改革后，晋国公室在政治上也逐渐失去了控制权。

不管“作爰田”改革在晋国造成了什么恶果，但晋人的改革却在东周起到了示范效应：晋国能崛起成为东周“超级大国”，其原因之一就是“作爰田”改革。既然晋国如此改革能强大自身，那别的诸侯国也能效仿。

公元前562年春，鲁国正卿季武子突然提出扩充至三军，“三桓”家族各领一军。这次改革的实质，就是效仿晋国“作爰田”改革，将公室之田全部私有化给三桓家族，然后各家主持一军，同时向公室上交赋税。改革之后，“三桓”自家私邑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然全部裁撤掉了。

季武子目的是把公室之田全部私有化给“三桓”，然后由三桓家族来承担起组织、供养军队的义务：军队归入自家门下，各家对军队的投入肯定更多，鲁国军队战斗力自然也就随之提高了。

可晋人的改革到了鲁国难免有些水土不服，总会留一些尾巴。

季武子是首倡之人，其支持度也最高：他将自家私邑与公室之邑完全合并，能服兵役的家庭不征赋税，不服兵役的家庭则加倍征收赋税。叔孙氏对三分公室之举原本就颇为疑虑，所以虽然裁撤了私家军队，却拒绝将私邑民众纳入征兵范畴。孟孙氏则采取折中策略，将私邑上的民众一半与公室之邑合并，另一半仍然留在孟孙氏名下。

“三桓”中两家都对私分公室改革顾虑重重，证明当时人对“作爰田”改革的真正效果依然缺乏深入认识。

公元前538年，叔孙氏家主叔孙豹去世，季武子趁机提出再次改革，裁撤中军，把公室之田一分为四，季孙氏占两份，叔孙氏与孟孙氏各占一份。这么多年过后，“三桓”都已看清公室确实是无法再有作为了，所以三家都放心地将自家私邑与公室之邑完全合并了。至此，鲁国的“作爰田”改革才算彻底完成。

可改革后，鲁国公室却迅速被边缘化了：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与季孙氏产生冲突，却被“三桓”联手赶出了鲁国，死在了晋国；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又想借助外国力量驱逐“三桓”，却再次被赶出鲁国，逃到了越国！

既然私有化公室之田的“作爰田”改革是成就晋国霸业的原因之一，为何鲁国私有化公室改革却让公室迅速陷入了边缘化境地？

同样一副药，不同病症的病人吃了，当然不可能产生同样的疗效。

晋国“作爰田”改革时，公室号召力还在，人心都向于公室。因此，晋国“作爰田”改革，对卿大夫们产生了激励效应，让他们更加忠于公室。此外，晋国改革的受益对象，是全体卿大夫；即便公室之田都私有化给了卿大夫们，各卿大夫家族实力大致均衡，能产生了互相制衡、相互竞争的效果。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晋国公室主动放弃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控制权，可卿大夫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人人励精图治，促使晋国国力蒸蒸日上。

鲁国则不同。

自从鲁僖公之后，三桓就长期把持国政，长期驾凌于国君之上。因此，在模仿晋国“作爰田”改革时，无论是“三分公室”还是“四分公室”，都只有三桓家族参与。在分得公室之田后，强者愈强，“三桓”家族便彻底控制了鲁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命脉。如此情势下，当然加速了公室的边缘化。所以，改革数十年过后，三桓家族就可轻轻松松地将鲁昭公驱赶出鲁国。

这就是“作爰田”改革在鲁国水土不服的最大原因吧！

即便是在晋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卿族兼并重组斗争后，“作爰田”改革的负面效应也完全体现了出来：韩、赵、魏三家成为最终胜利者，瓜分了晋国。这其中最关键因素，就是“作爰田”改革后，晋国公室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控制权。三家分晋，也就是迟早之事了！

晋国“作爰田”改革与鲁国私分公室改革的殊途同归，证明了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虽然触发两国改革的起因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