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最後一位全程親歷東京大審判者高文彬去世，享年99歲

2020年9月7日，記者從民盟上海市委獲悉，最後一位全程親歷東京大審判者高文彬先生，於今日凌晨三點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99歲。

據“上海民盟”微信公衆號此前消息，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學家、翻譯家、歷史學者。1985年9月入盟。1945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間，高文彬參加東京審判，先後任國際檢察局翻譯、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祕書職務。

7月20日，我們在醫院探望了高老，遺憾的是他當天早晨突然陷入昏迷，無法接受我們的採訪。看着平靜躺在病牀上的他，回顧這位世紀老人的一生傳奇，不禁讓人感慨萬千。

受聘翻譯兼祕書

1941年9月，畢業於東吳大學附屬高中的高文彬，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進行系統的英美法和中國法的學習，並於1945年獲法學學士學位。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高文彬回憶說，那時，大家一起分享抗戰勝利後的喜悅，“那段時間是我最開心、最激動的時刻，感覺日本侵略軍終於惡有惡報了。”

1945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正式組建，向哲濬任中國檢察官。東京審判適用英美法程序，同時，法庭的官方語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繼續增派相關專業人員。當時的東吳大學是國內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課程的學校，於是，高文彬的老師、上海著名律師劉世芳，把滿懷熱情且英文極好的高文彬推薦給向哲濬。經過測試，高文彬等五位翻譯被錄用。他們於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江灣機場乘坐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就這樣，高文彬成爲參與東京審判的17位中國代表中的一員。

1946年5月至9月期間，高文彬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翻譯工作結束後，他因表現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祕書之職。就這樣，高文彬繼續參加中國檢察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結束。

擔任中國檢察官祕書時，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譯、覈對庭審記錄，負責國際檢察局和中國檢察組的聯絡和往來文件處理等。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和整理文檔，他都通宵達旦完成了各項工作。

東京審判歷時924天，因其案情龐大、複雜及證人、證據之多，成爲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爲浩瀚的一場審判。在中方代表的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接着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後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甚至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

揪出“百人斬”元兇

根據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於任何疑犯均無罪推定，必須由檢察方提出充分證據，由法官認定後進行定罪量刑。由於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後的一段時間有組織地銷燬了大量證據，而國民政府當局對東京審判的前期準備工作不足，未能系統蒐集證據和證人，對於證據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檢察組肩上。中國檢察組的每一個人都會抽出時間去查找能夠對審判有幫助的證據材料。

高文彬就是在翻看檔案材料時，發現了一份讓人震驚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中發現了標題爲《百人斬超記錄》的報道，文中寫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約定以先殺滿100箇中國人者爲勝，因一人斬了105個，一人106人，決定重新開始150人競爭，報道配圖就是南京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實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時，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說，“作爲中國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將他們處決。”

根據這一發現，中國檢察團隊很快搜集到了《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等多家報紙的大量同題報道。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揚。《東京日日新聞》更對其進行持續關注，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確切，同時還配發了照片，成爲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鐵證。

高文彬隨即把報紙複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國檢察組辦公室，另兩份轉寄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時任庭長的石美瑜收到資料後馬上呈報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通過盟軍將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緝拿歸案並押送南京軍事法庭受審。儘管他們對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賴，但在確鑿的證據前，終於得到了正義的審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被執行槍決。

1948年8月17日，在完成中國檢察組的工作後，高文彬隨同向哲濬回國。他們帶回兩大箱東京審判全套庭審記錄，一套送到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套送到東吳大學法學院，遺憾的是後來兩套記錄全部遺失。11月，高文彬通過報紙瞭解到了東京審判的最終結果，主要戰犯受到應有的懲罰。

如今，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掛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提供的重要證據。

參與編輯《元照英美法詞典》

回到國內，高文彬繼續在上海工作，成爲國民政府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的一名專員，1949年起在上海軍管會外事處工作，期間還兼任東吳大學法學院講師。1952年，高文彬受東吳大學一名被錯打成“特嫌”老師的牽連，被判刑並送外地改造長達27年。勞改期間，他堅持學習和閱讀，把唯一可讀的英文版《毛主席語錄》讀了無數遍。

1979年，高文彬終於回到上海，就職於上海海運學院（現爲上海海事大學）遠洋系任國際法學教師，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他繼續勤奮工作着，1986年被提升爲教授，1988年退休並被返聘擔任原職。他參與翻譯《國際法譯叢》《國際私法譯叢》《國際法與技術轉讓》等；參加編寫《大衆法學》《法律百科知識手冊》《涉外法律使用手冊》等；爲英國《世界扣船》叢書撰寫“中國扣船”部分；發表《海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論共同海損》等論文。1990年2月至1991年8月，他還應邀赴美國緬因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和舊金山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講學，並被海斯汀法學院推薦爲“馬文·安特生基金會”第一任外國專家講師。

1997年，高文彬開始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沒有報酬的工作。他所負責的是以A、D、H爲首的詞條的校訂。北京方面把經過英中對譯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裏，而後定期把校訂後的稿子取回。請他審閱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他一絲不苟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就修正抄寫後貼到樣稿上。他廢寢忘食，期間因過於勞累而中風，出院後，又繼續投入到編撰工作中。2003年，這部詞典一經出版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可。詞典的扉頁上，記錄下了高文彬的名字。

永不褪色的愛國情懷

1985年9月，經時任上海海洋學院遠洋系副主任的程克武和王義源介紹，高文彬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歸宿。此後，他不顧年事已高，積極參加各種盟務活動。即便是在退休後，每當民盟組織退休盟員活動時，他都會不辭辛苦地趕到學校參加。而民盟市委、區委和海事大學委員會每年都會去探望他。據民盟上海海事大學委員會祕書長、原常務副主委蔣志偉老師回憶道：“高老是一個熱心人，我曾爲建校史館對其進行採訪，他都能娓娓道來。他曾遭受到相當長時間的不公待遇，但能夠如此之快地走出陰影，融入社會，是我們不得不佩服的。”

“我們一定要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堅持不懈地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這是高文彬常說的一句話。他叮囑自己的學生，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工作，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要爲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出力；叮囑在國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損祖國的事，如違反這一條，我就與你們斷絕父女關係。”

在中國各項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中，高文彬都儘量出席。生病前，他還一直在參與東京審判相關史料的整理工作。據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盟員程兆奇教授介紹，高老參加過該中心的很多活動，十分關心中心的研究工作。2016年，95歲的高老儘管步履蹣跚，仍要堅持參加東京審判開庭70週年的紀念活動，當時他還提出建立“東京審判紀念館”的願望。

晚年的高文彬一直保持着海派男人的作派，在北外灘的住宅裏頤養天年。民盟浦東區委原副主委王衛平回憶道，每次去探望老高時，90多歲的他始終穿戴得整整齊齊，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在炎熱的天氣裏，高老還特意從冰箱裏拿出小毛巾和冰鎮飲料給客人。高文彬喜歡喝咖啡、品紅酒，喜歡音樂和攝影。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只要有機會他就拍攝，爲後人留下了大量珍貴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