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消息，从去年9月开始的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进展，出土了大量的完整清晰的文书、木牍以及军事遗存。

烽燧，也叫烽火台，是古代最基层的军事据点。根据出土文物以及碳十四的判定，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修建于唐朝。

那么这处烽火台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是位置。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位于新疆尉犁县（罗布泊）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中，条件十分艰苦，也正因为地方偏僻，所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唐朝烽火台始终不为人所知。

1896年3月，西方探险家趁清王朝统治虚弱，打着考古的幌子多次进入塔里木地区，以攫取这里的宝藏。一位名叫斯文赫定的西方探险者在孔雀河沿线发现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称其为阿亚格吐拉（意思是低塔）。当时的烽燧残高6.1米，西侧还有长8.2米、宽2.7米的营房。

这也是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第一次被发现，但因为近代中国长期战乱，这处唐朝烽燧没能引起重视。直到2007到2009年，新疆文物部门耗时2年对孔雀河一带的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测，这处位于荒漠中的唐朝烽火台才“重见天日”，并于2019年9月启动了考古发掘。

虽然身处荒漠，但在唐朝时，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却是唐朝内地与西域连接的前沿，属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军事设施，扼守着“楼兰路”军事防线，是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突出。

其次是出土文物。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首次发现了“计会交牌”木质实物，所谓“计会交牌”，就是烽铺与烽燧（游弈所）之间相互验看牌证的记录，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一种驻军之间的日记，这在考古界弥足珍贵。

而在出土的文书中，则详细记录了临河烽、马铺烽、安西都护府等，填补了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孝经》《韩朋赋》的发现，则证实戍边唐军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透过私人信札中“河州、雍州、岐州、幽州“等字样，可以断定，驻守此地的唐军，多数都是来自千里之外，他们需要从家乡跋涉数月才能赶赴驻地。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烽燧，但唐朝士兵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大唐的制度，拱卫着大唐的边疆，记录西域发生的见闻。

众所周知，至晚从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开始，西域就已经是中原王朝辖地。隋末战乱时，西域一度为突厥所控制。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在设置安西四镇后，唐朝又设立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对西域的管理从纯军事防御转变为全面经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

西域驻军的回援，直接导致了吐蕃攻陷河西、陇右，虽然与长安的通信中断，但四镇的唐军依然尽职尽责地守卫着各处烽燧据点。

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高僧悟空取回鹘路进入焉耆，赫然发现，安西都护府在与朝廷阻隔的情况下，仍在四镇实行着有效的地方治理，为大唐守卫着这处千里之外的飞地。

显然，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但西方出于某种目的，枉顾我国史书的记载，质疑西域的控制权，提出四九年以后我国才实际管辖这里的谬论。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现，以大量实物力证了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辖，打脸了西方的质疑。要知道，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只不过是众多唐朝遗存中的一个缩影。

一位网友的评论很是精彩，他说“军事实力就是史实”

尉犁县到西安的距离是2700多公里，在没有高速公路的唐朝，这个路程只会更远。试想一下，1200多年前，没有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唐朝能够供养孔雀河沿线的诸多机构设施，有效管辖着这块广袤的区域，也足见唐朝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