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份前記者的外賣送餐體驗報告:“闖紅燈率40.2%,相比昨天上漲13%”

當《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刷屏時,田牧正穿梭在北京各大寫字樓之間送外賣。

他本是一名財經記者,今年8月初辭職後,成了美團外賣的一名外賣員。

田牧說,那一刻,外賣送單的消息和朋友們不斷髮來的這篇報道的微信提示音,讓他忽然有種“失戀”的感覺。“外賣員這個職業或許是一個只會出現在當下這個時間段裏的短暫職業,但這個短暫而又龐大的羣體是值得被記錄的。”

成爲外賣員的這半個多月裏,田牧說他感受到了很多微小的善意。《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刷屏後,他說,周遭好像有了更微妙的變化,“好像有更多轎車停下來讓在送餐的我先走,寫字樓裏的白領在取餐時對我講的‘謝謝’也更多了。”

田牧說,他暫時計劃將這一份職業體驗到10月底,未來還打算試試做下“餓了麼”外賣員,等到整個體驗結束後,他將以視頻爲主的形式將自己這一段體驗呈現出來。

“撞題”的體驗式調查報道:

敬佩同行的同時,有點像失戀

在紅星新聞記者與田牧通過微信溝通採訪期間,田牧說的比較多的一句話就是,“不好意思,我現在正在送外賣,回覆不太及時。”現在的田牧是一名全職的美團外賣送餐騎手。和所有的外賣騎手一樣,如今的他穿梭在北京的各個寫字樓和餐廳之間,採訪只能在細碎的休息間隙展開,並以接到新訂單結束。

田牧告訴紅星新聞,原本,自己辭職後準備做一系列“體驗式調查報道”,而體驗外賣員的生活,是他系列報道的第一步,但這第一步就遭遇了記者同行間最不想遇到的事情——“撞題”。

在那篇報道發出當晚,田牧在自己的“外賣日記”裏寫下:要知道,一個記者莫大的遺憾就是同樣一個選題,在自己做出來之前,同行就突然發了,尤其是那種刷屏的報道。那勁頭,有點像失戀。

對於那篇刷屏的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田牧認爲很客觀,他也敬佩同行紮實的採訪,遭遇“撞題”是無奈且不可控的意外,但這並不影響他接下來繼續這一選題的決心。

他說,希望通過自己的報道,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下外賣騎手這一職業的存在、社會各環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記錄下這些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如果要改變目前外賣騎手的生存狀態,社會各環節角色需要付出的成本。

之所以把自己的鏡頭對準外賣騎手的行業,田牧說,外賣騎手是“只存在於當下這個時代短暫而龐大的職業羣體”,他相信在不久之後的將來,以科技更新的速度,也許很快會有新的技術將騎手的工作取代,儘管如此,這樣一個羣體的聲音是值得被記錄的,“在這座由新技術和新經濟構築的時代金字塔裏,他們是最底層的那一大塊兒。”

田牧說,起初剛做騎手時,他每天回家都會清洗自己的制服,第二天再穿上,後來被一些人說,“你這一看就不像外賣小哥,真正的小哥衣服哪能每天這麼幹淨”,在那之後,他便不再每天晚上清洗制服,現在好像也不再有人質疑他外賣小哥的身份。

採訪當天,田牧說他本該早上七點開始送餐,但因爲頭天晚上寫日記寫到清晨6點才入睡,結果這天一覺睡到下午1點,“我發現手機上有外賣組長的未接來電,回電過去,組長說今天要是棄跑了,就要直接封我號。封號就意味着永久拉黑,不能再做了。”

田牧說,儘管沒有任何形式的書面規定,但站長的一聲令下,便可以決定一名騎手的職業生涯是否結束,爲了能繼續留在行業內,田牧請組長幫忙換了排班時間,立刻出發,開始了新一天的送餐之路。

一份特別的體驗式日記:

“闖燈率40.2%,相比昨天上漲13%”

田牧做了6年記者,報道內容基本深耕於財經領域。今年2月,他專訪了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半年後的8月,他就送起了西貝莜麪村的外賣——從計劃體驗到真正實施它,田牧用了不到半年。

田牧告訴紅星新聞,今年4、5月的時候,他開始計劃“幹票大的”。他希望通過扮演不同的社會職業角色,完成一系列的“體驗式調查報道”,這個計劃在他腦中逐漸成形和清晰。

真正實施這個計劃,其實並不困難。8月初,他辭去記者的工作;8月17日,他下載了美團衆包APP,註冊成爲一名美團外賣騎手;8月22日,他正式開始跑單;9月初,他又加入了薪酬可日結的樂跑,“現在更像一名真正的外賣小哥了”。

田牧說,這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原本,他計劃買一輛電車,結果在其他外賣員的熱心介紹下,田牧找到了一個可以租電車的地方,押金500元,租金每月460元,其餘的一些外賣騎手的必要裝備,都必須在指定的騎手APP網上商城購買。田牧認爲,商城裏指定購買的用品其實也算價廉物美,“一件短袖制服二、三十元,挺吸汗透氣的;安全頭盔幾十元,質量也不錯。”

與其他外賣小哥唯一的區別是,田牧多了兩個裝備——電車的左右後視鏡上分別綁上了計數器,還有一個GoPro(運動式便攜攝像機)。GoPro用來拍攝日常素材;計數器用來統計闖紅燈率。田牧在送餐時,每過一個紅綠燈就按一次右邊,每闖一個紅燈就按一次左邊。在每晚的日記裏面,田牧都會記載當日的闖紅燈率。

記日記,是現在田牧每日睡前必做的功課。

在9月9日這天的“外賣日記”裏,田牧寫道:

和昨天一樣,上午10點半開始,下午5點半結束,實際送餐6小時。今天把同時接單量從2單調高到3單,意味着我的餐箱裏最多可以同時放三位顧客的外賣。直接影響是,相同時間裏今天一共送了23單外賣,比昨天多4單。粗略算下來,收入應該也會多20塊左右,預計入賬120塊左右。

相同時間內單量增加,配送時的壓力和緊張程度自然會更高。而這也體現在闖紅燈的數據上,“今天送餐共經過87個紅綠燈路口,闖了35個,闖燈率40.2%,相比昨天上漲13%”。

在做記者時,田牧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但外賣騎手這份職業,卻讓他不得不開始適應規律的生活,“基本上從每天早上7點送到晚上6點,然後回家處理一些自己的事情,睡前把當天的日記寫好。”

雖然目前的外賣騎手生活基本上與自己前期的構想差不多,但也有一些出入。田牧說,起初他以爲外賣騎手有集體宿舍,他可以與其他同站的騎手同喫同住,這樣更容易真正融入這個羣體,然而實際操作後發現,騎手之間聯絡相對較少,雖然路上偶遇的騎手同行都非常友善,但卻很難有更深一步交集。

唯一一次“深一步”的交集,是那位曾經介紹他租電車的同行。事後田牧多次堅持要請對方喫飯,在飯桌上,對方告訴田牧,自己曾經是一名民間金融業務的業務員,後來國家對民間金融市場進行了整頓,自己失業了,爲了緩解經濟壓力,他幹起了不需要門檻的外賣騎手。

而他以爲田牧和自己一樣急需用錢,所以多次拒絕田牧約飯,“在席間,我告訴了他我是記者,他好像也沒有表現出驚訝,只是熱心地表示會幫我多留意騎手行業裏有意思的人和故事。”

這是騎手行業裏目前唯一一位知道田牧身份的同行。

半個月的體驗感受:

來自普通人的“細碎的溫情”

半個月的全職外賣騎手體驗,雖然時間並不長,但田牧已經感受到了社會各階層釋放出來的微小的善意。

田牧回憶,有一天他在一家餐廳取餐,口渴就順便拿了店裏一瓶售價4元的水,買單時老闆見他身着外賣騎手的制服,就堅持只收他3元,還說“你們天天外面跑着挺累”。還有一次他肚子餓了,去一家捲餅店買了一份捲餅,老闆問他要加哪些餡料,“我點了好幾種,至少外面要賣10元一個了吧,但是結賬的時候,老闆卻只收我5元,當時我沒反應過來,但事後心裏面卻覺得很溫暖。”

不止如此,每天奔走在送餐路上,住宅小區的保安幫忙撐開大門,爲飛奔的他節省送餐時間;在四處問路時騎着電車疾馳而過的陌生同行,停下車給他熱心指路;寫字樓裏拿到外賣的白領不住地說着感謝……

田牧說,這些都是他想記錄的細碎的溫情。但與此同時,他也真實地體會到了“資本的僞善”。

田牧舉例說,比如美團對外賣騎手的上崗前培訓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知識培訓”,其中最強調的是“紅線原則”,提示外賣騎手不闖紅燈、不逆行等安全紅線,然而在平臺系統的實際考覈裏,如果不闖紅燈,基本上無法完成任務。那些前期安全培訓裏再三強調的原則,卻並沒有與系統的實際考覈掛鉤,彼此好像是獨立兩部分的存在。

“現階段我給自己設置的同時接單量是3到4單,已經算是較少的了,但是也根本停不下來。”田牧說,他妻子在某天陪他跑了兩單,就已經深刻體會到了那種緊迫感。

那天,田牧帶着妻子一起送外賣,妻子幫他記錄一些鏡頭。在取餐過程中,一家商場內,田牧按照訂單找到指定商家取餐,卻被告知外賣窗口不在這裏,問過很多人後,田牧穿過商場到另一頭才終於拿到商品,“是很多飲料,特別重”。

由於在前期找指定取餐窗口時耽誤太多時間,留給配送的時間已經很緊張了,於是,在配送過程中田牧一路飛馳,但因爲飲料太重,塑料袋破掉,飲料掉了一地。當時,田牧已顧不得妻子還舉着攝像機,趕緊請她幫忙一起把滿地滾落的飲料裝在一起,然後一路狂奔抵達顧客家門口,“當顧客打開門那一刻,其實我離遲到只差30秒了”。

田牧說,這樣的情況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比如,那些電梯間裏不斷按着關閉電梯門按鈕的騎手,那些在街道上逆行飛馳的騎手……“其實在送餐工作期間,那種壓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當快要遲到時,人真的會被一種焦躁感所控制。”

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引起關注後,當日晚些時候,美團和餓了嗎兩大外賣送餐平臺紛紛做出了回應,但都引起了輿論的一些反彈。

在當晚的日記裏,田牧寫下了作爲一名外賣騎手對這兩篇聲明的看法:總的來說,兩家外賣平臺的回應就像是兩個作弊的學生被老師抓住,愛耍小聰明的那個張口就甩鍋給別人,還抖了個機靈,被老師賞了兩個耳刮子;見此情形,站在一旁的另一個只得乖乖認錯,還主動承諾了一些讓老師高興的改正措施,躲過了皮肉之苦。但這份承諾最終也只是糊弄人的紙面文章,它一定會挨更多巴掌。

紅星新聞記者 藍婧 沈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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